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秀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关键的创始人，为我国的革命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俞秀松的选择，同他早年的经历有重要关系。本文概述了俞秀松的受教育经历和其到上海最终创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为止的过程，还原了他作为一名普通青年学生因时代浪潮的推动而不断成长进步的经历，和社会良性环境对一个青年人的重要影响。

俞秀松

俞秀松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充满了热血和传奇。在家庭的影响和帮助下，他在家乡接受新式教育并最终走出这个养育他的地方，克服阻力自己选择了未来的道路；浙江一师的新文化浪潮将他推上学生领袖的位置，成为他“革命”的初体验，逐渐崭露头角；从浙江、北京到上海，亲身的探索和实践，坚定自己的选择和信念，成为中共的发起人和社青团的创始人与领导人；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俞秀松不断的奔走，莫斯科、新疆都留下了他坚定、智慧、勤奋的身影，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壮志未酬的唏嘘和浩然长存的正气。

俞秀松的革命道路，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是由他自己开拓，这条道路的走向与他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种种选择和经历有关，而他这一阶段的选择和经历同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点分不开。俞秀松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各界强烈寻求变革的时代，是无数有志之士为中国殚精竭虑奋斗的时代，这个时代下的中国社会暗藏着无数矛盾冲突和机遇。对于当时像俞秀松一样最渴求新知识新思想的学生群体来说，来自教育和文化的冲突的影响是最大也是最直观的。当时的新文化、新思想，引导着学生时代的俞秀松逐渐从个人英雄的崇拜者、无政府主义者，最终选择了他所认可的可以拯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俞秀松

一、新文化影响下的童年启蒙教育（1899-1915）

俞秀松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8月1日出生于浙江诸暨次坞镇（原大桥乡）溪埭村。那时中国的新式教育已经有一定的影响，普通民众也开始接受这种全新的教育。俞秀松正是在一种理解与鼓励新式教育、认可新文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父亲提供的教育环境和影响

在俞秀松的一生中，父亲俞韵琴的影响从不曾间断 ，而在童年成长的关键阶段，父亲的影响更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俞韵琴（1879—1973）的父亲俞金全（1832-1914）育有三子四女，俞韵琴是第三子。俞家世代务农为业，属于贫雇农家庭，作为溪埭村俞氏宗祠的族长，俞金全和大儿子、二儿子都得到村民的尊重，被称为“太公”，但是并没有带来经济利益，他们也同当时中国大多数的农民一样没有读过书。不过俞金全作为村里的族长，应该是见过一些世面的，他受到“耕读传家”的影响，想改变全家目不识丁的状况，所以最终作出举家借债供俞韵琴读书的决定 ，也有说俞金全因为喜欢这个小儿子 。一开始俞韵琴在务农放牛的空闲时间到村里的私塾读书，后又到距离村子10多公里外的墨城坞村拜秀才寿梅契为师。寿梅契曾在清代著名学者俞樾（章太炎的老师，俞平伯的曾祖父）家中做过私塾先生，在当地较有名望 ，并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科举最后一次考试中得中秀才。 其后俞韵琴又到位于省会杭州的浙江东城师范学校学习 ，并取得了毕业文凭。 可以说俞韵琴既接受过传统的儒家文化教育，学有所成，也接受过新式的教育，并且是师范科班出身，这种教育背景在清末属于稀缺的教育专门人才。

从俞秀松1899年出生到俞韵琴1904年考中秀才，期间科举考试备考和不断学习的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幼年俞秀松，自然也会受传统文化熏陶和学习精神的影响。此外，作为长子的俞秀松，免不了要帮助不宽裕的家庭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庭劳动，这可以说是对耕读传家的最好呈现。

俞韵琴的家庭教育也非常符合如今的教育理念，注重言传身教“处处以身作则，对子女从来不打骂，也不独断专行，总是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地教育子女，教育他们做人要厚道、勤劳、自立、要爱学习，要立志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 俞秀松在自传中回忆父亲道：“他是一个正直的好人。他不保守，对我的行为和举止不采取不同意或者反对的态度。他对我少年时期的影响很大” 。

俞韵琴曾担任清末知事府老师、诸暨县教育局督学、诸暨县劝学所所长等职，任督学和劝学所长期间使诸暨地区的士绅及群众对新式教育从抗拒到接受，期间发展了400余所新式学校 。虽说这个成果也有当时政策扶持和时代趋势的影响，俞韵琴也可以说是诸暨地区农村普及新式学校教育的重要开拓者，父亲如此形象也必然落入童年俞秀松的眼中。

