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君主可利用视朝奏对、内引奏事、经筵讲读、禁中夜对等多种方式，面见臣僚，听取奏报。宋代奏对活动形式之多，覆盖范围之大，君主用于听取臣僚奏事的时间之多，以及有资格面君奏事的臣僚数量之多，在中国古代史上均是相当突出的。通过广泛地直接接触臣僚，赵宋君主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与建议，能够更为合理有效地制定决策。与此同时，多元化奏对活动的存在，也为臣僚提供了更多的建言献策机会，使之能较为便利地将自己意愿渗入到最高决策中。在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奏对活动就是勾连两者的关键要素之一。
宋代的奏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前代经验有所借鉴，但就大体而言，还是两宋政治人物根据实际需要，逐渐摸索而营造成型的。其具体形式时有调整，而其精神要旨，则始终体现着萦绕在帝王心中的“防范壅蔽”四字。可以说，奏对活动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体，以外在形式的变化，维系了精神内核的延续。
广开言路、采纳众议，意味着宋代皇权运行具有相当浓厚的理性色彩。两宋三百余年历史中，虽然始终存在内忧外患，但政治秩序基本稳定。政府虽然有不少失误，但其所制定的各种经济、文化政策大体还能产生积极效果。宋代的奏对活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正面作用。但也应指出，两宋奏对活动中一直存在着一些弊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皇帝在面对各种信息、建议时，并不能时刻保持清醒的态度。在自觉不会动摇统治根基的前提下，帝王通常会有意无意地回避那些或令其难堪、或令其难以处理的讯息。这种“鸵鸟心态”，从根本上影响着奏对活动的顺利举行。此外，臣僚所奏之事，究竟是否得到了最高决策者的认可？是否会被予以施行？如果未被采纳，原因何在？奏事者在下殿之后，常常是处于茫然之中。为此，一些人甚至不得不想方设法托人探知。有信息上达的途径，却缺少信息反馈机制，也是宋代奏对活动的一大不足。宋代君主注重信息渠道的建设，却不愿关注信息反馈，说到底，是希望以此达成自己对信息的掌控，既使自己可以周知外事，又避免遭到旁人的监督，避免自己因某些信息泄露而颜面受损。但这样一来，无疑会影响臣僚的言事积极性，进而使皇帝难以真正实现“周知外事”的目的。
在两宋的政治生活中，奏对不仅是一种信息交流和决策讨论活动，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被朝野上下共同认可的政治符号。奏对的顺利进行，象征着皇帝与官僚士大夫的和睦关系，也象征着帝王对下情的重视，更象征着王朝统治秩序的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是某些不勤政的君主，也不得不在形式上维系奏对活动。同样，某些言事积极性不强的士大夫，也不得不假装积极地参与其中。而那些具有心机的君臣，则会利用奏对进行一番政治表演与自我标榜。这些因素，令奏对变得更加复杂与微妙。
视朝、内引、经筵、夜对等奏对活动，都是皇帝获取信息，制定决策的“场”，从本质上看并无太大区别。但在制度细节上，这几种奏对活动又有很多差异。君臣双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能调度的资源，以及享有的言行余地，常不一样。因此，在不同的奏对场合中，皇帝的行为方式，往往很不一样。在视朝奏对中，皇帝较多体现出高人一等的权威，而在内引、经筵、夜对中，皇帝则往往形如士大夫的朋友乃至学生。多种奏对场合的存在，也造就了复杂而多层面的君臣关系。
在既有的研究中，学界常用“独裁”与“专制”来概括宋代皇权。结合本书的分析，笔者以为，上述两个概念与宋代皇权的运行实态并不完全吻合。首先看“独裁”。中国学者多将其理解为肆意妄为、独断专行。某些时候，宋代君主确有师心自用、任意独断的行径。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会广泛地听取、吸纳来自官僚士大夫的意见、建议。自觉不自觉地在官僚士大夫的约束、引导下行使权力。最终以皇帝名义下达的“圣旨”，通常包含着官僚士大夫的意志。上述情况，显然不属于肆意妄为、独断专行。
其次看“专制”。一般而言，这一概念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前文所述之“肆意妄为、独断专行”，二是“恐怖的原则”，如孟德斯鸠所述“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她的原则是恐怖。”在奏对中，宋代皇帝有时会对臣僚斥责恫吓，甚至用撕裂奏札之类的方式，逼迫臣僚接受自己的决定，体现出“恐怖的原则”。但在多数情况下，君主在视朝听政时，即便不同意奏事者所言，也会加以包容，事后再以“敷衍”、“调护”等策略性的方式应对之。而在经筵、夜对等场合中，皇帝身为奏事者的学生、朋友，更难以用“恐怖”的方式来推行自己的意志。在这些奏对活动中，我们不仅极难看到“恐怖”，反而常常看到君臣无间，温情脉脉的和谐景象。可见，“专制”也不完全切合宋代皇权运行的实态。
总之，“独裁”、“专制”确实可揭示出宋代皇权的某些面相，但不足以涵盖宋代皇权的全貌。我们固不妨称宋代皇权体制中含有专制、独裁要素，但如果一味以这两个概念来概括宋代的皇权政治，就会犯以偏概全的弊病。在对皇权进行定性论述之前，恐怕首先应对其复杂性，尤其是皇权运作方式的复杂性予以足够关注。
