管理学本是西方的舶来品，西方管理科学的特点是侧重于把人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程序化的系统组织，然后去创造财富。这种管理模式固然能取得效益最大化，但也存在种种弊端。比尔·波拉德指出西方管理学的致命弱点是：“仅把人看做是生产单元，或者完全从经济角度来看，你就会忽略他们真正的价值。”西式管理学进入中国后，也有水土不服的问题。曾仕强在《中国式管理》中谈到：“一般的说法，公司的平均寿命，只有7年，不到7年的公司，根本谈不上企业文化，因为什么时候要倒闭，谁也没有把握。生存期间超过7年，就需要用心建构企业文化，以期生生不息，永续经营。”很多公司无法突破7年瓶颈，很大程度上在于没有克服西式管理的弊端。西式管理模式是建立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和产权明晰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体系。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但市场经济仍在培育阶段，这也是西式管理水土不服的重要原因。经济体制的转轨不可能一蹴而就，尚需一个较长的时段，西方的市场经济从无序走向成熟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岁月。因此，在获得制度化的保障需要高成本的现实条件下，多数民营企业家不得不另辟蹊径，谋求“发展”之后的“安全”。在许多企业家看来，相对于法律保护的刚性，尽管道德约束是更弱的一个层次，但如果能够辅之以亲缘和事缘的关系，形成一个尽管不易扩展却相对稳定的内部人员体系，在这个体系内用道德和情感来保护产权的成本，往往比动用法律的成本要低得多。科瑞集团的常务董事副总裁郭梓林认为，中国民营企业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原始资本来源的复杂性：二是由于社会在法律、道德、文化方面相对于市场化演进的滞后性，使得民营企业留下了许多的先天不足。其中前者涉及民营企业产权确立在程序上的正当性问题，后者涉及社会应该如何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的问题。前者是“术”，短时期内无法解决，后者则是“术”的滞后和缺失。所以，求助于“道”成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惟一选择。其实，国学对管理者而言不应只是无奈之下的选择。国学中许多内容不但能够帮助企业家解决现实的安全问题，也能弥补西式管理中的弊端。系统化的组织运作模式带来的高效率背后也有深刻的危机。个人成为企业组织的一个部件，人本身的价值和个性被组织磨平。个人对企业的认同、特殊人才的创造性也会在组织化运作中被忽略，而这些是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所谓中国式管理正是看到西式管理的弊端，提出以人为本的管理手段，以期突破企业发展瓶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指出“我的思考是我相信，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体制和方法一定有许多可供今天的企业管理者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我们不能只从国外引进管理知识，我们必须发掘中国古人的管理智慧，不仅要洋为中用，而且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北京大学国学培训班的成功，说明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中国固有的价值体系和管理智慧并没有过时，只要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结合点，既能弘扬国学，企业家也能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P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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