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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共谈塞林格:世界并不比一场梦境更真实

年轻人说, “你只管睁大眼睛看有没有香蕉鱼。今天是抓香蕉鱼的好日子。” “我一条也没看见。”西比尔说。“这也不奇怪。他们的习惯很特别。非常特别。”他继续推着橡皮筏。水还不到他的胸口。“他们的生活很悲惨

年轻人说, “你只管睁大眼睛看有没有香蕉鱼。今天是抓香蕉鱼的好日子。” “我一条也没看见。”西比尔说。“这也不奇怪。他们的习惯很特别。非常特别。”他继续推着橡皮筏。水还不到他的胸口。“他们的生活很悲惨,”他说,“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西比尔?” 她摇摇头。

“嗯,他们游进一个全是香蕉的洞里。他们游进去的时候看起来是很普通的鱼,但是一进洞,他们就变得像猪一样。你还别说,我就知道一条香蕉鱼游进一个香蕉洞里,吃了足足有七十八根香蕉。”他一点点向前推着橡皮筏和上面的女孩,离地平线又近了一英尺,“很自然,等他们变得那么胖,他们就再也出不了洞了。洞口太小了。”

从《麦田里的守望者》到《九故事》《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弗兰妮与祖伊》,塞林格在小说中铺设具象的情景,却呈现出极为多义性的指向。我们可能记不清故事的具体情节,但是却为塞林格笔下的那些意义不明的意象着迷。

3月23、24日,以“抓香蕉鱼最好的日子”为题,译林出版社组织了塞林格青春分享会,这是塞林格的儿子马特·塞林格此次中国之行的北京站,与会作家们均就自己理解的塞林格进行分享。

格非:隐居使他的理念经得起推敲

我这个人,前几年有散步的习惯,我经常下午就会到圆明园去散步。有一段时间,每天下午绕着圆明园里面走一圈,很长时间就我一个人。然后每次散步,经过一片水面的时候,就会看到一群鸭子。冬天的时候它就站在冰面上。我每次走到那儿,我会坐在椅子上看那群鸭子。我就在想这个鸭子从哪儿来的?它们是在这停留吗?我一直注意,整个冬天鸭子都在,就在冰面快化掉的地方在那找虫子。

我觉得,为什么这样的景象让我特别着迷?当然我很快想起来,这是塞林格在小说里边,写到的中央公园的那个鸭子。所以我每次到圆明园第一个想起来就是这个鸭子。

塞林格作为一个塑造了霍尔顿的作家,他真的去隐居了,他的隐居使得理念经得起推敲,并变得比较坚固。从1857年,梅尔维尔写《抄写员巴特比》开始,全世界的作家、艺术家里面,主动采取和人群远离,远离这个社会、逃离这个社会,或者“戒除”这个世界。

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没做什么离经叛道的事情,他只不过是跟不同的人交往,表达自己的情感,他几乎对所有人都厌恶。这让我想起《红楼梦》,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贾宝玉这个人要是长大了会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非常重大的一个话题,尤其最近几百年来,我们跟这个世界相处无非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每个人都在保存自己的自我,让自我不受侵犯,保有自己的生活观念、生活态度;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得跟社会打交道,也得跟我们不喜欢的人去握手,跟那些人去周旋。这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为了保护自己,一部分是向外拓展。

我在30年前读这部作品跟今天读有一点不同。在过去读,我觉得会把霍尔顿这个人物作为偶像,特别喜欢他的脏话,老在骂人。然后他有些口头禅,他那个行为、他为人的品格,你会觉得非常认同,有一种秘密的喜悦。但是今天我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已经有了新的看法,我觉得霍尔顿就是很普通的人,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他的那些烦恼,他和世界的紧张关系,我们每个人都在面对。

当一个作家获得很大的影响以后,尤其像塞林格这样的作家,成为青年的偶像以后,这里面包含着某种危险:我们容易把塞林格理解为某个类型的人,或者把霍尔顿理解为某个类型的人,然后就把他概念化。马特·塞林格先生也提到,我把它称之为一种“临界状态”。

霍尔顿这个人,我还是先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他意识到这个世界的问题。比如他的同学、老师、朋友,包括酒吧的那些女孩儿。他遇到了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形成自己恒定的那个世界观。他具有反叛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反叛性的背后,他也有一种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的善良。他是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他身上找到感人的东西。

我希望不要把塞林格概念化,觉得塞林格就是独立的、具有反叛性的、自我放逐的偶像,不是,他写的就是年轻人,他有非常好的直觉。


马特·塞林格。 Ali Smith 摄

马特·塞林格:我们都应该为全人类去演戏

其实我父亲感兴趣的是更深刻、其他更有意义的东西。他想离开,想拒绝城市带来的那种干扰。我父亲期望在一个平静的、美妙的环境里去写作.