在1908年，俞韵琴在溪埭村创办了诸暨西北地区的第一所新式小学，行余初级小学。当时9岁的，便跟着父亲进入这所学校念书。

2、连续的新式学校教育启蒙

从1860年代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从戊戌变法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在“几构存亡之祸，于是向之阻挠者，始知改革为不可缓” ，并将求才得人作为首要任务，迈出了清末新政教育制度改革的步伐。1901年9月清廷下令“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并于1905年宣布废除在中国施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 从此学堂成为唯一学习和受教育场所。

1906年清政府学部根据侍郎严修的建议，令各州县设劝学所，制定《劝学所章程》，规定“按定区域，劝办小学，以期逐渐推广普及教育，此为当今切要之图” ，俞韵琴即是其中一员。1908年，受过师范教育的俞韵琴创立行余初级小学。学校按照新学制授课，开设国文、经学、算术等课程，不教授传统的四书五经，周末还举行各种报告会 。

在行余初级小学，俞秀松在父亲的指导下，第一次接触到系统的新式教育。不过当时基层的新式学堂和新式教育，名义上由地方行政长官负责，在浙江则由浙江巡抚（包括浙江各地官吏）负责，但是考虑到经费、教员和制度配套等各方面的问题，积极提倡和协调各地士绅对新式教育的参与，而处于基层的士绅阶层自身内部原有的松散性等问题 ，学堂本身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政府和各地也都在摸索、讨论、更新，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中，俞秀松的主观能动性应当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12年俞秀松从行余初级小学毕业，考入萧山县临浦高级小学。据俞秀松传所述，当时俞秀松有两所高级小学可供选择，另一所是诸暨县城的乐安高级小学，名声较临浦高级小学为佳，但俞秀松最终选择的是临浦，理由是“临浦离杭州近，消息传播得快” 。

高级小学阶段的俞秀松开始展示对于世界的认识与社会的关切的看法，“曾充满了英雄主义的幻想” ，他用作文来展现他的认识，如“愚公移山论”、“论成败”、“进取思想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论”、“政治宽猛之道当若何”等 。这也能从侧面凸显出新式学校的教育在引导和帮助俞秀松这样的进步学生进行良性的思考。

俞秀松（左四）

二、新文化浪潮下的革命觉醒（1916-1919）

1915年16岁的俞秀松高级小学毕业后，因为家中经济情况的原因，无法继续中学的学业，所以在家中自学并在家里帮忙。一年后的1916年，在父亲友人的帮助下 ，考入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后简称“浙江一师”）学习。后来他在浙江一师主动辍学，开始尝试追求社会改造的实践。他的这一决定与席卷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有关，也与本就走在文化、教育领域先锋的浙江一师同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呼应有关。俞秀松本人也高度认可了浙江一师带给他的影响，他说在浙江一师“念了四年半的书，那几年，特别是最后两年，对我的思想进步来说极其重要的” 。这几年的影响，是他快速成长的重要阶段，是他思想成熟的关键时期，创办刊物和学生运动的参与增加了他的革命实践，也为他积累了宝贵的人脉资源，直接影响了他未来同他父亲开拓教育事业一般，走上更加宏阔的革命先行者道路。

1、新文化浪潮下的浙江一师

（1）提供新文化生长土壤的浙经一师

浙江一师对俞秀松的影响得到其本人的认可，且也在新文化运动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校长经亨颐的教育理念和高效的执行。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开始鼓励和支持关派留学生赴日，日本成为青年海外就学的重要目的地，自费留学也成为热门。经亨颐自1903年2月赴日，先后在东京宏（弘）文学院（1903-1906） 和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1906-1910）学习。在日本留学，经亨颐不仅接触到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也接触了一批日本著名的教育家、伦理学家，如嘉纳治五郎、吉田静致、及川平治、小山左文二等，接受了欧美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成为其教育理念的关键基础。

经亨颐1908年曾休学一年，担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浙江一师前身）教务长，1910年回国后复任教务长，后于1912年任校长、浙江省教育会副会长，1913年任浙江一师校长、浙江省教育会会长。经亨颐通过浙江一师积累大量的一线教育经验，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浙江一师也打上了经校长的风格。

