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刻《史记》文献汇编 第一辑（精装共20册）

　　中國古代漢文典籍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牢固基礎。《史記》作爲中國紀傳體史學、傳記文學的奠基之作，是日本研習中國歷史最重要的漢籍之一，對日本的政治、教育、史學、文學等領域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不同版本的和刻《史記》折射出不同時期日本漢學教育的特點。 《和刻文獻彙編》是對日本現存《史記》珍稀文獻的系統整理、彙編、影印，同時撰寫影印說明和版本述要。《和刻文獻彙編（第一輯）》包括兩套和刻《史記》文獻：日本慶長古活字本《史記》和日本明治十五年鳳文館刊《增補評點史記評林》。《和刻文獻彙編》不但具有珍貴的版本價值，而且其中有大量日本學者的批注，這些批注內容豐富，是歷代日本學者研習《史記》成果的積累。本書針對高清古籍圖片進行四色印刷，以“化身千百、傳本揚學”爲宗旨，真實再現古籍的現存狀態，替代古籍原本面向讀者，間接保護了古籍。古籍的紙張泛黃、墨色變淺不勻、書葉出現污漬，甚至破損，這些都爲鑒别古書、從事古籍保護研究工作提供著珍貴史料。◎日本慶長古活字本《史記》 （漢）司馬遷 撰 （宋）裴駰 集解 （唐）司馬貞 索隱 （唐）張守節 正義 《史記》傳入日本的年代可以確定在奈良朝以前。當時印刷術在日本已經出現，但尚未普及，僅供特權階層和僧侣印刷佛典、儒書時使用，所以從奈良時代到江户時代，《史記》在日本均以鈔本的形式流傳，一直爲日本學者所重視。十六世紀末，豐臣秀吉發動文禄、慶長之役將朝鮮所製銅活字及活字印刷術帶回日本。日本人模仿朝鮮的銅活字，製造出漢字和假名的木活字。日本文禄至慶安年間，以這種木活字技術印刷的書籍，統稱爲“古活字本”。 日本所藏的《史記》版本中，不乏善本、孤本，如杏雨書屋藏南宋朱中奉本、黄善夫本和元彭寅翁本等。《史記書録》中所列的六十四種《史記》版本，日本收藏有五十六種。 慶長古活字本《史記》是日本最早的活字本《史記》，經過了當時日本學者的精心校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日本所藏《史記》鈔本的面貌。本次影印選擇的是内閣文庫所藏林羅山舊藏本，此本在慶長古活字本《史記》中印行時間較早，錯誤較少，可以爲《史記》及三家注的校勘提供參考。◎日本明治十五年鳳文館刊《史記評林》 （明）凌稚隆 輯校 （明）李光缙 增補[日]石川鴻齋 輯校 《史記評林》在《史記》正文相關句下鈔録《史記》三家注，將各家評語及凌稚隆的考證載於眉端，並標識句讀，每句每段文法大義旁注於側，後李光縉又進行增補。和刻《史記評林》在此基礎上，將全書正文及注文加上訓點，使讀者更容易理解文意。 雖然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對於外來文化的吸收以歐美的先進技術爲主，但對《史記》的研究和學習却從未間斷。這一現象的根源，在於日本在明治時代希望用儒教來證明和鞏固天皇政權的合法性，加强教育中忠君愛國方面的内容。於是，不僅日本朝廷講筵遵循古例用《史記》作爲講義，大學、中學課本也收入《史記》選篇。 德川時代日本翻刻的《史記評林》僅有八尾版五種、紅屋版兩種，然而自明治二年（一八六九）至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短短十餘年内，就有七種新版《史記評林》問世。這不僅反映了日本對於《史記》的重視，也反映了《史記評林》在日本學界的深遠影響。鳳文館刊《增補評點史記評林》不僅經過重新校勘，而且在李光縉增補的基础上又增入歸有光、方苞二人的評點，在日本學界中頗受重視。昭和初年日本《史記》研究大家均看重鳳文館刊《增補評點史記評林》，池田四郎次郎《校注史記讀本》、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均以此爲底本，可見鳳文館刊《增補評點史記評林》在日本學界中的地位。

　　楊海峥 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古典文獻教研室主任，其多年從事古典文獻學的研究和教學工作，以先秦兩漢典籍及海外漢籍的整理與研究爲主要研究方向，曾先後在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哈佛大學燕京學社、日本早稻田大學古籍文化研究所訪問。 曾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北美漢學發展與漢籍收藏的關係研究”、國家社科基金年度項目“《史記會注考證》研究”“日本江户時代的史記學研究”，參與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和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美國圖書館藏宋元版漢籍圖録”；“《史記會注考證》和《史記會注考證校補》研究”；“國外所藏漢籍善本叢刊”等；代表性著作包括《漢唐史記研究論稿》《日本史記研究論稿》等；2015年整理點校出版日本學者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獲得2015年度全國優秀古籍圖書奬一等奬及北京大學第十三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奬二等奬；在《文史》《文學遺產》《文獻》等學術期刊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