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常常需要面对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巨大差异与冲突。 在许多人看来，政治理论学家只追求高度抽象理论，而忽视了现实世界的客观情况。但是，我们也可以从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身上，看到他们如何将晦涩抽象的政治理论与现实问题相结合。事实上，当政治学者提出属于自己的理论时，我们似乎可以察觉到他们对于这些理论被付诸实践的期盼。然而，许多人质疑理论学家的抽象理论究竟是否解决实际的公共问题。
在贫富差距逐渐加大，全球化逐渐被孤立主义所取代，国际冲突越演越烈的今天，政治理论似乎对现实问题失去了掌控。当特朗普宣布建墙的那一刻，政治理论家理想中的全球化被搁置了；当伊朗发射导弹，伴随着坠落的乌克兰客机的是理论中美好的和平夙愿。当政府需要制定公共政策时，政治理论专家们似乎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一方面，政府官员更加青睐实际科学（如医药）方面的专家学者；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理论常常显得过分抽象和理想化，政府往往对这样的理论是否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心怀疑虑。在这篇文章中，我将通过分析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哲学教授作者Christian Barry的论文《国际政治理论与国际公共政策的交汇》并通过联系实际事例来探究国际政治理论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在论文《国际政治理论与国际公共政策的交汇》中，作者Christian Barry 提出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一、国际政治理论应该如何与公共政策联系起来？二、理论学家是否应该期望他们的理论与政策相关，如果是，那么理论与政策应该以何种形式关联起来？三、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合理地批判理论与实践无关？”（P1，Barry，2018）。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Christian Barry 将着重考虑以下两种情况：“首先，国际政治理论家应在多大程度上关注其表达的规范是否足够精确，以帮助他们在不同的经验情况下给出明确的实践建议。其次，他们是否应就政策选择和体制改革提供具体的实践建议”（P1，Barry，2018）。对于这两种情况，作者分别给出了不同的观点。对于第一种情况，如果理论在给定的经验假设下无法精确地指导政策和改革，那么它就严重地背离了理论本身。但是，对于第二种情况，作者认为理论家在处理政策和制度设计问题时应该非常谨慎。作者认为，“虽然某些国际政治理论的原则不够精确，但是国际政治理论将自身从具体的政策中抽离出来的抽象性，应当被视作优点而非缺点” （P1，Barry，2018）。因此，作者表示国际政治理论应该致力于变得精确而非实际。作者通过分析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著作《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s），讨论了对没有能力满足基本需求或保护其人民基本权利的社会的协助义务。
国际政治理论应该多么实际？
作者首先指出了国际政治理论的两个实质性目标。第一，阐明和证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集体代理人行为的规范。包括国家，非政府组织，私营企业使用武力的原则，经济治国之道等。第二，阐明和证明社会安排的设计和改革的规范，包括主权国家本身的机构、欧盟等超国家机构和国际法其中包括评估财产权的原则、主权特权、贸易规则等（P2，Barry，2018）。这两套规范也为我们评估国家以及国际组织行为的优劣性提供了标准。
国际政治理论的目的之一是阐明理想的全球秩序。但是，许多批评家指出，国际政治理论往往过分理想化，而缺乏实际可操作性。举例而言，某些学者支持“世界政府”理论，提出了全人类在一个共同的政治权力下团结在一起的想法。（Lu, Catherine, "World Government",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然而，许多批评家认为，建立“世界政府”过程中伴随着剥夺甚至摧毁现有的当权者的权力，而捍卫自己权力的当权者势必与“世界政府”形成冲突。因此，批评家指出实现这样的理念可能是弊大于利的。而另一种国际政治理论极端强调现实性，以政治理念设立公共政策，企图满足一些规范理想而获得认可的政策可能弊大于利。