1919年4月，经亨颐主持的浙江省教育会将《教育周刊》更名为《教育潮》，从此这本月刊成为传播和宣扬新文化运动的进步刊物。经亨颐1919年11月发表在该刊的《愿牺牲就是新思想》中写道：“今后的人生叫什么新生活，有四个要素：平等、自有、博爱、牺牲” ，可以说是对他办学和教育理念坚持态度的最好注脚。经亨颐在学校提倡“人格教育”，鼓励学生发扬“自动、自有、自治、自律”的主动精神，鼓励学生办刊物报纸，赞许学生自治 。此外，学校的各项事务，如招生事宜经亨颐也是亲力亲为：他认为“招进来的新学生基本好不好，和学校的成绩好不好大有关系，第一师范以后的学生，个个是我亲手招进来的，招生人数与学额差不多要一与二十之比，无论何人送来的条子一概不理” ，由此也可知俞秀松当初考入一师的不易。经亨颐对师资力量的精心设计和投入也是一师成为新文化运动阵地的重要原因，若有不称职的教师他会立刻“向监督要求解聘” ，学生因此非常肯定他的率直。

第二，浙江一师养成支持新文化的运动的师资力量。

在经亨颐的努力下，大批当时的有识之士、文化精英前后在浙江一师当教员，“当时校内有力的教员国文教员称为四大金刚的陈、夏、刘、李；陈是陈望道、夏是夏丏尊、刘是刘大白、李是李次九……” 还有沈钧儒、李叔同、沈玄庐、叶圣陶、沈雁冰、鲁迅、姜丹书、单不庵，许寿裳、马叙伦，俞伯平等。这些教员不仅崇尚新学，思想解放，可以将国外先进的知识内容传授给学生，同时也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能在学生的授课过程中起到积极的影响。学生对此印象深刻，还能一一细数教过自己的老师和科目：“办西泠印社的弘一法师李叔同教我们音乐和图画，陈望道教日文修帝，朱自清教社会学，夏丏尊教日文 ，李次九教国文，潘端普教数学，袁新产教教育，书法由范耀雯教……” 。

此外在浙江一师，从校长至普通教员，均认真教学。浙江一师当时理论课程，学生反映外聘教员态度不端，而校内别的教员专业不对口，最终经亨颐这个理科生把自己老师“的书一起搬出来，温习了好几天，编了讲义”，从此就当了七八年的伦理教员 。此外，教师的敬业和奉献精神也值得称道。教师在教学任务外还要承担其他工作，但是他们都能认真完成，经亨颐的“老同事如夏丏尊、李叔同、堵申甫、范允兹、胡公冕、姜敬庐等以一贯的精神，绝不计较劳苦……课外工作又很多，这是现在各役教员所少见的” 。

（2）俞秀松在一师的思考

因经亨颐严格的招生要求，浙江一师生源质量很高，因此在教员的教导之下，学生中涌现出大批近代著名的革命、教育、文艺界的著名人物，如施存统、宣中华、叶天底、柔石、汪寿华、梁柏台、金甲武、俞平伯、曹聚仁、傅彬然、徐志摩、郁达夫、丰子恺、潘天寿、冯雪峰、汪静之等 。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浙江一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

在浙江一师求学期间，俞秀松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探索与思考。

首先，俞秀松的思考同他的家庭经济背景有关，同学周伯棣回忆其考一师的原因“是读师范少花钱——只出半饭前” ，俞秀松自己则表示他“每年在那里读书要交一笔数目不多的钱（将近四、五十元），但即使这样，对我家里来说已经是很困难了，这种社会地位确实使我产生了革命的情绪，对当时社会的制度有了敌对的看法。” 作为农民的儿子，在一边学习一边替家里工作的情况下上完初级、高级小学已经很不容易，能够上浙江一师更是休学一年后在父亲好友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才实现的，这对他的思考会产生一定影响。

在浙江一师，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学生们也因为“阶级”的不同，思考的方式和内容的差异，产生思想上的差异，学生们自然也会维护自己的主张，与不同的主张进行辩论和驳斥。这个过程中，俞秀松开始与不同的思想进行抗争。

俞秀松回忆学校新文化潮流的冲击和日本的侵略产生了思想上的对立：“当时我们中国发生了一场新文化运动，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犯我国，在人民中间，特别是在学生中间强烈不满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我们学校里全体学生都参加了这场运动。但应当说，在学生运动中已经存在两种潮流，一种是右的——完全是沙文主义的运动，大部分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分子属于这一派。另一派是左的，大部分穷人，小资产阶级属于这一社会运动。我属于后一种。当时就我的思想观点来说是反对资产阶级沙文运动的，认为他为资产阶级，不是为穷苦的劳动人民的。”

