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ery）教授撰写的《宋徽宗》，是近年来美国汉学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近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了该书的中译本，令广大中国学者可借此了解美国汉学的最新动向。
在本书出版前，伊沛霞已经发表、出版了若干与宋徽宗相关的论著。本书继承了此前论著的基本思路，在内容上，对很多以往未曾详述的部分做了大幅度补充。除前言、结语及附表外，本书分为初涉国政、致力辉煌、展望伟业、面对失败四部分，分别叙述徽宗早年的生活及其继位之初的政治活动、徽宗与道教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徽宗追求圣王之治的努力、北宋的覆灭以及徽宗的人生结局。全书以时间为线索，涉及北宋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等多个层面，细致立体，内容丰富。可谓作者宋徽宗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对于宋徽宗及其时代，学界此前已有不少讨论。伊沛霞教授在撰写本书之前，曾多年从事两宋妇女史、社会文化史研究，成果颇丰，学术背景颇有别于传统的政治史研究者。因此她对徽宗所做的论述，也与既有的种种论著颇多不同，具有鲜明特色。
本书的新颖之处，首先体现在视角上。作者指出，以往的研究者大多习惯于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评判徽宗的所作所为，而她则试图“从徽宗的角度来观察他的世界，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讲述他的故事，旨在解释，而非开脱或谴责”（前言第5页）。平心而论，既有徽宗研究确实存在负面评价过多，而解释力度不强的弱点，往往令读者对相关问题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本书自“徽宗的角度”出发，以“解释”为主旨的研究旨趣，有助于弥补既有成果的缺陷。
作者强调“徽宗的角度”，在处理种种历史现象时，便不再如以往研究者那样，一味以后见之明，判断其重要与否。一些被后世认为不甚紧要，但徽宗个人相当看重的因素，在本书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例如，世人皆知徽宗是一名热衷艺术、崇尚道教的皇帝。但以往学者大都将之简单地视为玩物丧志，徽宗“对艺术的热爱被视为耽溺，而他对道教的崇尚则被视为自欺”（前言第4页）。至于徽宗是如何与艺术、宗教结缘，后两者对徽宗究竟有何意义等问题，很长时间没有得到过真正深入的探讨。作者不惜笔墨，对这些问题做了非常细致的论述，尤其是对徽宗本人的想法进行了反复的推敲，指出徽宗对艺术和道教的热衷，不仅源自其个人的爱好，更包含了非常宏大的理想；对艺术和道教的积极扶植，是徽宗“圣王之治”蓝图的组成部分。这些观点，深化了我们对徽宗及其时代的认识。
徽宗与道教的关系，作者尤其看重，将之视为理解徽宗的关键。通过反复梳理史实，作者修正了一些既有的认识偏差。如在以往的讨论中，研究者过多关注徽宗与林灵素等“左道”“邪术”之人的交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将这批术士视为徽宗朝道教史的象征。以此为出发点，自然不难得出徽宗崇道是自欺欺人之举这样的结论。即便是一些强调徽宗利用道教来增强自身统治合法性的研究，也没有真正与传统看法拉开距离。本书作者则以相对公允的眼光，对徽宗与道教之间的长期互动过程予以整体考察，指出早在结识林灵素之前，徽宗就已经与刘混康等道教大师有过相当频繁的过从。徽宗始终如一个普通士大夫，而非帝王那样与刘混康师徒进行交流，在诸如对道教经义、科仪的探讨等方面，徽宗也比一般士大夫更为投入。这表明徽宗对道教确怀有虔诚的个人信仰，他利用政治力量扶植道教，恐怕也不全是想借此愚弄百姓，而更多地希望借道教来履行自己作为君主的职责。
