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或称我收藏家，必起立正襟而对曰：“实不敢当！实不敢当！”古代名家，姑置勿论。近现代允称收藏家者，如朱翼庵先生之于碑帖，朱桂辛先生之于丝绣，张伯驹先生之于书画，周叔 先生之于古籍，学识之外，更雄于资财。以我之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实不具备收藏家条件。此集所录，除舅父、先慈所作书画及师友赐赠翰墨文物外，大都掇拾于摊肆，访寻于旧家，人舍我取，微不足道，自难有重器剧迹。在收藏家心目中，不过敝帚耳。而我珍之，岂不正合“敝帚自珍”一语。此吾集题名“自珍”缘由之一。 敝帚可喻物，亦可喻人。自1945年日寇投降后，奔走调查，收回被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两三千件，其中不乏国之重宝，由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派员接收保管，当属我一生中最重要工作之一。不意1949年8月自美归来，竟被视同敝帚长达三十年。至于“三反”冤狱，故宫除名，五七扣帽，不仅敝帚之不如而直弃同敝屣矣。大凡遭受极不公正待遇者，可能自寻短见，可能铤而走险，罪名同为“自绝于人民”，故万万不可。我则与荃猷相濡以沫，共同决定坚守自珍。自珍者，更加严于律己，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做人，惟仅此虽可独善其身，却无补于世，终将虚度此生。故更当平心静气，不亢不卑，对一己作客观之剖析，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确之理解与承认。惟立志如此，却难如人愿，而一再遭受打击、摧残与阻挠。 如1958年《髹饰录解说》脱稿，开始搜集清代匠作则例。蒙朱桂辛先生亲笔致函文物局古建所，将前营造学社所藏抄本则例多种借出，益以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等处所藏，共70多种。1960年开始汇编工作，至1962年已将漆作、油作、泥金作、佛作、门神作、石作、装修作、铁作、画作、铜作、作之条款，从多种则例中辑出缮录，并加编次，准备进一步将各作中之名辞、术语提出，一一试作诠释。并以佛作、门神作为试点，但仅写成两作概述而“文革”开始。则例汇编工作为我带来无数大字报批判及大小会斗争。后果如何，不问可知矣。 又如1969年肺病（“三反”中在牢狱遭感染）复发，且有空洞。医嘱卧床休养，而军宣队勒令必须下咸宁干校。劳动中见畦边菜花倒地，犹昂首作花。受其激励，顽强生活，壮志弥坚，竟得康复，幸免葬身云梦之泽。有诗为证： 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 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 再如干校后期，生活大有改善。但坐视岁月蹉跎，光阴流逝，不免忧心如焚。亦有诗为证：春搴兰草秋芝草， 朝啖团鱼暮鳜鱼。 日日逍遥无一事， 咸宁虽好却愁予！ 立志不渝，长期奋斗，北风当有转南之日。1979年有伟人出，力挽狂澜，制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国策，对我等实恩同再造。从此多年来写成之稿件，积累之资料，得陆续以本人姓名正式出版。其鼓励鞭策之力，何止万钧！使我等更加废寝忘食，刻苦工作。今日回顾，又何等幸运。自1973年干校返京后，已争取到近三十个春秋，得以出版、再版中文、外文著作约三十种，其中有线图数百幅者，均经荃猷绘制，始得成书。荃猷退休后，亦完成《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及刻纸作业《游刃集》，诚不幸之大幸。 自年前整理去而复还之身外长物，编成此集，不禁又有感焉。其中有曾用以说明传统工艺之制作，有曾用以辨正文物之名称，有曾对坐琴案，随手抚弄以赏其妙音，有曾偶出把玩，藉得片刻之清娱。盖皆多年来伴我二人律己自珍者。又因浩劫中目睹辇载而去，当时泰然处之，未尝有动于中。但顿悟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此岂不正是多年来坚守自珍，孜孜以求者。吾集题名“自珍”，此为又一缘由。 我年八十，左目失明。去年春夏之交，一病几殆。今已届白香山新乐府新丰折臂翁之年，距证实自然规律之日，为期不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愚夫妇衷心祝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真理彻底战胜荒谬，明智永远消灭愚蠢。人人奋发图强，充分发挥所长。中华文明，发扬光大，卓立于世界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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