其次，在浙江一师接受新知识，俞秀松更快了解到中国国情。浙江一师地处省会杭州，邻近上海，消息灵通，思想的交汇也更为复杂。当时北洋政府下的中国内忧外患，对从小接受新式教育，在浙江一师接受新文化启蒙的俞秀松而言，有了更多的思考素材和空间。

在浙江一师的学习和教员的带领下，俞秀松有机会接触到不少革命书籍，并第一次关注社会主义学说：“当时我对首次在中国书籍中作为一种群众性现象出现的社会主义学说很感兴趣。当然我还无法分清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什么时候工联主义，什么是工会等，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同。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能拯救人类的好东西。”

所以当时的俞秀松，对于革命、对于自己的信仰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只抱有最基础的革命情感，而这最基础的革命情感在其浙江一师学习阶段最终展现为一种追求，即对“生活”、“幸福”、“进化”的追求 。

2、五四实践和“一师风潮”带来的觉醒

（1）五四运动的实践

1919年是俞秀松在浙江一师学习的第四年。是年1月18日起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作为战胜国等来的确实北洋政府外交场合失败的消息，从而导致国内各界爱国主义情绪高涨，其中尤以接受过新文化、新思想的学生群体为甚。5月4日，北京学生群体率先组织起大规模的爱国示威游行，同时派出代表到各地学校进行联络。

北京爆发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于5月6日传到杭州，杭州之江大学率先响应，并派代表到浙江一师、杭州一中、甲种工业学校、女子师范学校、法政学校等学校联络。10日晚，各校学生代表齐聚设在浙江一师校园内的省教育会，这些学生代表包括浙江一师的俞秀松、施存统、宣中华、周伯棣、傅彬然，杭州一中的査猛济、阮毅成，甲种工业学校的汪馥泉、孙敬文、夏衍等。 俞秀松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这是他革命生涯中首次以学生代表和运动领袖的身份，展现其领导能力。会议最终商定杭州学生运动的三件主要任务：成立杭州学生联合会，作为有组织的学生运动，将主要学生代表凝聚在一起；函请杭州总商会停售日货，寻求商界的外部支持；最重要的是，制定了阶段性的学生运动计划，首先声援北京、上海学生，于5月12日举行示威，其后自5月29日起全市罢课，检查日货。

其后，学生运动的开展完全按照会议计划执行。5月12日上午八时，杭州14所学校三千余名学生在湖滨公园集聚后，在杭州城内列队游行，游行队伍最前列的正是作为游行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俞秀松和宣中华；5月底，杭州学生举行大罢课，“督军省长公署”虽承认学生是“爱国”，但同时威胁各校校长“如不再率训诫，即行查明斥惩，倘有逾法行动，妨碍秩序，遵令依法逮治，不稍宽贷” ，采取多种措施遏制学生运动的继续蔓延，俞秀松等学生领袖“坚持在校斗争，并带领学生查、烧日本货” 。

学生运动期间，俞秀松也带领了一支由20个学生组成的宣讲团，在湖墅路至拱宸桥一带沿街演讲，向过往群众讲述五四运动爆发的起因，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还在拱宸桥的日本药店门前宣扬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坚决不买卖东洋货物，他的演讲“情真意切、条理清晰，听众常常报以热烈的掌声” 。

俞秀松在杭州五四学生运动中的表现，都展现出其作为一个未来的革命者勇于开拓、敢于承担、坚持不懈的优良品质，也证明了他的落实能力。无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演讲者，还是作为学生群体的领导者、组织者，五四学生运动的种种经历，都给了学生俞秀松一次将脑中的知识、心中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的机会，是他未来作出踏上革命道路选择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在这次学生运动中，俞秀松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一起创办杂志、到北京参加工读团团，最后一起聚集到上海的渔阳里。

（2）《非孝》和一师风潮

浙江当时的政治环境并不利于新文化的传播，谷剑尘 认为，“浙江虽是大省，但文化却比他处幼稚，什么都够不上。因为有许多专制魔王，在那里压迫着，文化不能运动，言论不能自由，所以无论什么，都衰弱得了不得。五四运动之后，有教育会出版的《教育潮》和《新潮》的刊发，狠沉寂的浙江，经此一来，总有点活动的气象” ；而当时浙江一师的学生在480多名，可每期校内销售的《新青年》、《星期评论》、《湘江评论》等杂志达400多份 ，可见浙江一师已成为浙江的新文化阵地。

