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宽重：如何研究南宋史？

2019年10月28—30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学院联合邀请“中研院”史语所兼任研究员黄宽重先生来校进行系列讲学活动。本次系列活动重在文史互动，希望通过具体论文讨论、论著研读及讲座等多种形式，探讨、把握南宋史研究的前沿议题及研究成果，拓宽学术视野，深化学术研究。系列活动包括四个单元，即“南宋士人社会”工作坊、著作阅读分享会、新书讨论会及题为“南宋史研究的资料、方法与议题”的讲座。来自四川大学、湖南大学、湖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及华中师范大学的众多文学及史学学者参与发表和研讨。

著作阅读分享会

10月29日上午，阅读分享会以黄宽重先生四本著述为样本，旨在从论著出发，梳理近一、二十年来南宋史研究的着力点、现有研究状况，探讨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研究的拓展空间。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广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闫建飞、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陈文龙、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丽巍分别作为导读人，在分享四本著作基础上展开讨论。

刘广丰阅读《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此书为论文集，着重发挥墓志史料在研究中的作用，以四明和江西为地域单元，选取若干中上层家族做“家族群像研究”，总结出此类家族的发展模式。研究注重家族人际网络、乡里互助、婚姻关系，分析地方名族对地方文化、社会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构筑家族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图景。刘广丰认为此书在三方面有些遗憾：其一，强调科举是家族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忽略了科举成功但未能推动家族发展的群体，且对道德和成就有些拔高；其二，除科举外，荫补、保全、外戚姻亲和军事作为等，也是保证家族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手段；其三，此书中未能深入分析政治分歧对家族（四明）与社会造成的撕裂。此书是作者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系列宋代家族史研究的总结之作，尽管有值得商榷处，但在当时对推动这一议题具有引领性意义。现有家族史研究也有着模式化的问题，如何突破？或许跨出断代，明清史对家族及宗族的研究会带来启示。

闫建飞阅读《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2年）。该书亦为论文集，所收论文完成于1986-2001年，内容包括地方军和自卫武力两部分。前者由南宋地方政府组织，如湖南飞虎军、广东摧锋军、福建左翼军等；后者即非政府武装，形式多样，有茶商军、两淮山水寨武力、南宋初期的镇抚使、宋末的李全父子等。由地方武力的个案出发，指出南宋政权在面临强大外患及内乱的威胁下，为了生存与发展，在原有的军事体制之外，接纳地方的武装力量，创立新的制度，是对北宋强干弱枝政策的一项重要修正，反映了南、北宋政权不同的特质。研究呈现了南宋政权在中央集权与保存、支配民间武力之间的张力。关于南宋地方武力仍有待深入，如将领、士兵与驻地的分合问题，地方军供给与地方、中央财政的问题，地方军与地方行政机构、政治人群的关系问题，地方军与正规军的关系问题等。对这些方面的追索，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南宋地方武力的认识。

陈文龙阅读《政策·对策：宋代政治史探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该书为论文集，集中于对“新的政治史”进行思考、探索。认为新的政治史应以政治为视角，综合交通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等方面的成果，跨越不同领域、层面进行整合性观察，关注官僚群体的作用，重视互动和人的角色，着重政治力与社会力共治形态，跳出单纯的中央视角，由约返博，推陈出新。书中分多个维度进行讨论。因作者曾研究宋代地方武力和家族，进而关注到宋代基层治安系统，拓展了既往研究尚未触及的问题，指出县是社会力和政治力结合紧密的地方，勾勒出宋代县政运作的“理想型”，透过县政问题观察地方豪强与菁英、地方官员、基层武力与胥吏三股势力的张力关系，但对县政运作的复杂性以及县以下权力结构特征仍有所欠缺。本书也关注地方势力与不同政权下的关系，如不同洛阳豪雄在金、南宋、伪齐三方博弈中采取的不同生存策略。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层面，讨论高层政治冲击对地区家族的影响。呈现了从不同侧面、多维度理解政治问题，进而讨论社会性议题的研究路径。