徽宗究竟是一名虔诚的道教信仰者，抑或仅仅出于“神道设教”的目的对道教加以利用？以往学界多持非此即彼的看法。而本书作者认为，“不应当在徽宗道教信仰的多重方面中只看到一个方面，或是用某一方面来解释其他所有方面”，“他有时会通过支持道教来实现政治目的，然而，我们还是不应当将徽宗与道教的关系贬低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艺术上的吸引、天真或幻觉”（第136-137页）。这是相当有参考价值的看法。人对待某一事物的态度，与其社会身份直接相关，而每个人通常又具有多重身份，因此，态度也往往复杂多变。作为君主的徽宗对道教加以策略性利用，并不妨碍作为个人的徽宗虔诚地信仰道教。相比于既有研究，本书对于徽宗与道教关系的论述无疑更有深度，以后在论及类似问题时，学者或可借鉴本书的通达之见。
本书对于徽宗的研究，力图还原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描述一位符号化的皇帝。对于很多既有研究不甚重视的细节，本书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例如在第一章中，作者不惜笔墨，对北宋的宫城布局、宫廷生活、宗室制度、神哲两朝的政局嬗变等情况做了非常详细的交代，看似与主题有所游离，实则重建了徽宗的早年生活场景。众所周知，一个人幼年的生活经历对其性格会产生巨大影响。上述描写能让读者直观立体地看到徽宗究竟是在怎样的环境中长大的，进而能对徽宗为何会具有与他人不同的性格，形成更为透彻的认知。
除了在视角上与既有研究不同外，作者在思考问题时较为审慎，往往能较多地考虑到历史的复杂面相，在一些具体看法上能提出新说。例如徽宗统治时期，曾花了很大的精力从事所谓“制礼作乐”的工程。那么，应如何理解徽宗在礼乐方面的投入？有学者强调，“制礼作乐”的背后推手是蔡京，他利用礼乐提高徽宗的权威，进而借此强化自己的权力。也有学者认为，“制礼作乐”是当时士大夫群体用以限制皇权的手段，诱使皇帝成为忙于礼仪事务的国家元首，而非实施行政管理的皇帝。针对前一种看法，本书指出“在编纂《新仪》期间，蔡京基本上处于罢免状态，因此，似乎徽宗才是推动礼仪法典修订工作的主要力量”。对于后一种说法，则指出“不是所有皇帝都对大臣们制定的这些礼仪束手无策，他们越是具有政治灵活性，就越能利用这些礼仪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像徽宗这样一位希望拥有更为富丽堂皇、雄伟壮观、精彩缤纷的宫廷生活的皇帝，就可以利用宗教仪式来避开儒家经典中倡导的节俭”（第218页）。应该说，上述观点，比既有说法更贴近史实。
在史料运用上，本书亦有长处。作者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几乎一切与徽宗时代有关的史料，不仅有《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常用传世文献，也有诸如道教经籍这样传统史学研究者较少涉猎的宗教文献。本书还大量使用了图画材料，不仅数量之多，远胜以往同类著作，而且作者不像以往的研究者那样，仅仅将图画作为一种点缀，而是将之放到与文字史料同等重要的地位。这种做法的益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众多精致的图画，既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又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文字较为抽象的缺点，使读者恍如置身于徽宗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身临其境之感。
在广泛收集、运用史料的同时，本书作者对各种史料所具有的局限性亦有所警觉。在全书的附录部分，作者对正史、笔记中记载的“徽宗的生日”“刘混康与艮岳”“童贯与蔡京在杭州”等故事进行了考辨，阐明了自己为何不采用这些故事的理由。面对史料时强烈的质疑精神，使得作者常能绕开史料中所存在的陷阱，增强了全书的说服力。