1919年8月下旬是暑假结束临近开学之时，杭州一中的查猛济、阮毅成邀请在五四运动中结识的俞秀松、宣中华等20余位进步同学一起，以宣传反日爱国、传播新思想、批判旧思想为目的，筹备出版《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或简称《双十》周刊。浙江一师教员非常支持他们筹办的这份刊物，出版经费由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李次九和沈玄庐提供，其中陈望道和刘大白更是亲自出席指导《双十》的出版。《双十》周刊的取名是为了纪念民主革命意义的辛亥革命，但是出版两期后，刊物领导人俞秀松与宣中华认为辛亥革命并不彻底 ，尝试更多的宣传社会主义，改组了《双十》周刊为《浙江新潮》。改组《浙江新潮》的创始人来自浙江一师、杭州一中、甲种工业学校、宗文中学的27名进步学生，俞秀松为主编。

在今人看来，《浙江新潮》是当时受十月革命影响，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刊物。由俞秀松撰写的《浙江新潮》发刊词中，已经开始出现“改造社会”的想法，并思考由谁改造社会、如何改造社会 ，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更深的俞秀松等人，不自觉的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夏衍回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在知识界，无政府主义还有很大的影响，像我们这些人，也只不过是基于爱国热情，不满旧社会的黑暗，莽莽撞撞地在寻找革命的道路。所以在当时，对于这一篇分明是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写成的发刊词，在我们同人之间，看法上也还并不是完全明确一致的。” 因此，笔者认为正是《浙江新潮》上刊文缺乏高屋建瓴的思想指导，从而导致了一师风潮的危机。

1919年11月中旬，《浙江新潮》第2期发表了施存统的《非孝》一文。施作此文，一是由于其父虐待其母，陷入了“孝”的两难，从而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旧的伦理观念，这是动机；二是同样作为浙江一师学生的施同样接受了大量的新思想、新学说，有了作文的理论基础；三是施理想的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写入民国宪法的，一师自由、开放的大环境也是他公开发表的自信基础。其本意是“打到不合理的孝和行为不通的孝，并不真像那些顽固派所加罪名那样，对孝字全面否定” 。

五四运动中学生的呐喊余音未消，同时期又有浙江一师师生公开拒绝参加祭祀孔子的“丁祭”活动，经亨颐也借口开会离开浙江，“第一师范就此招来了‘非孔’的罪名” 。谷剑尘认为《非孝》一文恰是“顽固党”杀鸡儆猴的对象，认为“施存统君未免稍欠研究、意气用事……因为这般顽固党对于‘新思潮’的种种问题，都是他们的对头；他正在眼睁睁的望着，想乘隙而入，来下摧残的手段。不料有这篇‘非孝’的文字发现，予人以口舌。他们的摧残手段便趁机而入了” 。

面对政府的种种施压，俞秀松没有退缩，召集浙江新潮社员商讨对策，并在浙江已无印刷厂可以承印《浙江新潮》的情况下，第一时间把第三期稿件带到上海，在《星期评论》社和沈玄庐、戴季陶、邵力子等人的帮助下印刷出来，随后带回杭州秘密散发，刊中增设《特别启示》：“读者诸君鉴：本刊一再受到官厅的压迫，但我们的精神和主张不变，将出版不定期刊物。本刊系少数学生组织，与各校广大师生无涉，特此声明。” 《浙江新潮》的这一行为，更是激怒了浙江当局，浙江省督军卢永祥和省长齐耀珊于1919年11月27日联名密电北洋政府大总统和国务院，要求全国范围查禁《浙江新潮》，12月2日北洋政府即通令各省“立予禁止印刷、邮寄《浙江新潮》” 。在政府严格控制和搜捕之下，俞秀松等人无奈只能另谋出路。