不仅如此，结合本书所述，笔者认为以往学界在讨论宋代皇权时，对“权力”这一核心要素的理解，可能亦存在一定偏差。第一，过于强调权力与利益的关联，过于注重政治人物对权力的争夺。实则权力不仅意味着利益，也意味着责任。面对利益，人人争先，责任临头，个个退后。政治人物出于现实考量，既可能争夺权力，也可能主动让渡权力。如在奏对活动中，经常可以看到，臣僚会将不少十分细微，按规定可以不面奏的事务面奏取旨。皇帝在面对敏感问题时，则会放弃己见，主动采纳臣僚的奏陈。对于政治人物面对权力时所具有的复杂心态，或许还应作更细致的把握。
第二，过于强调权力的刚性，忽视了权力的弹性。无论是认为宋代皇权强大，抑或认为宋代皇权弱小的观点，都将皇权视为固定不变的存在。然透过奏对活动，我们却不难发现，皇权运作其实充满了变数。奏对活动，涉及多层次、多方面因素。制度的存在，为君臣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制度所提供的，并非是完全可预期的行动结果，而是人得以活动于其中的“空间”。皇帝和臣僚，往往可以在“空间”之中，做出带有个人特色的即兴发挥。除此之外，政治形势的变动、派系势力的消长等因素，往往也会在无形中对奏对活动产生影响。奏对既是皇帝与臣僚进行沟通交流的场域，有时也不免成为各种政治势力博弈角斗的场域。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造就了一幕幕各不相同的君臣奏对场景，宋代皇权，也时时进行着伸缩消长。从这个意义上看，再执着于皇权“大小强弱”的争论，似无必要。
第三，过于注重从单向度上分析权力，很大程度上将权力运作简单地视为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事实上，权力运作是涉及双方乃至多方的过程，每一方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自主能力。各方为达成自己的目的，纵横捭阖，相互影响，最终营造出权力运作的结果。以奏对为例，皇帝身为最高统治者，固然能对奏事者施加影响，令其言行符合自己的期待，但奏事者也可以运用各种策略摆脱皇帝的控制，甚至反过来诱导皇帝。哪些信息会最终被君主采纳？最高决策究竟如何制定？多是由君臣双方而非君主单方面决定的。如果只从支配者一方着眼，我们将很难真正认清权力的实态。
宋代皇权的运行实态如此复杂，我们能否提炼出一个新的术语对其加以重新概括？或许可以将宋代皇权的特点称为“皇权的士大夫化”（刘子健先生曾用“官僚化的君主极权”来界定南宋皇权，参见氏著《南宋的君主与言官》，笔者“皇权士大夫化”的提法，深受其启发。以往研究者关于“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提法，也与笔者的观点有相近之处。不过“共治天下”说更多强调君主与士大夫在权力结构中的分庭抗礼，而笔者重在概括皇权在动态运行中所体现出的特征。）。这一提法，包含以下三方面内涵。首先，宋代皇帝的行事范围较以往大大拓展。很多在传统理念中本应由官僚士大夫自行处置的“有司常行”之事，在宋代往往也需当面奏禀，进呈取旨。君臣之间的职权界限，较以往有所淡化。然随着皇帝越来越多地介入日常政务，其对官僚士大夫的依赖、倚重程度也越发加深。士大夫能借助奏对等交流渠道，较以往更多地将自己的意愿渗入政务决策中，与皇帝一起推动着皇权运行。石介称：“故天为并生圣贤，使同治人也。圣人为君，贤人为臣，君臣之位则别，其任则一也。”君臣“其任一也”的说法，恰体现出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在政务运行中的合作之密切。
其次，由于长期、频繁地接触士大夫，宋代君主在言行方式、思维习惯等方面都越来越多地显现出与前者的相似之处。如在奏对中，皇帝常与臣僚“以理相争”，常使用诸如“祖宗之法”、“天理人心”等士大夫惯用的话语与奏事者沟通。在处理不同政见时，则多运用敷衍调护等官僚常用的政治伎俩。不仅如此，宋代士大夫多兼具官僚、文人、学者等多重身份，而皇帝也会在不同的奏对场合中，表现出与之相应的言行，如在视朝听政时，表现得像官僚；在经筵问答中，像学者；在禁中夜对时，则像参加诗会的文人。君臣在言行举止上如此相似，可算是宋代皇权政治的又一特征。
再次，皇权虽然“士大夫化”，但终究是一切现实政治权力的源泉。皇帝的行为风格、思维方式虽被打上了明显的士大夫印记，但他始终是最高统治者。“独裁”、“专制”等手段，皇帝虽不常使用，但亦为彻底摒弃。若有必要，皇帝仍可祭出这些法宝，实现自己的意志。因此，虽然在很多具体事务的处理中，皇帝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不及官僚士大夫，但宋代皇权并未“虚化”或“象征化”。
最后需要指出，“皇权士大夫化”的同时，官僚士大夫也因长期与皇帝接触而深受后者影响。例如，为增强奏事效果，士大夫往往会根据皇帝的心态意愿来选择奏事内容和进奏方式，并根据奏对时皇帝的反应做出调整。日积月累，其政治心态、行为模式也就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君主的引导和塑造。以往的研究，也注意到宋代皇权对士大夫政治的影响，但多集中于讨论皇帝为士大夫所提供的宽松环境，以及皇帝的文化政策对士大夫群体的助益等方面。实际上，宋代皇权绝非士大夫政治形成的“背景性”因素，它本身就渗透到了这种政治形态的形成过程中。
（本文为王化雨著《面圣：宋代奏对活动研究》结语部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1月，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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