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和我上次回来时看起来完全一样。那次是在6个月前的寒假里。当时纽约正值严冬，冰天雪地，异常寒冷，我只好选择回到相对暖和一些的特拉维夫过冬，并和母亲，还有正在享受囚犯探亲假的尤瓦尔一起待了十来天。我把所有的窗户和阳台上的遮阳板都打开，到客厅接好电话线给母亲打电话，没人接，我留了短短几句话。我不清楚母亲是否已经知道了她的小儿子从监狱逃走的事情，所以在电话留言中没提尤瓦尔。接着我把录音电话、电视机和音响的线接好，把热水器打开，然后朝厨房走去，准备接通冰箱的电源，整理了一下柜子和抽屉。我知道还得去采购几天用的食物和日用品，几天呢？这可真是个问题。厨房里的一切依旧，洗碗池里落满灰尘，餐桌上倒扣着四把椅子。但这一切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我第一眼看到的是躺在地板上的一位年轻女子。她身穿一件印有彩色鲜花图案的白底色衬衣和一件到膝盖的灰色短裙，脚蹬一双黑色平底鞋，仰面朝天，已经无神的目光冲着天花板，脸颊上隆起的一个丑陋的淤血肿块，和她光滑的棕色皮肤形成刺目的反差。她的一只手放在肚子上，另一只手耷拉在地上，好像曾经想抓住什么。旁边是一件短牛仔夹克。就在我准备蹲下去摸她脉搏之时，我已经看出她死了。我惊得目瞪口呆，大脑一片空白，只能背靠墙站稳，等待这个世界在我眼前停止旋转。我不是第一次面对死尸。五年前我曾当过飞行保安，在一次赴意大利的航程中，一名乘客心肌梗死发作，在我对他实施人工呼吸的时候他死在我的怀里。但那次经历仍无法使我面对眼前的景象：一个年轻女子死在我家的厨房里，就躺在冰箱和洗碗池之间。我竭力控制自己，等待眩晕的感觉消失和耳朵里的鸣响停止。过了一会儿，那种眩晕感逐渐减弱，但耳鸣更加强烈，又过了几秒钟，我突然听到门铃在响——这把我拉回到现实中。虽然我并没有报警，但我第一个反应是警察来了，然而站在门口的是龙·拉帕特，他身穿平日上班的正装。黑色西装，带细条的白衬衫配皮尔·卡丹丝绸领带，俨然一副年轻有为的律师装扮，他仔细打量着我。“你没事吧？”“不是真的。”“在10点的新闻节目里报道了尤瓦尔……”“先别管尤瓦尔。”我一边说着，一边领着他来到厨房。虽然我们以前谈论过死尸，而且龙给我讲过他在部队上卫生课的时候，曾为获得直观印象而进过尸体解剖室，但眼前的事情他也是头一次经历。他的反应和我完全一样：急步上前，蹲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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