从一师学生在五四运动、拒绝“丁祭”到创办进步刊物中的积极表现中，政府也认识到学校领导层和教师在其中起到的推动作用。1920年2月，省长齐耀珊趁寒假学生不在校期间，免职浙江一师校长经亨颐，并指明所有原任教员，都要经过新任校长的重新聘任，从而引发了浙江一师所有师生的强烈反弹，发起了被称为“一师风潮”（又被称为“留经运动”、“挽经护校”）的学生运动。1920年3月24日，政府下“休业令”企图解散浙江一师；3月29日，齐耀珊又调遣500余名军警试图强行遣散在校师生。对此，已经在北京的俞秀松积极关注并表达了自己的期望：“学校万一被官厅解散，我们同学千万不要就此纷纷走散。学校里虽然不能进去住宿，我们的同学不妨你抱我、我抱你，宿在露天之下；学校里虽则不能进去听课，我们的同学不妨在宽空马路之中，聚立听讲。我们倒有这样的精神，官厅于我有何哉？” 最终“一师风潮”学生运动在坚持两个月后，在4月以暨南大学教务长兼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姜琦作为新校长上任告一段落 。姜琦是一位温和的教育家，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也是结合教育就事论事，中规中矩 ，时人评价姜校长的浙江一师“学生也还满意的——孜孜矻矻干那学生底本务了”。

（3）革命意识的觉醒

在五四运动的实践中，俞秀松开始认识到阶级的对立性，不同的阶级是服务于自己阶级的，认为资产阶级并不为穷苦的劳动人民，因此他提出为了追求“生活、幸福和进化”的目的，要达到三个条件，分别是“自由”、“互助”和“劳动” 。而有型的如制度，无形的如学说、习惯等，成为了达成自由、互助和劳动的种种束缚、竞争、掠夺的阻碍，要达成目标就要改造社会。改造社会就要破除这些束缚、竞争、掠夺的阻碍，俞秀松列举了“风俗、习惯、宗教、法律的主张，政治、经济的制度，家族、国家的组织”这些如今看来维持国家正常运行的要素。当时的俞秀松，其改造社会的思想基础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受到了十月革命的影响。

此外，俞秀松也逐渐开始思考将自己的身份和自己想要维护的阶级挂钩，即青年学生和劳动者身份的逐渐结合，他认为，因为劳动者没有文化的居多，直接靠文字无法引导他们的联合和觉醒，而青年学生则有改变这一情况的责任。因此俞秀松计划分三步达成目标：1、以学生的自觉和联合促进劳动界的自觉和联合；2、学生界和劳动界的联合；3、使学生偶读成为劳动者，谋劳动界的大联合；最后，“等到学生都投身劳动界，那么改造的目的就容易达到了”。 从俞秀松表述可以发现，他用自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践的经验，总结改造社会的方法，并以此指导自己未来的行为。

“一师风潮”后的俞秀松也无法继续留在学校读书，寻找新的出路成为其唯一的选择。俞秀松在短暂的回到诸暨老家调整后，王光祈在北京尝试改造中国社会的工学互助团成为了俞秀松等人理想的选择。

浙江一师的教师中，包括经亨颐在内的多名教师都被迫离开了学校，如陈望道、刘大白到了上海，夏丏尊去了湖南等。而经亨颐认为一师风潮导致了共产党的发展：“……都是因为第一师范风潮的失败以后愤而到上海才加入共产党的，岂不是当时官厅压迫的措施要负其责么”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陈独秀主持下于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发起组的成员里，包括俞秀松、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都曾是一师的教员或者学生。

俞秀松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践与升华（1920-1921）

在浙江一师的学习经历和“一师风潮”的影响让俞秀松最终决定走出学校，用具体的行动来表现自己改造世界的决心、验证自己的革命想法。

1、新文化先驱的接触和工读互助团的失败

1920年1月，王光祈在接受了“布尔扎维克主义”并思考了“什么是工作、为什么要工作”后 ，正式将“工读互助团”的想法成体系的发表，称其“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 ，并清晰的列明了工读互助团的1、发起的动机和成立的经过，2、组织及其预算，3、工读团与其他组织不同点，4、工读团的未来，并编订了工读互助团的章程 ，勾画出一副理想的社会改造组织的蓝图。文章一经发表，就受到热烈反响，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周作人、张崧年，罗家伦等均大力支持，带头捐款，并作为发起人参与到工学互助团中。

当俞秀松等人来到北京作为新鲜血液注入到工学互助团的时候，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王光祈等也来看望他们。陈独秀还特意询问了浙江五四运动和“一师风潮”的情况 。陈独秀之前曾通过文章支持包括俞秀松在内的年轻人，称他们为“可爱可敬的小兄弟” ，这次得到前辈的直接关照，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励。

