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集子所收将近五十篇文字，便是作者到研究所之后，在上述意念推动下陆陆续续写出来的作品，其中部分与特殊场合、刊物有关，但大部分则是围绕着现代化探讨这一主题而衍生。何谓“现代”，自然有许多不同说法。我认为也许能凸显其特质的，则是其断裂性以及相因而至的纷杂性、变动性。李校长的格言，触及了这断裂性在时间以及空间的两个向度；史诺（C.P.Snow）的“两种文化”之说，则从科学与人文领域的分野，指出西方文化内部的断裂；而毫无疑问，我们正在踏入的这一个以生物之复制，人类基因库之解码，以及电脑能力之爆炸性扩张为标志的“美妙新世纪”，与刚刚结束的20世纪之间，无论从经济——社会结构抑或人类意识来说，亦同样有巨大鸿沟存乎其间。 由于“现代”的断裂特性，这本集子所收论文性质庞杂不齐，那并不足怪，甚且是难以避免的。然而，这并不表示，李卓敏校长的理想已经被遗忘，或者我没有做过一些跨越文化鸿沟的微弱努力——事实上，这恐怕是所有知识分子，无论在中国、西方抑或其他文明，虽然明知其不可也都无从逃避的一种尝试吧？20世纪之初，初次接触康德与叔本华的王国维便曾有“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之叹，乃至感到有“在二者之间”终其一生的危险。然则，对今日的知识分子而言，“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梦想恐怕更遥不可及了，倘若不甘以学术专业的深沟高垒自限，则以短暂生涯充填不同文化间沟壑之命运，殆将不免，这是无可如何的事。诚然，以十五年功夫，只得出这么一点儿成绩，虽谓纷繁事务间隙中草成，亦殊感汗颜。不过，敝帚自珍，人之常情，这些文字纵然空疏粗浅，自问倒也还用了心思，并非徒落窠臼，是耶非耶，识者正之。再次套用静安先生的话：“诗云：‘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此吾辈才弱者之所有事也。”至于他所向往的“深湛之思，创造之力”，则恐非吾辈常人所能企及，只有“俟诸天之所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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