这样的政策过于教条，甚至要求人们在现实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坚持某些理念，表面上这样的政策可以被实现，但是它却缺少了实际性。例如在物质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中国发动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等运动，这些运动背后是期盼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的愿望，但是却因为客观物质条件还不成熟，导致了地方上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一系列问题。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万民法》中的论述也为作者的观点提供了支持。罗尔斯指出，我们应该构建起可靠的“人民社会”，并将此社会结构推广到全球。这样的社会将会由“有序的”人民组成，两种人都可以是有序的。首先是理性的自由人民，他们稳定地保护所有公民的基本自由，为公民提供行使这些自由的充分手段，并使他们的法律和政策受到民主控制（Rawls,1999a：4）。其次是他所谓的“体面的等级人民”。体面的等级人民可能无法保护某些基本自由，可能没有民主特征，但他们仍然稳定地保护着人类的核心权利（包括生存权），并纳入确定具有协商性的政策和法律的流程，从而以某种方式响应其人民（Rawls, 1999a: 63、66）。罗尔斯将理性的自由人民与体面的等级人民之间的关系定义为非暴力的，并制定了八项原则。《人民法》纳入了处理无序人民的原则，包括如何应对侵略性和危险的非法国家，这些国家破坏了和平并未能保护公民的权利（Rawls, 1999a: 81）和“负担沉重的社会”，这些国家的情况使得他们缺乏维持秩序以及良好政权的必要能力（Rawls, 1999a: 106）。显然，罗尔斯强调了其政治理论的实际性，并认真探讨了将其理论现实化的可能性。
但是，罗尔斯理论的实践性却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尤其针对罗尔斯公民原则中的最后一条，“人民有责任协助生活在不利条件下的其他人民，以防止社会失去公正或体面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针对这项原则，部分学者质疑罗尔斯为什么放弃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分配正义”，而转向了这样的协助责任政策。而协助责任原则的背后是潜在的国际意义上的财富不平等。
对于作者Christian Barry而言，他更希望探究罗尔斯理论的实际性，因此，作者指出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哪一类的国家应该肩负起协助的责任，而哪一类国家则是被帮助的对象。对此，罗尔斯明确表示责任约束着人民社会中所有秩序良好的国家，而所有负担沉重的国家则应该是被帮助的对象。与非法国家不同，负担沉重的国家有着向秩序良好国家转变的意愿，却受制于客观经济或政治实力。
理论的具体性
经济援助是最好的形式吗？
某些批判指出，协助责任的原则在提供给负担沉重国家的制定的外交政策不够具体。“罗尔斯进一步指出，这种援助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技术合作和将负担沉重的社会纳入全球合作网络（Rawls 1999a：108-9）。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提出许多疑问，例如，罗尔斯的发展议程是否会要求富裕国家大幅增加对较贫穷社会的援助？ 对于现有的秩序良好的国家，这是否意味着贸易和移民政策？“（P10, Barry, 2018）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援助并非简单直接的经济援助，更非直接将所需要的货币或物资提供给需要帮助的国家。我们以美国企业Toms 为例，Toms 公司承诺，当顾客购买一双Toms 鞋后，公司将捐出一双鞋给贫困国家的孩子。这样看似合理的做法，却大大打击了贫困国家制鞋业的发展。同时，当地的孩子形成了收到鞋子的习惯，转为了一种习得性依赖。同理，给予负担沉重国家直接的经济援助但不提供实际的指导（比如如何建立小型企业）在长远看来对该国家帮助较小。
另一方面，直接的拨款援助并不能解决负担沉重国家的制度问题。在2018年11月26日，联合国宣布拨款920万美元，紧急援助委内瑞拉。但是由于委内瑞拉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并且联合国很可能无法追查到物资和资金的具体去向，联合国也担心其援助是否会被委内瑞拉官员贪污。遗憾的是，外国援助并没有办法从外部改变腐败国家的制度。因此，在面对危机时，有意向实施帮助的国家不得不冒着本该用于援助的物资和资金被贪污的风险实施援助。
如何信任专家？