不过从一开始，俞秀松的北京之行就因经济情况遇到一定的挫折。其弟俞寿臧回忆称：“大哥和施存统、周伯棣、傅彬然等人，认为杭州不能久住，决定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但是没有路费，写信给父亲要求接济。但信中却称父亲为‘同志’，父亲大怒，只给寄去1元钱，表示‘同志’的情谊。大哥无奈，在同学、朋友的帮助下，有的赠旧大衣，有的送皮鞋，有的帮路费，才到了北京。” 俞秀松也曾多次回忆，“1919年，在这个新学说（笔者注：指‘作为一种群众性现象出现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下，我离开了家庭。我对父亲说，我再也不想按旧的方式生活下去了。在同学的帮助下，我去了北京。在那里参加了一个名叫工读互助团的组织……组织的领导者是一批在北京开展新文化运动的教授。他们希望在当时社会中建立一种人类的崭新生活，当然这种想法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就从那是起我认识了陈独秀、李大钊等。” ；“开始接触了一点新的革命学说，并在此影响下跑到北京。尊敬托尔斯泰和克鲁泡特金。受乌托邦学说的影响，参加过一个这样的组织。……曾在一家工厂劳动，接近了陈独秀和戴季陶。”

工读互助团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热门，全国不少地方纷纷效仿，北京的《新青年》，上海的《星期评论》、《民国日报·觉悟》、《广益杂志》、《兴华》，巴黎的《旅欧周刊》等等，都有对工读互助团的报道和相关信息的转载。工读互助团通过分工劳动和安排学习，充实的安排每天的活动；参加工读团的又都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在经费充足的情况下，确实给予那些团员们很大的精神满足，但是工读互助团缺乏资金支持，且没有统一而正确的思想指导的情况下，受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团员们开始产生意见的不合。施存统曾详细的将工读互助团失败的经历进行了分析，认为思想的溃散是东渡互助团解散的主要原因，他看到团员们“彼此精神渐渐隔阂，团体精神渐渐涣散，于是对于工作发生很大的变化。顿时，感觉没有兴味……差不多大家对于这个团体都没有十分的感情，除去一二人外，都不愿意去维持它。”

俞秀松则认为经济原因是工读互助团解散的主因，“在这个组织里我待了半年 ，后来碰到了一系列困难（主要是经济上的），我才逐渐明白，在现在这个社会里不通过革命来建立人类的新生活完全是一种空想，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使我坚信，如果要建立人类的新生活，首先要唤起工人大众，和他们一起来进行宣传。实际经验也使我相信这一点。这样我就离开了这个组织（后来这个组织的大多数成员都参加了我们党的组织）。”

工读互助团的失败，让俞秀松认识到了空想的社团无法支撑改造社会的现实，理想的热血无法对抗封建主义的思想，他打算抛弃无政府主义不切实际的构想，表示“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情愿做个被‘举世唾骂’的革命家” ，他认为“改造社会的好方法，就是使社会愈闹的利害愈好；唯恐我们底方法，还不能使这个麻木不仁的社会闹起来呢！如果全世界能够大闹起来，那是我所更加欢迎的” ，这是他对参与革命的最直接表述；工读互助团的参与，也让俞秀松直接接触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中国第一批的社会主义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更是直接的参与到了我们党和团早期组织的创建中去。

2、工人运动和上海社青团的成立

1920年3月下旬，俞秀松与施存统同行离开北京，计划南下福建漳州，途径上海。俞秀松行前将行程和计划以书信告知其曾经浙江一师的老师沈玄庐，沈玄庐则告知了陈独秀。在俞秀松27日火车抵沪前，陈独秀即安排沈玄庐和戴季陶往火车站迎接，并建议他们留在上海。届时的上海是个工商业发达、列强势力强势的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强大，新旧思想交融，新鲜事物不断出现，对俞秀松等人而言确是一个施展抱负的优秀平台。因此俞秀松放弃南下漳州的计划，决定留在上海，在白尔路三益里17号《星期评论》社工作、居住。

俞秀松在星期评论社直接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他打算深入到工人群体中，俞秀松在日记中说明了他的“目的，（1）观察现在上海各工厂底内容和工人底生活状况；（2）观察工人底心理，应该施什么教育和交际的方法；（3）尽我底能力，于可能的范围内，组织一个很小的工人团体。” 在戴季陶的安排下，俞秀松进入了虹口东鸭绿江路351号的厚生钢铁厂做工人。俞秀松日后回忆，他借劳动节之机达成了“组织一个很小工人团体的目标”，他“在那里工作了四、五个月。在那时我开始参加了工人运动。五一节那天，我和其他同志想组织一次游行，没有能成功。但我们还是聚集了起了二、三十个人，开了一个短会，这对上海无产阶级来说是第一次” 。俞秀松口中的那次游行组织者包括他和陈独秀等人，联合了当时的上海工业会、船务栈房工届联合会等七个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纪念大会，最终在军警的干涉下失败。

