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研究“济慈形象”问题，探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成为”经典作家的过程及原因。济慈在世时间不足26年，从事诗歌创作的时间不超过5年（从1816年5月发表首诗歌算起），生前被当时的两大刊物评论为“伦敦佬诗派”成员，在去世后至今的近200年里逐渐跻身于世界重要作家行列。昔日“可怜的济慈”如何在今天“成为”伟大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在此过程中哪些文化因素和文本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本著作所要探究的中心问题。本书在文化诗学视野中考察促使济慈作家形象形成和发展的因素及其作用，意义在于揭示社会文化力量在提升作家声誉方面应该承担和能够承担的重要责任。作家的形象研究就是研究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名声和声誉，研究路径大致有两种：其一为内因研究路径，主要依据作家的作品透视作家的形象，通过阐释作家的作品确立作家形象诸特征，重点关注作家形象的主体性；其二为外因研究路径，主要追溯作家的名声和地位的确立过程，将作家置于广阔的文学世界之中进行考量和评估，重点关注作家形象的客体性。作家既是文化力量的来源之一，也受到各种文化力量的影响，作家形象的发生与发展变化过程必然会受到诸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本书综合采用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方法，对济慈形象进行研究。济慈形象发展受到五个因素影响：文学报刊，济慈的友人，济慈的继承者和研究者，济慈故居与济慈资料中心，以及济慈作品内在特征，这五个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构筑了一部济慈“成长”为经典作家的独特历史。报刊文章构成“济慈死亡神话”的起点，辩护性文章和攻击性文章构成对话，共同促使济慈的个人形象和诗歌作品成为学界持久讨论的话题。济慈的友人（及其后代）都善于用文学和艺术作品表达情感，都通过自己（或后代）的海外活动经历将济慈形象传播至世界各地。济慈的继承者和研究者（丁尼生、罗塞蒂、米尔尼斯、福曼父子和阿诺德等人）通过自己的诗歌、传记、编著和批评著作，使济慈的抒情诗、书信、十四行诗、颂诗和史诗成为文学经典。伦敦的济慈故居、罗马的济慈－雪莱故居和美国哈佛济慈资料中心在20世纪上半叶相继建立，它们标志着济慈的文学史地位已经得到学者和读者的普遍认可，促进了济慈研究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塑造济慈的作家形象。济慈诗歌中的乡村图景、神话元素、对话性特征等是济慈形象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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