对于政治理论家而言，放弃援助毫无疑问是不可取的，但是究竟如何选择最有效的协助手段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某些援助问题上，政治理论家并非是专家，他们也需要依赖于经济、社会、以及其他方面专家的意见和文献。“有一种趋势就是援引并支持那些我们相信（或希望）是正确的专家的工作。 但是，对于政治理论家而言，这是否是负责任的认识论态度尚不清楚。 当涉及到可以有效地帮助负担沉重的社会的措施时，值得注意的不仅是那些研究干预措施对促进发展的影响的人之间存在分歧，而且似乎没有明确的多数或少数派观点”（P13, Barry, 2018）。当我们遇到专家对技术政策问题的意见分歧时，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明智地建议，我们通常可以行使“判断可信度和共识的二级能力，并获得做出此类判断所需的信息”（Anderson，2011：145）。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确定在某些领域主张专长的人在“可信度，诚实和认知责任”方面的差异。 但是，这样的筛选也对政治理论家以及政策制定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信息飞速增长的今天，我们难以想象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政策制定者。
以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例，在复杂的疫情面前政策制定者需要作出判断，是否听从专家的建议，以及在专家组产生分歧时，如何选择相应的对策，这也大大增加了制定政策的难度。
同时，我们也常常发现一个公共问题往往伴随着来自许多方面的综合问题，例如在处理环境污染问题时，决策者所面对的不光是环境治理问题，环境问题伴随着企业治理、车辆管制、私人家庭排放，等其他方面的综合因素。忽略某一方面考虑而实行政策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新问题，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从不同专家学者的建议中汲取关键信息，并将整合不同方面的建议，从而制定合理以及全面的治理政策。
理论的精准性
理论的职责道德严格性
“为了探讨协助责任的精确程度，我们去理解协助义务的不同方式，准确规定协助义务需要确定责任承担者，该义务的对象，明确其目标以及该义务的严格程度。 如前所述，罗尔斯明确了负责人（有序社会）、帮助对象（负担沉重的社会）及其目标（促进社会从负担重的国家过渡到秩序井然的社会）， 但是该职责有多严格？” （P16-17, Barry, 2018）。
对作者而言社会的协助义务是严格的，它（1）约束了这个社会而（2）可以要求很多。协助义务将社会约束到一定程度，会导致它无法通过诉诸于其为此付出的代价，或不采取行动可能会带来的其他有价值的目的，去拒绝提供援助（17, Barry, 2018）。举例而言，人们通常认为伤害非威胁性人的肢体的职责是非常严格且强力的，为此类行为辩解的成本非常大，而避免不礼貌的职责却相对而言较为宽松。
哲学家彼得.辛格曾表示，“如果我们有能力防止不良事件发生，而又不牺牲任何具有同等道德重要性的事物，那么我们就应该在道德上做到这一点”（Singer，1972： 231）。试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在确保基本温饱的情况下捐出多余的物资，那么一些世界性的问题，例如饥荒，将不复存在。当然，许多人对此表示这样的举措侵犯了私人财产自由。但是，辛格也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当你路过一个池塘，你看见一个溺水的小女孩向你求救。你可以选择下水救她，付出毁掉你一条新裤子的代价，或是袖手旁观，请问你会怎么做？辛格相信大部分人会选择牺牲掉一条裤子作出道德的决定。在辛格看来，除非救助小女孩的代价是同样付出自己的生命，或是严重受伤，否则我们应该同意付出低于生命的代价来做出道德的决定。
公平性与搭便车问题
与辛格不同，利亚姆·墨菲（Liam Murphy）辩称，在部分遵守的情况下，严格的协助义务不公平地强加了他们的要求。 而当有人不遵守协助义务的同时，职责的严格性将会大大降低。“如果人们像辛格一样遵守严格的协助原则，而其他人不这样做，那么她不仅要尽自己的合理份额，而且还应尽其所能承担不合规的他人的份额。 如果人人完全遵循辛格这样的严格原则，可能意味着几乎没有人真正需要做出非常大的牺牲，因为如果所有人都能做出较小的努力就足够了。 但是，如果大量违反该原则，某些人可能不得不做出很大的牺牲。 按照墨菲的说法，这将是不公平的（19, Barry, 2018）。想象人们在面对一片公共绿地时做到了自己不留下垃圾，却仍然察觉到了其他人留下的垃圾。对于规则的遵守者而言，他们做到了自己应该做的，但是由于他人并未遵守规则，并且逃脱了惩罚，我们有理由怀疑人们是否还有理由继续规则。在社会中，当人们发现有第三者（如政府）会主动担起公共利益的责任，而自己可以逃脱不遵守规则的惩罚时，搭便车问题就产生了。
