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辑所收的十二篇文章可以分為三組。 第一組有三篇文章，主要探究的是全真道與儒、釋之間的關係。劉固盛的《全三教之真——以全真道老學為視角的考察》主要從全真道老學的視角考察了全真道對道、儒、釋三教理論的採納與吸收。他認為，全真道以“真常”概念释老予之道是“全道之真”，對儒家綱常名教的容纳和吸收是“全儒之真”以佛教術语闡明道體、發明心性之學是“全佛之真”，總起來可以稱之為“全三教之真”李大華的《儒學如何進入全真教的思想世界》專門探討的是儒學对全真道 的影響。他認為，王重陽創立全真道之初就繼承了儒家的孝道觀念，但同時也導致了行孝與出家之間的矛盾。為了解決這一矛盾，全真教把世俗社會中子女對父母的忠孝落實到徒弟對師父的盡忠蛊孝上，並把做到忠孝視為自身修煉的前提，從而將儒家的尊君、親上、仁愛和道教的遗世獨立、遐遁隱居等基本價值觀念融合了起來。孫亦平的《論全真道封佛教的藉鑒與吸收》以早期全真道為例，從教義理論、内丹修煉和生活方式等不同的方面探討了全真道封佛教的藉鑒與吸收，從一個侧面說明了佛教封全真道的深刻影響。 第二組有四篇文章，主要探討的是全真道與正一道、净明道以及民間信仰之間的關係。陳耀庭的《相互尊重，相互融合，共同發展——全真道和正一道互動關係初探》通過封全真道與正一道互動的歷史考察，得出了和則兩旺、争則兩傷的結論，並在此基礎上認為，處理正一道和全真道之間的關係，必須保持相互尊重、相互學習、相互支持、相互融合的態度。黎志添的《廣東道教歷史要述一以正一派、全真教及吕祖道壇為中心，兼論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基於歷史文獻及田野考察兩方面的資料，描述和分析了現存廣東道教的三個主要地方道教傳统的歷史發展及現況。通過對廣東地區全真派道觀、正一派道壇及吕祖道院的研究，他指出，近现代廣東道教的歷史發展過程，一方面是以道觀的形式和祭祀儀式的活動來傳播道教信仰，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清楚的中國宗教事實，道教在中國地方社會上又是通過火居道士為民泉提供豐富的生命和習俗禮儀，而保持和延續其根深蒂固的宗教功能的。郭武的《明清净明道與全真道關係略論——以人物交往及師承關係為中心》通過考察明清時期幾組道教信徒的交往情況及師承關係，發現了全真道受净明道影響的兩種不同模式，一種是雖未違到自覺，但能順其自然地“為我所用”，另一種是雖然接受了“净明忠孝”之說，但又不願意完全放棄原來所學，而是試圖融合兩派的學說。趙衛東的《全真道與民間信仰之間的互動——以濟南長清馬山隔馬豐施侯廟為個案的研究》以濟南長清馬山隔馬豐施侯廟為個案，考察了全真道與民間信仰之間的互動，並得出以下結論：全真道與民間信仰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當全真道與民間信仰能够做到和諧共處、互動互補時，雙方都會得到迅速發展；相反，當兩者有一方衰落時，另一方也必然受到影響。 第三組有五篇文章，主要探討的是明清全真道及其社會影響。張廣保的《明代全真教的宗系分化與派字譜的形成》綜合了近些年來國內外學者封若干全真教宫觀在明代的傳承譜系的個案研究，對明代全真教宗系分化的問題進行了系統探讨，指出《諸真宗派總簿》、《宗派别》、《道教宗派》等一類在清代出現的載述全真教各宗派傳承譜系的派字詩，至遲可以追溯至明代中期，它的形成反映出明代全真道發展的一種新的趨勢。樊光春的《明清時期西北地區全真道主要宗派梳理》以通過田野考察所得來的西北地區現存全真道碑刻為主要史料，考察了這一地區全真道宗派的分佈與傳播情況，並指出，全真道在西北地區的主要宗派是龍門、華山二派，最先出現的宗派名單是華山派，但近代以來龍門派在西北佔據主要地位。尹志華的《清代全真道傳戒初探》對北京白雲觀歷代傳戒律師的生平和傳戒次數作了考察，並介紹了北京白雲觀以外，清代全國各地遺教宫觀的傳戒情況，最後還探討了全真道三壇大戒戒本的來歷與主要內容。劉迅的《護城保國——十九世紀中葉清廷抵禦太平軍時期的南陽玄妙觀》探討和研究了清代咸同年間太平天國戰争時期南陽全真道玄妙觀在守護南陽城池的幾次戰鬥中所扮演的角色。通過研究指出，玄妙觀之所以效忠清廷並致力於守護南陽城池，不僅是由於其方丈張宗璿個人對於太平軍所懷有的厭惡，而更重要的是玄妙觀長期與清廷合作的傳統格局和其多年致力於地方社會的經濟和儀式生活的結果。高萬桑（VincentGoossaert）的《金蓋山網絡——近現代江南的全真居士組織》封近現代湖州金蓋山全真道的狀況進行了考察，不僅介紹了金蓋山全真道的歷史，而且對其在周圍地區的傳播、信徒的社會背景與活動情況等進行了考察。以上考察表明，全真道在現代中國社會有着十分豐富和複雜的潛能，而且與其他形式的中國宗教有着多種多樣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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