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儒道释三教思想融合的大背景下，儒家士人对生死问题表现出了空前的关注。王阳明承认“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将超出生死一念抬到了“尽性至命之学”的高度，与前代儒者“论生不论死”的态度有很大不同，也启发了此后中晚明“性命之学”的热潮。“儒学能否了生死”的问题成为当时学界论争的焦点。其中，“异人”邓豁渠批判“阳明良知了不得生死”，其学问以“先天后天不相联署”为特点，质疑儒家“落情识”，不能超脱生死。阳明后学耿天台则针锋相对地指出邓豁渠是“两截学问”，并通过论述儒家思想中“死而不亡”的境界，强调“吾儒自有死生之学”，他以“真机不容已”为宗旨，认为道德情感非情缘，响应邓氏的批评。而罗近溪又与耿天台的思想相呼应，他以“生生”为核心建构儒家性命之学，将人之性命与天地生生之德相统贯。从这场学术论辩中，可揭示明代士人如何在个人解脱意识和道德意识之间寻求平衡，建构新形态的儒家生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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