当政治理论家提供自己的理论时，他们似乎对理论中的对象有着统一的定义，或是将对象定义为理性的公民。但是在实际制定政策时，合理的惩罚以及反制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对于这些潜在的破坏公平的对象，如何制定相应政策来保护公共利益是值得深思的；然而这样要求或许过于实际，也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而对理论学家提出了挑战。
协助的代价
对于罗尔斯而言，做出牺牲以帮助负担沉重的社会时应该的，但是对于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何时可以表示自己已经将尽其所能帮助负担沉重的社会，并停止协助，仍然是难以辨明的。富裕国家有义务履行自己的援助义务，然后再致力于诸如太空探索或艺术成就或人均持续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等国家项目。为了增加材料的舒适度或消费奢侈品（Reidy 2007: 199）。对于一个国家是否应该不为艺术提供资金，改善其高速公路系统或减轻在教育成果方面的不平等待遇时，转而为他国提供援助时，我们似乎无法指责罗尔斯的政策过于保守。事实上，如果要求有秩序的社会将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到很低的水平，以帮助负担沉重的社会，那么这是非常激进的，除了它是否允许不平等。缺乏精确性使得不清楚在与其他国家进行互动时，该国家自己用于其公民的国内支出或采取的政策中哪些应当被视为与正义相符。
或许从长远来看，这些接受过国家援助的负担沉重国家可能在今后会成为本国今后的贸易和政治伙伴。但是，当对外援助影响、甚至拖累了本国人民的生活或经济发展时，人民是否还会支持这样的援助？甚至，接受援助的国家内部或许也并不完全欢迎这样的援助。在二战后，美国曾对欧洲实行马歇尔计划以帮助经济、社会上受到重创的欧洲国家，但是在计划实施的初期，美国国会并未对此计划表示出太多支持，在国会看来，法国、英国等国家完全可以靠殖民地恢复经济，并不需要美国的援助，然而到1947年这些地区的经济依然不见起色，于是美国加大了对欧洲的扶持力度。尽管如此，在法国，部分左翼将美国的援助视作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同时转而拥抱了共产主义思想，这也为美国的援助蒙上了一层阴影。
结论
作者Barry 在结论部分写到，“在本章中，我对比了国际政治理论渴望获得实用性的两种不同方式。当被要求给出特定的政策时，理论可能是具体的；当以某些经验假设为条件给出实用建议时，政策也可能是精确的。 我认为，鉴于认识论的局限性，国际政治理论应该避免具体性，但应保持精确”（22, Barry, 2018）。事实上，由于现实社会的瞬息万变，理论学家很难将理论的方方面面都变得具体；然而，当理论学家构建理论的同时，他/她必须将该理论的内部逻辑以及核心理念尽量精确地传递出来。于此同时，他/她也应该考虑到该理论可能会遇到的反驳与批评，试图在理论层面上解决或回应这些批评，建立起在特定条件下可靠且合理的国际政治理论。
【引用文献】
Anderson, E. (2011). Democracy, Public Policy, and Lay Assessments of Scientific Testimony. Episteme 8(2): 144?64.
Lu, Catherine, "World Government",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Winter 2016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URL =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16/entries/world-government/>.
Murphy, L. B. (2000). Moral Demands in Non-Ideal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awls, J. (1999a). The Law of Peopl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idy, D. A. (2007). A Just Global Economy: In Defense of Rawls. Journal of Ethics 11(2): 193?236.
Singer, P. (1972). Famine, Affluence and Moralit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3): 229?43.
Singer, P. (2009). The Life You Can Save (New York: Random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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