古丽巍阅读《孙应时的学宦生涯：道学追随者对南宋中期政局变动的因应》（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8年）。该书为研究专著，已有多篇书评，在此就触动阅读者处加以讨论，余不赘述。本书突出特点是把关注点从大儒及领袖人物身上移开，以孙应时书文编年为研究基础，聚焦于社会中低阶层士人群体的生命样态。把孙氏家族发展及孙应时个人际遇作为研究平台，延续了既往对家族发展、人际网络、科举等议题的讨论，又有所拓展。以孙应时的仕进和学术为研究之两轴，观察孙应时们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庆元党禁）的应对之策，呈现出在仕途的政治选择上“出处其间”，学术上“从学多师”的特点。进而引发阅读者一系列追问：作为道学追随者，孙应时自身的道学理念和追求是什么？“从学多师”是否具有普遍性？不同学术流派的学生及追随者如何对待朱、陆学术分歧？道学发展过程中，如何界定“师门”？学派的固化印象何时、如何形成，对朱、陆学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掩卷静思，深觉南宋史大有可为。

黄宽重先生此四本著作并非出于整体研究规划，出版拉开的时距较长，论著涉及的研究面相较为宽泛，但彼此之间又能互相补充推进。家族、社会网络、新政治史等议题既呼应当时学界研究热点和前沿，也承接刘子健、寺地遵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推动了南宋史研究的学术发展。黄宽重先生的研究关注人、人际网络，对地方武力等问题的讨论明显带有自身生活经历的体验，对历史研究有着深切的同理心。阅读引发的思考，必定引领后学继续前行。

现场照片

研究南宋历史的支点

10月29日下午，黄宽重先生通过他的新作《艺文中的政治：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活动与人际关系》来讲述近年来的学术思考。此前学术活动中诸位学者所探讨的议题，恰可与黄先生的新作展开学术对话。黄先生首先讲述了该书的写作过程，并回顾了四十多年来研究南宋史的历程，表达了他对南宋史研究的展望。黄先生首先对新书中“艺文”和“政治”的联系和区分做了说明，他认为以艺文为讨论对象，虽然涉及到政治与文化的联系，但更为重要的还是两者各自的定义，并且强调二者的定义在讨论艺文中不可混为一谈。黄先生特别提到自己对南宋历史的两个支点：一是在南宋政治史研究中要把握好书籍的版本问题；二是应该把握政治变动造成的影响。前者源于黄先生求学时接受的文集、年谱研究以及版本学方面的培训；对于后者，黄先生提出了三个议题：政治避讳、人物评价和“嘉定现象”。

政治避讳之所以成为重要议题，正是因为南宋时形成了这样一种避讳的风气。帝王的取向自上而下造成政治压力，尔后士人在官僚体系中将其内化为守则，士人的文字在公文信函和私人书信中可能有自觉、不自觉的自我压抑，进入产生不同的表述。研究南宋，尤其是阅读士人文集时，出现对同一件事的不同评价时须得注意时间点，以便把握因果关系。关于人物评价，黄先生以南宋官员的谥号为切入点，考察南宋重要官员的谥号封赐和变易。在黄先生看来，谥号的封赐与官员在政治中的评价，即人际关系构建有关。以李纲的谥号为例，卒于绍兴十年（1140）的李纲，死后近五十年（1189）才得到谥号“忠定”。这个时间节点表达出政治话语权的变更：高宗逝世、孝宗掌权。“嘉定现象”是黄先生提出的第三个议题，在他的新书中，黄先生重点论述了文物、文化在南宋如何自上而下够构造人际关系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意象。帝王与臣僚在文物、图书等知识财产的收藏与鉴赏上建立起一种人际网络和身份认同，使得士人在政治进取上、家族建设及参与地方事务等方面发挥了文化力和社会力。

在黄先生的研究中，特别注重文集的版本信息和年代信息，避免时间和对象的误差。不过黄先生强调，他以文集为主要材料，意图不在用“新”史料挑战宋史的传统研究，而是要挑战传统观念。《艺文中的政治》一书就选取了士人为观察点，试图通过士人的文艺、书信，考察人在社会、时代中的角色，解析士人如何在南宋晚期发挥文化力与社会力。士人与家族社会、文化、政治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割裂，而是相辅相成的。因南宋较北宋和此前的隋唐更具有流动性，科举社会下，知识的习得为书写记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除士人外，士兵、考生、商人、使者、江湖士人、术士医生，都可为社会流动提供了不同的记录；发达的印刷术，使南宋知识传播和思想交流的局限变小，并逐渐形成了信息的搜集整理、汇总、研究、比较的专业知识，出现了图录、谱录，建立了一套知识性体系。通过文化交流、人际关系网络的编织，知识进而转变成共同的身分认同。士人基于此在政治上进取、对家族进行建设、与地方社会互动，这些活动又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文化力和社会力，人在社会、时代中的角色通过这些活动展现出来。通过这种历史写作，读者也就能更为立体地理解历史人物。

