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失利后：茅屋半间无得住，牡丹犹自起楼台

徐渭（1521-1593），字文长，绍兴府山阴人，明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徐渭自评“书一诗二文三画四”，他的绘画研究相比书法诗文最晚进入现代研究视野，吴昌硕、齐白石等人对徐渭绘画风格的实践推动了徐渭在绘画史上的地位，潘天寿以画家的身份研究徐渭使人们注意到徐渭绘画的艺术理论性，后代学者多沿着此路径对徐渭绘画风格进行分析。

失败的科举经历是学界分析徐渭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徐渭坎坷的科举激发了他的艺术创作，这样的论断渐成“常识”，学者多探讨其科举与诗文书法之间的关系，但少有人深入论断徐渭的科举与绘画之间的关系。1990年高居翰先生在故宫博物院吴门画派研讨会上提出“有素养的职业画家类型”作为探讨画家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绘画风格关系的一个概念。高居翰认为，社会地位就像画家所继承的特性一般，其在特定的风格上有着与生俱来的表达方式。他以吴伟为典范，建立一个明代的画家类型。这类画家有如下全部或部分特征：中下阶层出身，或家境贫寒；幼时即天资聪颖；所受教育以入仕为目的，但却中途受挫；行为放诞，有时佯狂或甚至到了真疯的地步；其别号或斋名冠上如“仙”“狂”及“痴”等字；参与通俗文化如杂戏、词曲等；爱好优雅都会生活，纵情酒色；愿与富裕和有权势的人结交，但却不至于谄媚。在高居翰先生的启发下，笔者认为徐渭或许代表了一批在科举中苦苦挣扎不得法、最后不得以“皈依”艺术的画家。本文愿以徐渭为例，探究科举失利者如何一步步走向艺术创作之路。

科举“八不售一”

徐渭出生在一个家道中落的中下层官僚家庭。其父徐鏓于弘治二年中举，官至“夔州府同知”，但在徐渭出生百天之际就去世了，“是年五月望，渭生百日矣，先考卒”。徐鏓的弟弟徐镃成化十六年中举，官至福建邵武府同治。徐鏓的族弟徐冕弘治五年中举，官至刑部郎中。徐渭的两个哥哥徐潞、徐淮也均未取得功名，徐鏓一家因为徐鏓本人的早亡，徐渭的兄长徐璐不善于经营，到徐渭十岁时已经破落。到徐渭二十五岁时（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二哥徐淮去世，“有毛氏迁屋之变，费悉空。”徐家连祖宅都被乡里豪绅夺取，“卜居为豪无赖所佳误，家殆尽”。徐渭因入赘潘家，一直在潘家居住。可知徐家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

徐渭的科举之路异常艰辛。少年英才的他20岁时才“进山阴学诸生，得应乡科”，然此后“举于乡者八而不一售”。在徐渭四十二岁那年，胡宗宪因严嵩倒台解幕，徐渭恐受其牵连精神大受打击。他四十三岁那年入李春芳幕僚，后因开罪李春芳被废考。“是岁甲子，当科，而以是故夺。后竟废考”，废考一事导致徐渭狂病发作，嘉靖四十六年，精神错乱中的徐渭杀妻，入狱七年，被张元忭等人营救出狱后，徐渭也失去了生员资格。

徐渭的科考之路也并未受到家族的什么帮扶。徐家出的唯一的一个进士是徐冕的孙子徐桓，万历八年庚辰的进士，官至给事中、按察副使。徐桓中举时徐渭已至晚年，已因杀妻入狱案剥夺了生员资格。徐渭曾试图让自己的儿子徐枚投靠徐桓，但枚在桓处不得桓意，徐渭感慨道“前世不知作何业，有此恶种”。

绘画“穷而后工”

徐渭既不能通过科举考试来改变生活境遇，就必须用自己的才能谋生。入狱前他靠做幕僚以文代耕，但在杀妻入狱后，被剥夺生员资格的他境况全然改变，他将目光投向了绘画了。徐渭曾自评“书一诗二文三画四”，笔者认为徐渭的绘画缘起于他科举失利。