对于非文字史料，作者在使用时更为小心。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幅徽宗画像为例，作者分析了从中可以挖掘的信息，指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至少同样重要的是，还要意识到哪些是不应该从这幅画像推断出来的。这幅画像作于宋徽宗离世后，用于宫廷进行祭祖仪式时悬挂。从宋徽宗所穿长袍的颜色或款式中，我们推断不出任何个人特征，因为这是一组宋代祖先画像中的一幅，这组画像里所有的宋朝皇帝都身穿红色圆领长袍。画像中的人是坐着而非站着，他还将双手藏在袖子里，我们也不应根据这些姿势推断出什么，因为并非宋徽宗本人想要被描画成这个样子。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这幅画与徽宗本人有多像。这幅画应当是宋徽宗的儿子高宗在杭州听到父亲离世的消息后才让人画的。但在那个时候，南方的这些画家至少已经有近十年没有见过宋徽宗了。画像可能是宫里画家和高宗等人根据记忆以及所希望的模样画的，但记忆永远是不完美的。”（前言第7页）近年来，图画等新材料在史学研究中所占的比重日渐增加，然而研究者在运用这类材料时，往往不无过度诠释之弊。本书的看法，应能对学界有所启迪。
《宋徽宗》一书在视角、方法、史料运用等诸多方面，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缺点亦不可忽视。全书内容用力不均。艺术、宗教等文化层面的问题得到了重点讨论，而诸如决策制定、权力博弈等政治层面的问题则论述得很不充分。徽宗即位之初的政局演进，本书尚花了较大篇幅予以交代，惜乎深度有限，尤其是对建中之政为何会转变为崇宁之政这一关键问题，并未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徽宗统治中期十余年中的很多重要举措，诸如西北用兵、盐法茶法调整等，本书大多语焉不详，甚至一笔带过。徽宗本人在这些重要决策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更缺乏细致分析。关于徽宗晚期联金灭辽至北宋覆亡的论述，亦无甚新意，全不出前人窠臼。至于徽宗朝的中枢权力斗争，本书描述得更是非常单薄，完全没有呈现出当时诡谲莫测的政治风云。以往的研究，过多关注徽宗时代的政治面相，而对文化因素重视不够，本书反其道而行之，却失之矫枉过正。毕竟，宋徽宗首先是一个政治人物，要探究徽宗及其时代，恐怕重点还是应该放到政治层面上。
对于某些政治史定论，作者试图加以颠覆，却并不足以令人信服。如书中对向太后支持元祐之政这一成说予以质疑。其主要理由有二：（1）按史书记载，徽宗即位之初召回旧法派的动议主要是发自皇帝，向太后只是附和而已；（2）向太后一直坚持留用属于新法派的蔡京。然细查之下，这两个理由经不起推敲。徽宗即位后根基不牢，其自身又缺乏政治经验，故很长一段时间内皇权的真正操控者其实是向太后。向太后深知赵宋“祖宗之法”对后妃的限制，所以在施政之时，常常刻意躲在幕后，借徽宗等人之口，来传达自己的意旨。至于蔡京，看似属于新法派，实则是一个立场并不坚定的投机家。元祐元年，他在开封府尹任上曾迅疾复行差役法以逢迎司马光，可谓人所共知的事实。留用蔡京，与支持旧法并不冲突。向太后偏爱元祐之政的心态，在不少事例中都有显露。最为明显的，是她坚持要在复元祐孟后的同时废元符刘后。孟、刘两人，分别象征着元祐与绍述，一复一废，正是向太后政治立场的反映。但作者却仅仅将之视为个人关系的表现，认为“向太后并不关心儿媳妇刘氏，与刘氏相比，她更喜欢孟氏。孟氏出身书香门第，一进宫就修习妇道”（第43页），未免流为肤浅。
或许因为作者对社会文化史更为熟悉，本书在涉及一些重要的政治现象时，往往试图从文化角度对其加以阐释，但效果并不理想。例如，蔡京是徽宗朝任职时间最长，最得皇帝倚重的宰相。为何蔡京能得到徽宗青睐？本书称“徽宗与蔡京之间的默契关系也许部分源于他们在诗歌、绘画和书法上的合作”（第282页）。并用了不小的篇幅来描述徽宗对蔡京的书法、诗歌等艺术技能的高度赞赏。在作者看来，艺术上的共同点使得徽宗在众多宰辅中最为倚重蔡京。这种观点看似新颖，其实肤浅。徽宗朝的士大夫群体中，艺术修养不亚于甚至超过蔡京的不乏其人，然徽宗唯独倚重蔡京，足证他对蔡京的青睐主要源自政治考量而非文化层面的好恶。至于徽宗对蔡京及其他臣僚诗歌书法的赞誉，不过是历代君王惯用的笼络人心之术，不必过于对其较真。