黄先生不仅自己系心南宋，也希望有更多学人能关注到南宋。与会者认为，如果南宋文学和史学研究者合力推进这些议题，必定能够对南宋中期至元初近百年间文史相关现象和观念的变化获得更明晰的认识。

“北望北宋，下望元明”

在30日的讲座中，黄先生也是抱着这样的学术期冀对南宋史研究的史料、方法及议题进行了分享。

黄先生在讲座中首先回顾了宋史研究的发展。我国近代早期对古史的研究，重点多放于汉唐盛世，而宋史研究起步较晚。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1950年后欧美的“宋计划”提出后，宋史研究才开始受到重视。但在研究者眼中，南宋的研究价值远不及北宋，因此，当宋史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后，出现了一种“重北宋而轻南宋”的局面。

南宋史真的不那么重要吗？黄先生认为恰恰相反，并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南宋史研究的重要性。第一，南宋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期。两宋时期，是传统中国思想文化的成熟期，而北宋以来展现出的若干现象，在南宋有更完整的体现。第二，南宋奠基江南，面向海洋。这一时期，航海技术得到显著提高，水上国防加强，海洋经济发展，中国由此形成成为海权国家的优势，且海洋贸易量增加。第三，南宋奠定了文化力、社会力的发展基础。文化力可见于因科举和印刷术的发展而壮大的士人群体，以文化交流活动促进情谊；社会力则可见于在南宋社会关系中占重要地位的乡里关系。

历史研究需从史料出发。黄先生认为，要研究南宋史，首先需认识南宋史史料的性质。南宋史的史料，资料丰富多样，包括士人文集、地方志、笔记小说、金石拓碑，以及佛道资料。尽管南宋史研究材料详实，但利用价值有限。原因有三：其一，因印刷术的发展与普及，南宋史研究材料的版本众多，但善本有限；其二，南宋史研究编年史料不足，导致利用困难；其三，南宋史资料较为零散，多数资料是从个人角度出发记录所得，对人事物的见解较为主观，研究者需要将多人的记载相结合，才可对南宋史有相对客观的了解。

对史学研究者来说，研究方法亦同样重要。针对如何提升南宋史的研究方法，黄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黄先生强调，要广搜资料，深读史料，并掌握内涵。对文献的把握，要重广度，更要重深度，要发掘文献背后更深层的内容，莫将资料扁平化。对专题的研究，需关注时空因素，莫将专题研究囿于一隅。在利用大数据时，须认知其优缺点，审慎使用。引用社会科学理论时，需与史事内涵切合，对西方理论，也要有自己的判断力，可借用但不可照搬全套。

黄先生在分析南宋的研究议题时提到，南宋是一个“北望北宋，下望元明”的特殊时代，南宋史的研究尚待开展，发展空间极大。对单一专题的研究，可由个案入手，但视野宜开拓。对复合性资料，要注意维度与考量意向，对其进行善用，形成整合议题。除此之外，黄先生认为跨领域合作也是开拓南宋史研究议题的良方，学者可与不同领域的研究者跨领域对话，组成研究群体，寻求南宋史研究的更多可能性。黄先生最后也提醒在场的青年学者，做南宋史研究，是一件耗时又颇具挑战性的事，若立志从事南宋史研究，需要踏实、勤奋，从细微处入手。

与会者就如何研读史料，开展议题，学生学术训练等问题展开热烈交流。

与会学者合照

为期三日的学术活动以黄宽重先生讲座作结，现场的师生与黄先生积极互动。本此活动中，不仅宋代的文史研究者，研究隋唐史的张达志，明清史冯玉荣、谢祺、洪国强，宗教史王闯等跨时段、跨领域的学者也参与到此次学术活动中，与黄先生展开了跨学科、跨断代对谈。问难往从，气氛热烈，交流充分而深入。

（文稿经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丽巍老师授权并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