我有时觉得,《九故事》可以作为心理测试材料,就是年轻人在找工作时,雇主单位可以用这个来了解这个人的个人情况、性格。如果问年轻人,《九故事》你最喜欢哪个故事,或你对哪个故事有什么感受,这真的能体现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些故事里,《弗兰妮与祖伊》是我父亲最喜欢作品,父亲重读《弗兰妮与祖伊》比他重读其他故事的次数更多。这个故事脉络和《麦田里的守望者》有一点相似,在这个故事里,故事主人公弗兰妮陷入巨大困惑,在书最后她算是走出了精神困境。

当您说到我们每个人都是霍尔顿的时候,我想到《弗兰妮与祖伊》书中最后一段话,祖伊对弗兰妮说:我们都应该为全人类去演戏,为了世界上的每一个像我们这样的胖女人去演戏。我真的很为此感动。

说到我父亲的信仰的问题,我的确比较清楚我父亲在精神或宗教上的信仰。我知道,正是因为他的某些信仰,让他拒绝所谓的现实,拒绝所谓的某个真实自我,拒绝这种肉体的存在。他对世界上各种宗教包括伊斯兰教、犹太教、天主教、道家,所有宗教中比较神秘的部分都很有研究,他的宗教倾向非常有东方特质。包括他特别喜欢印度教中有一种思想,就是“无作为”的思想。

所有这些宗教中的共同点就是,认为这个世界并不比一场梦境更真实。而挣脱虚幻现实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冥想,在冥想中不断问自己,什么是自我?什么是真实?到底我是谁?我父亲每天在进行关于自我、我是谁的冥想,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实践者。也许我父亲所谓的真实自我只是不戴面具的自我。

我觉得很多关于我父亲的所谓传记,都在我父亲战争经历上下了太多笔触,认为我父亲在战争中看了太多暴力的、可怕的事情。其中最可怕的一种解读,可能就是把《麦田里的守望者》当成一部战争小说。其实他在参军之前就已经在写《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一些部分,他在战争中也一直在写。很早之前,其实就有所谓的解读,说我父亲在战争中受了多大的创伤,但是他跟我说过,战争给一个人留下来最深的痕迹,使他更相信他在战争之前确信的关于人类和社会的想法。他会发现,人类居然会如此残酷,对彼此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情,人与人之间居然有如此深的憎恶。而且这种想法,这种现象完全没有在好转,这样的情况让他感到非常绝望。

苗炜:你要想象这个痛苦的深度

《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好多评论家已经特别准确地描述过青少年看《麦田》的感受,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你心里面破碎了,需要治愈,看这本书的时候,得到了一种治愈,但是也说不太清楚这种治愈是怎么发生的,这可能是《麦田》给人非常好的一个感受。也是后来我长大变好之后,还会经常重读的一个原因,你总觉得它在某些地方治愈了你,你总觉得这个小说能够发出一种很独特的一个年轻人的声音。

这本书有特别大的篇幅在写二战,开始的几个篇章几乎觉得在看一本《兄弟连》。我后来特别深刻地理解了一个问题,当你心中的痛苦和伤害是由一个更深层的东西造成的时候,经过一个作家的转化,它传递出来力量是多么强大。如果你写你青春的伤痛,顶多写你遇到了一个渣男,做了一次流产手术,等这种故事烂糟了之后,它在你心中没有任何的波澜。

但为什么塞林格作为一个士兵,跟着第四师登上诺曼底时,背包里背着《麦田》前六章,在住处被德国人轰炸时,他要钻进一个伞兵坑里面写这本书,但同时他又不会对这个战争说太多。《九故事》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对战争疗伤的一个小说,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把战争造成的痛苦写在一个青少年成长的小说里,而这个青少年感受到的痛苦,让你们,让世界上成千上万的青少年都感同身受。

那么,你要想象这个痛苦的深度。这是我翻这本书时特别能够理解到的一个东西。有一个章节非常有意思,塞林格在修他的房子,女儿玛格丽特站在旁边,那些木匠、瓦工在修房,赤膊站在旁边,或者是穿着一个跨栏背心露出肌肉,这就是青春,这就是青年人的身体。然后塞林格对女儿说,在战争中这样的年轻人像波浪一样死去。因为他所在的那个团几乎就全军覆没,在第四师参加的三百三十多天的战役中,塞林格打了两百多天的仗。我才知道,有时你看着是一个年轻人特别简单的叛逆心理,可能其中有更深刻的痛苦,是我们需要更努力去理解的。

其实我喜欢的永远是《麦田》和《笑面人》里弥漫悲伤气息,那种悲伤气息不知道是什么。但说得残酷一点,我们岁数大了,发现原来我周围都是傻子。这事很简单,很轻描淡写。但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发现我周围都是傻子,就会特别特别痛苦。《麦田》里有一句特牛的话,说如果有一个人对戏剧、演出、文学之类的东西懂得多一点,你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傻逼,这种痛苦实际上是非常强烈的。

《推销员之死》有一句台词:因为我周围人的太过平庸,所以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降低自己的理想。当时台词一闪而过,后来再看剧本,你会特别痛苦。当你意识到我周围的人都是那么平庸的时候,我不得不一次一次降低自己的理想,跟世界妥协,那种痛苦。你要知道这种悲伤并不是遇见一个漂亮姑娘求不得的悲伤。但这种感受是最能够直接刺痛你的。那种痛苦和悲伤会持续很多年。你看我现在50岁了,我依然感觉到我周围都是傻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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