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之所以为儒学，是由于它对现实人伦世界的强烈关注，是由于它对性善的坚信从而对工夫操持的强调。进入明代中叶，程朱理学日益僵化，天理-人伦成为拘束士子的天网。阳明心学由于兼顾天理-人伦与心性-道德，从而迅速赢得士子们的心灵。阳明将精神超越的热情从天理转向人的自得自足之境，与明代士人在政治高压下从得君行道转向觉民行道有关。但是在阳明心学中，始终存在天理-人伦与心性-道德之间的争执。阳明后学的激进派强调*性-道德的逍遥与解脱，保守派则强调天理-人伦，从而逐渐回向程朱理学。是向左走向良知，还是向右回向人伦？明代中晚期的心学，主要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了不断的演变。王艮强调百姓日用即道，突出良知说的生活化和现实化，在实际践履中产生了弱化甚至取消工夫操持的倾向。在泰州学派中，始终存在人伦实践与良知本体之间的巨大张力。鉴于泰州后学的各种弊端，罗汝芳努力修正现成良知，着重强调人伦世界中的孝弟慈实践，表现出自然与道德相合的圆融色彩。“天台重名教，卓吾识真机。”在耿定向与李贽长达十余年的争论中，核心问题在于入世与出世、人伦与宗教、道德之学与性命之学的关系。 在包括泰州学派在内的心性之学转向经世之学的过程中，气学起到了关键性的桥梁作用。这是因为，由于气学把超越的本体意识转变为实然的宇宙根源意识，因此将尊德性转变为了道问学。与之相伴随的，则是义理之性为气质之性所取代，气机生化的历史意识的崛起。 明末清初，由于天下分崩离析，对人伦秩序的关注成为华夏文明是否延续的生死攸关问题，思想界重新将目光投向了先秦六经。针对当时良知现成论者径任本体而取消为善去恶工夫的现实，顾宪成试图以朱学工夫彰显阳明学本体，从而使学风重新变得笃实。顾宪成及东林学派以工夫实践救正良知本体流于虚空的思路，后经刘宗周以及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继承和发扬，终于使得学术风气由虚转实，开启了明清之际的经世之学思潮。在椎心的亡国之痛中，明遗民对明末士风的浇漓轻薄和学风的玄虚浅薄进行了无情批判。顾炎武从经世立场出发重新解释致知格物，要求士子“博学于文”，倡导平实可行的行己有耻主张。在保国保天下的时代潮流面前，将心性之学束之高阁而转向经世实务，实乃顺理成章之事。经学直接关系到保天下之事，因为惟有经学才能正人心。经世之学必定重视礼。这是因为，礼学有助于稳固儒家社会秩序，有助于恢复纲常伦理，有助于存道统。顾炎武坚持经史同源，自觉地以经史互训，尤为擅长寓经世致用于典礼制度的考证。在博学而缜密的考证中，洋溢着顾炎武担当天下的救世情怀与贯通古今的闳通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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