作者视角的相对偏颇，对其史料解读不无影响。作者在描述徽宗幼年生活时，引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中的一条材料称：“徽宗曾回忆说，哲宗对皇弟非常友好，哲宗与他们一起用的餐具都是陶的，而不是用更昂贵的金属与漆器。”（第13页）以此证明哲宗与徽宗的关系亲密。考相关材料的原文为：
上谕：“哲宗立时，奸臣诚有异意。朕亦亲闻皇太后德音。神考寝疾，太后令守勤谕确弟硕使确辅立哲宗。徐王数留禁中不肯出，魏王牵臂引去。确母入禁中，皇太后使谕确外托主兵官燕达，并知开封府蔡京。及哲宗即位，群臣多言废立，太后曰：‘章疏已焚之。’所须衣物，或哲宗自买。朕时尚幼，哲宗最友爱，时召至中，饮食皆陶器而已。”
结合上下文看，徽宗此语并非意在强调哲宗的生活简朴以及他与自己的“友爱”，而是用以渲染哲宗因“奸臣”有“异意”而遭遇的窘境，从而为接下来的大规模政治清洗做舆论准备。八月徽宗宣谕此语，九月宋廷即命中书省开具党籍名单，个中关联，不问可知。所谓哲宗“饮食皆陶器而已”究竟是否属实，恐怕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上述这一明显“跑偏”的解读，反映出本书作者与中文史料之间仍存在一定的隔膜，尤其是对史料中的政治信息，尚欠缺足够的敏感。
本书对宋徽宗的评价亦有失公允。以往学界多将徽宗视为亡国昏君而全盘否定，本书则对徽宗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赞誉，称他“聪明、饱读诗书”，“能宽容地对待别人的过失”，并认为“作为皇帝，徽宗应该为他的雄心壮志，以及对许多崇高事业的支持而受到称赞”（第435页）。对于徽宗的种种一直为人诟病的弊政，例如大兴土木，穷奢极欲等，本书则列举了若干其他欧亚大陆王室更为奢侈的事例，以证明徽宗的举动不算出格（第439页）。对徽宗一味否定，固然不甚妥当。一味赞誉，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按照本书对徽宗的评价，读者恐怕很难理解徽宗一朝为何会出现方腊起义、金人入侵等空前严峻的危机。至于用比较研究来证明徽宗不是那么出格，则更令人难以接受。照此思路，则人类历史上的不少昏君、暴君都可以得到开脱。笔者以为，或许因为本书作者过于强调以“徽宗的角度”观察历史，结果产生了过度同情，以致偏离了客观立场。作者多次强调，不能从“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的角度理解徽宗，这当然是有道理的。然而，我们是否应该将徽宗最终的失败视为偶然？是否必须将徽宗的倒行逆施与他追求卓越荣耀的举动切割开？恐怕值得再做思考。
最后，本书在讲述北宋历史时，存在不少疏漏。如作者称：“皇帝最亲近的顾问与大臣——被称为两府——每天在文德殿朝见皇上。”（第6页）实则每日两府大臣朝见皇帝，奏报政务的地点是垂拱殿而非文德殿。又如作者称：“开国皇帝宋太祖驾崩时有两个儿子在世，但都没有继承皇位，而是弟弟太宗夺取了皇位，并迫使他的母亲宣称，宋太祖希望将皇位传给弟弟。” （第34页）这很不确切。太宗即位时，其母亲杜太后早已去世，所谓杜太后命太祖传位太宗，不过是太宗后来编造的谎言，并非太宗迫使其母宣称太祖欲传位于弟。此外，本书所采之“汴京宫城”图（第5页），对于北宋宫城诸建筑的位置描绘得并不很确切。傅熹年先生曾绘有更为精准的北宋宫城布局图，作者失于采用。
综上所述，《宋徽宗》是一部优点与缺点同样突出的著作。对于中国学界而言，其优点值得借鉴，不足亦值得审视。尤其是书中种种与既有研究不同的新颖之处，更需要理性地加以看待。
（本文原载《唐宋历史评论》第五辑，包伟民 刘后滨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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