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研究：识小集》载人大小文章凡50篇，三十年间写成，年均不到两篇，就数量而论，不算多产。这首先是因为阎琦做文章坚持要有“真知、新见”，同时，在我看来，也与他为人行事的“低调”有关。他平日只是从容做事而不事张扬，他甚至很鄙弃那种“张扬”的作派。但他又是很自信的，每做成一件事，做得满意了，也会有自得之情溢于言表。读他的《跋》，不难感受到这一点。退休以来，他常常说“今后什么都不干了”一类话，似乎真如跋语所说要退出“人生的竞技场”，但其实并没有闲下来。近些年他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主编了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三编（隋唐五代部分），作为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的配套教材，有周期地印刷，发行量十分可观。做成这件事，于“沾溉后学”自然是不小的“功德”，同时，也给他带来了精神满足、包括每年都能得到一笔不菲的版税（“不菲”的标准，当然是对我们这个阶层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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