1920年4月，维经斯基携夫人库兹涅佐娃和杨明斋等人来到中国，陈望道完成《共产党宣言》的翻译，由俞秀松交陈独秀校对；5月，陈独秀发起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在《新青年》编辑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成立了我国首个“共产主义小组”。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考虑到培养青年干部和发展后备力量，需要吸纳年轻力量；同时，五四运动后的很多进步青年，正寻找一个发展的方向，不少因为《新青年》、《星期评论》等刊物，慕名前来拜访求教；再次，还有不少在上海工读互助团和沪滨工读互助团陷于迷茫的青年，盼望一个组织的引导。

作为浙江一师校长和教育会会长的经亨颐曾对青年组织发表过一些看法，他说：“我还要贡献一个意见，希望山西办一件没有派没有党没有阀可以表示大家愿牺牲的事业，就是‘青年团’，这青年团究竟是什么性质？我们中国一般的人实在还没有十分明了，有点还要误解，叫什么社会革命哩，传播过激思想哩，提创平等自由哩，吓得大家不敢赞助。也有说抵制宗教反对青年会哩……我现在把我浙江办青年团的情形讲给大家听听，并没有什么成绩可以报告，不过觉得社会上狠期待这件事，又觉得我们发起的人办事的人还缺少一种魄力。这件事原是要社会自动的，不要依赖官厅…… ”。可见当时社会对于青年组织已经产生关注，五四运动之后，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力量更是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但是因为一直没有一个理论和学说的指引，青年学生都是依靠最直接的热情行动，没有一个最直接的青年组织。1920年夏，正是“社会自动的”要求出现这样一样青年组织，陈独秀指派俞秀松负责筹建工作。

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团机关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 ，俞秀松任书记，参与发起的还有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叶天底。建团一月内，团员即发展到30人，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汪寿华、王一飞等都是团员。到1921年上半年，上海的团员已发展到200多人，党的许多活动也是以青年团的名义进行。

对于这段经历，俞秀松有完整的回忆：“在上海生活最初的日子里，我认识了戴季陶（国民党的理论家）、沈玄庐等人。他们多方面帮助我了解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其中包括十月革命。我认为十月革命是解放人类摆脱压迫的唯一道路。有时我还去陈独秀处，当时他从北京来到上海，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中国共产党，但是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这第一次努力未能成功。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宣布了我们党的存在（当然我们党正式存在是在1920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事情），并选举陈独秀为临时书记。他被委派负责在四个大城市（上海除外）成立我们的组织。我作为上海的领导成员之一，实际上是一个人承担了上海的全部工作。根据党的委派，我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现称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人夜校和俱乐部。参加成立了一些工会组织（如机器工会、印刷工会）。同时我还担任了“劳动界”（上海党团组织的机关刊物）等刊物的编辑。此外，我还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了“外国语学社”，我们党最近几年的积极分子几乎都是该社的学生” 。

俞秀松的工作，被称为“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 ，后受邀参加1921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从此以后，俞秀松坚定的踏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党和团，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俞秀松与妻子盛世同

四、结语

俞秀松作为农民的儿子，从小接受新式教育，从浙江诸暨次坞镇溪埭村走出来，考入浙江一师从而获得新文化的熏陶，再到五四运动作为学生领袖的初次革命实践，随后通过工读互助团的乌托邦实验，最终引导着他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并为党和团的成长和发展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宝贵印记。

俞秀松从新文化中来，是新文化运动最直接的亲历者，不仅因为新文化运动获得成长，也作为学生领袖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以五四运动的形式将成长的结晶展现出来。也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俞秀松，以及像俞秀松这样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善于思考、勇于承担、乐于奉献，为后来者指引正确的方向。

同样，通过对俞秀松书信、日记的研究，一个活生生的、可爱的年轻人的形象也同时展现出来，工作之余和革命同志们的喜怒哀乐，被上海蚊子咬的“痛极”的抱怨 ，告诉我们其实也是一样的人，我们也应当将五四的精神传递下去，我们也可能是当下这个时代新文化的创造者。

（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