隆庆二年（1568），四十八岁的徐渭在狱中写下《赠送马先生序》，文中表露出习画的意愿：

郑虔善著书，攻图画及书法、诗，尝自写以献玄宗，玄宗署其尾曰:“郑虔三绝”。当其时，宰相珍之，为特置广文馆，又自广文选著作郎。及为安史所污，与王维等就系宜阳，然卒用画得免。......而病就榻且踰两春，忽忽有邹阳之变，一缨南冠，援琴而鼓之，叹曰:“嗟乎哉!使曩时者三数年之月，不滞废于他端，以得一意握笔，从事于先生，即使不进于道，苟得闻其绘采，其在今日，倘得宜阳之免乎？”

他介绍郑虔因书画才能被唐玄宗赏识，而自己八试不第现在还深陷囹圄，他在反思感叹之余，认为自己与郑虔的差别在于绘画。所以他感慨道：“嗟乎哉!使曩时者三数年之月，不滞废于他端，以得一意握笔，从事于先生，即使不进于道，苟得闻其绘采，其在今日，倘得宜阳之免乎？”笔者认为此时徐渭已产生了寄希望于绘画来解决现实困境的想法。

骆玉明、贺圣遂认为，徐渭开始习画的时间是在隆庆二年（1568年）。此观点亦可从现存徐渭作品中得到证实。故宫博物院藏徐渭《花卉图》中有一副牡丹图，上有题词“四十九年贫贱身，何曾妄忆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从四十九年贫贱身一句能推测出来，此作应题于1569年，徐渭四十九岁的时候。此图与万历五年（1577年）的《十六种花卉卷》中的牡丹画法接近，基本可以断定为是徐渭早期绘画作品。

《徐渭人物花卉图》，资料来源：故宫博物院，https://digicol.dpm.org.cn/cultural/detail?id=914b816dd50c4af496596392f2830acf

说明：（明）徐渭，《徐渭人物花卉图》，藏于故宫博物院，文物号：新00082136-9/15。此画作于1569年。画面题诗：“四十九年贫贱身，何曾妄忆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

《十六种花卉图》（局部），资料来源： 紫都、马刚编著：《徐渭》，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说明：（明）徐渭，《十六种花卉图》（局部），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画作于万历五年（1577年）。画面题诗：“老夫墨扫草间秋，六瓣尖尖雪色流。用尽邢州沙万斛，未便琢出此搔头。”

“墨牡丹”可谓是徐渭独创的意象，他认为“牡丹为富贵花主，光彩夺目，故昔人多以钩染烘托见长。今以泼墨为之，虽有生意，终不是此花真面目。盖余本窭人，性与梅竹宜，至荣华富丽，风若马牛，宜弗相似也”。泼墨画人间富贵花这种新意背后，我们能洞察到徐渭艺术创作中的灵性与反叛，亦能窥见他对现实境况的些许失意。正如高居翰先生所言：“徐渭苦闷的一生虽然经常见诸其文字，却从未把这份自怨自艾表现在画上。”徐渭一生留下许多关于“墨牡丹”的画作和诗文。1579年初夏，徐渭在1569年牡丹诗作的基础上稍作改动，“五十八年贫贱身，何曾妄忆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又创作新诗一首“毫端紫兔百花开，万事惟凭酒一杯。茅屋半间无得住，牡丹犹自起楼台”，徐渭将这两首诗一并题在了另一幅牡丹画作上。之后的万历二十年（1592年），人生已至尾声的徐渭又将此诗题在了另一幅牡丹图中。

自隆庆元年下狱褫夺生员资格后，“洛阳春”成为徐渭再不可即的痴念，他寄希望于绘画，试图效仿郑虔期望得到君主的赏识，但是无果。他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仍希冀“牡丹犹自起楼台”，但现实报以他的是“茅屋半间无得住”。

