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发展中国的教育，政府、教育领导人和教育专家们正在吸取世界范围内的经验，从世界许多地方的好的做法中学习新东西，同时也要保证中国的教育必须与中国的特点和要求相一致。这是一个复杂的现代化过程。它包含着内在的矛盾一一例如数量的扩张与质量的提高、外来的与本地的思想、知识的扩张和知识的实际运用、产业界的需要和个人与家庭的需要等。有些时候这些矛盾是对抗性的，而另一些时候不是对抗性的。有不止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可以用来解决教育扩张所带来的矛盾。在这儿，在确定未来走向时的决定性因素是公共政策，尤其是政府的计划。而公共政策及其问题、困境和解决办法正是《澳大利亚教育与公共政策（引进版）》的内容。《教育与公共政策》一书于2007年在中国翻译出版，其原因是：（1）在过去的十年中，《澳大利亚教育与公共政策（引进版）》英文版在英语国家和欧洲国家得到了广泛的使用；（2）我得到了中国学者的鼓励，使我相信《澳大利亚教育与公共政策（引进版）》内容与中国现在的教育是相关的。《澳大利亚教育与公共政策（引进版）》最初是在澳大利亚教育扩张和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出版的，它影响了教育的所有部门：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职业教育和研究。澳大利亚的政策制定者和教育专家们所面对的问题在世界的许多国家中一再被遇见。《澳大利亚教育与公共政策（引进版）》或许可以加上一个副标题“教育扩张的问题”。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共同线索。《澳大利亚教育与公共政策（引进版）》是以《教育与公共政策》的书名来写的，它是我的第一《澳大利亚教育与公共政策（引进版）》。我在写它的时候还是一名博士研究生，刚被任命为墨尔本大学的一位中级研究人员。起先我对《澳大利亚教育与公共政策（引进版）》受到公众和学术界如此大的肯定感到吃惊，而且有点陶醉。现在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教育与公共政策》在十多年后仍被广泛使用，这可以从它在Google Scholar上被引用的次数越来越多这一点上看出来。我每年仍然收到大量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和学者写来的信，探讨书中的思想。《教育与公共政策》一书的基本观点可分成两部分。首先，《澳大利亚教育与公共政策（引进版）》认为，教育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具有广泛的目标和功能一职业和经济的，民主和政治的，文化的、学术的和产生知识的，它有助于社会与个人价值观的形成，负责儿童的培育，是国际交流和社区建设的重要场所，等等。如果政府试图把教育降低到只局限于其中一个功能，那将是不明智的。政府常常受到诱惑，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可以测量的经济回报上而忽略教育的文化功能，因此把大多数投资放在定义得很狭窄的职业技能培养和应用性研究上而不是放在基础研究上。但是，教育首先是与长期的能力培养相关的，在这种长期的能力培养中，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与经济领域同等重要，应当得到教育的支撑。甚至教育的经济收益也不仅仅是眼前的，也有长期的，而且也根本不总是可测量的。澳大利亚政策的主要失误之处在于把教育想象成了一部短期的生产机器，并按照这一想法转移了资源。这一失误的含义在书中进行了讨论。《澳大利亚教育与公共政策（引进版）》的一大部分探讨了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参照框架中的矛盾：人力资本理论，作为生产功能的教育，单方面的、排除了其文化功能的职业教育，以及可以把教育（首先是与人相关的）看成只是一种可以在市场上销售的。。货物，，的观念。《澳大利亚教育与公共政策（引进版）》论点的第二部分认为教育仅仅是社会基本机构之一，它不能仅靠自身来创造奇迹。如果我们要充分实现其益处，就必须使教育与其他社会机构开展积极的协作，尤其是与家庭、政府和工作单位。澳大利亚政府在教育扩张时期犯的第二个失误是对教育靠自身的力量所能办到的事的期望值实在太高：似乎现代化所需的一切就是教育改革。例如，仅靠自身的力量教育机构是无法培养出完全适应工作的人员的，最有效的培训大多是在实际工作中开展的。教育本身不能把学位和工作完全匹配起来：中小学和大学都没有能力控制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教育是一种重要的价值观来源，但仅凭教育是不能保证有好的价值观的：父母和其他社会机构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仅凭教育不能使国家在世界上变得有竞争力。事实上，教育需要有其他诸多条件共同起作用才能对全球性竞争力有所贡献：明智的政府决策、完全现代化的企业、具有创业精神和革新精神的政府各部门、良好的本地社会环境、稳固的家庭和亲戚网络。教育可以作出很大的贡献，但条件是负有主要责任的政府要懂得，只有在无论中小学、培训学校还是大学与其他社会机构形成伙伴关系之时，它们的工作才能做得更好。我真诚地希望《澳大利亚教育与公共政策（引进版）》对在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学习和工作的学生、教师、大学领导人和政府行政人员有一定的益处，甚至实际的价值。我欢迎读者与我通信联系，就《澳大利亚教育与公共政策（引进版）》中所提出的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我要真诚地感谢协助《澳大利亚教育与公共政策（引进版）》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工作的一些人士。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在其博士生导师徐辉教授指导下工作的Sally Chiao（杨婷匀）。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中后来的改革在西蒙·马金森和马克.康西丹合著的《企业型大学》一书中有广泛的讨论，该书也已翻译成中文，并与《澳大利亚教育与公共政策（引进版）》同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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