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

　　《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顾名思义，就是研究蒙古史诗的文本构成与隐喻意义。从程式到隐喻，是动态的，是蒙古史诗文本在与文化语境的互动中产生并获得意义的过程，包括三个层面：文本、意义、语境，三者缺一不可。文本是意义的载体，有它自己的构成机制，但它的意义是语境所规定的。不仅如此，就连艺人对文本构成机制的运用，也受制于传统语境的约束。因此，本课题研究将蒙古史诗文本放在它赖以产生和传承的传统文化背景中，从传统的角度审视文本，揭示其创作和传承上的程式化运作机制，以及它在与传统文化每根神经的紧密联系中获得多重意义的过程；从文本的角度反观语境，阐释和印证传统对蒙古史诗创作、表演、接受各个环节的深层约束力，揭示围绕史诗表演形成的史诗文化语境之存在意义。面对浩瀚的蒙古史诗传统，本课题选择了流传在国内外卫拉特蒙古地区的《那仁汗克布恩》史诗六个文本作为分析样例，首先探讨了蒙古史诗文本构成上的程式化运作过程。也有三个层面，程式、母题（素）、主题。蒙古史诗的主题及其序列在一部史诗多个文本中相对保持高度一致性；主题内部也有可供选择的多种相对稳定的结构模式，是由一系列母题（素）的规律性组合构成，这些母题（素）也有自己的特定模式，但是，一部史诗多个文本相同主题内部，母题（素）数量、组合方式不尽相同；程式在蒙古史诗传统中呈现出传承上的稳定性，但在一部史诗多个文本中却表现得相当自由（关于人物、马匹的特定程式除外）。三个层面表现出的稳定与自由倾向，同传统语境对于史诗艺人演唱活动的约束直接相关。这种约束来自传统的深处，其威力通过与神话和信仰交织在一起的种种禁忌、仪式的力量得到充分发挥。蒙古史诗存在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的双重甚至多重意义结构。在浅表层面上，史诗的叙事往往不符合世俗的逻辑、情理，甚至矛盾百出，令人费解。对矛盾叙事的解读催生对史诗隐喻结构的分析，使得《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从文本结构深入到文本背后的传统的意义。史诗的人物、人物的行为、母题、被叙事的事件等，具有隐喻意义。而史诗隐喻同日常语言常规隐喻和书面文学隐喻不同，其创造和传承紧紧依赖口头史诗的程式化特点，基于母题隐喻、神话隐喻和人物称号隐喻来建构和传承。《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运用结构主义和认知隐喻学的理论方法，从蒙古文化与蒙古史诗母题的意义关联中析出狩猎/战争、盛宴/集会、结义/冲突、婚姻/结盟、死亡/再生、迁徙/征服等一系列隐喻性对应关系，探讨了这些对应关系如何主宰了史诗的深层意义结构。《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的最后，把作者从田野调查中获得的一部与《格斯尔》史诗融为一体的关于成吉思汗的史诗性作品作为引子，把一部具有清楚的历史事实依据、具有鲜明的史诗特征的蒙古卫拉特口头叙事所保存的800年历史记忆，同8 00年前的蒙古历史文献记载和400年前的蒙古历史文献记载以及图瓦人的一部口头史诗进行比较，确认了它基于历史事实被创作，在流传过程中为蒙古历代历史文献提供史料依据和叙述模式，同时保持各地各民族中的口头流传状况的过程。在比较中，还发现了不同文本为保持历史记忆所做的种种努力，而这种努力集中体现在对核心情节的处理上。从这一点上，我们却发现了蒙古史诗传统语境之真实意趣。这是对蒙古史诗与蒙古历史文献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就这种研究来讲，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斯钦巴图，蒙古族，1963年10月生，内蒙古巴林右旗人。1985年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85—1988年在中央民族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获文学硕士学位。1988—1995年在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995—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获文学博士学位。1998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江格尔与蒙古族宗教文化》（1999）。2000年，荣获第二届“胡绳青年学术奖”——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