绘画没有成为他改变命运的另一个契机，只是成为了他养家糊口的生计来源之一。从留存作品来看，徐渭的绘画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祝寿图、写真像，或者是佛教、道教题材的民间绘画，这符合明中期市民生活的审美，可看做是徐渭对于顾客和市场的迎合。从文字记录来看，陶望龄《徐文长传》中称徐渭：“及老贫甚，鬻手自给。然人操金请诗文书绘者，值其稍裕，即百方不得，遇窘时乃肯为之。”王思任也说他“贫即鬻自所书画，得饮食便止，终不蓄余钱”。徐渭经常将自己的书画报酬记录在题画诗中，报酬或是钱两或是物品，在《盛懋画千岩竞秀卷》中徐渭记载了自己题画所得“三百青蚨”；某子以大蟹索画，徐渭回之以墨蟹一脐和松根醉眠道士图一幅。

笔者认为记录报酬于诗中亦是徐渭的一种反叛，因为中国传统士人是耻于将艺术与金钱沾染关系的。他“以画代耕”却不曾“因画致富”，“得饮食便止”。徐渭在万历五年(1577)的《十六种花卉卷——梅花》题诗道：“曾闻饿到王元章，米换梅花照绢量。画手虽低贫过尔，绢量今到老文长。”他以王冕典故自勉，渲染了“士不遇”的困顿。因此徐渭对自己书画报酬的记录可以理解为他对社会的一种讽刺。

（明）徐渭，《十六种花卉卷——梅花》，藏故宫博物院。

在明代科举取士的大背景下，对于生员们而言，科举（仕途）与艺术（文艺）之间，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科举仕途，艺术不过是培养“士人”的一个环节，而非最终目标。明代谢肇淛总结道：“盖至国朝而布衣处士以书画显名者不绝，盖由富贵者薄文翰为不急之务，溺进仕进，不复留心，故令山林之士得擅其美，是亦可以观世变也。”科考成功者入仕后专心于如何仕进，于艺术方面更加不复留心，而科考失败者穷而后工，于书画处不断取得造诣。徐渭就是“山林之士”中的典型代表，类似的还有唐寅、陈洪绶等等。

吴历在《墨井画跋》中曾云：“古人能文不求荐举，善画不求知赏。曰：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草衣藿食，不肯向人。”在此理论下，徐渭显然不是个有艺术追求的文人，他作《上提学副使张公书》“托书自陈”始得入山阴县学为诸生；他还寄希望于绘画，希望求得赏识改变命运。而正所谓“穷而后工”，恶略的境遇令徐渭不得以向现实低头，也令他于困境中、现实中产生无数艺术创作的灵感。

按高居翰先生根据社会阶层和经济状况对画家风格的分析与定位，徐渭显然属于“有素养的职业画家类型”。但在具体画家的个案艺术分析中，还应视具体情况而论。徐渭的绘画题材选择并未十分怪异，甚至还迎合了市场需要，他原创性的特殊之处更多的是展现在画面表现形式和笔触运用上。笔者认为，徐渭终身都挣扎在科举与艺术之间，即使在“茅屋半间无得住”的晚年，他仍期待“牡丹犹自起楼台”。笔者认为，徐渭的绘画选择，受到了他科举失利、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的影响，其作品中的反叛色彩，充满了对社会无奈的表达与抗争。

参考文献：

1.（明）徐渭：《徐渭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明）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3. 沈子丞：《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北京：文物出版社，第1982年。

4.紫都、马刚编著：《徐渭》，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5.骆玉明、贺圣遂：《徐文长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

6.（美）高居翰著：《江岸送别》，夏春梅等译，北京：三联书店，第2009年。

7.（美）高居翰：《唐寅与文征明作为艺术家的类型之再探》，北京故宫博物院：《吴门画派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

8.孙明道：《布衣与簪裾：科举下的徐渭董其昌画风》，《中国书画》，201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