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战争中封神的“提灯女神”

克里米亚战争中“封神”的传奇人物没有军官，只有两位市民：一位是护士南丁格尔，另一位是厨师索亚。

朱石生著，《提灯照世：南丁格尔与现代护理》，新星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

护士前传

狄更斯笔下《雾都孤儿》的主角奥利弗·退斯特，出生在伦敦的济贫院。据书中描述，以他的纤弱体质，出生在这种地方原是不能指望活命，因为济贫院里是护士接生，而在狄更斯的年代，这事若是由护士操办，那婴儿命丧当场的可能性很大。退斯特能活下来，是因为给他接生的护士碰巧弄到一罐啤酒，喝得有点迷糊，没怎么对他施展身法，于是逃过一劫。

作为讽刺作品，这段行文不免有所夸张，但比照当时保存下来的医院记录，狄更斯的说法并不算太过分。

如今若是要写歌颂护士的时文，一句“白衣天使”应该是标配，而狄更斯所在十九世纪的护士，跟天使的距离却有点大。那时候的护士都是不识字的粗俗女人，没有任何职业训练，上班的时候不大记得照顾病人，最操心的往往是怎么弄口酒压压瘾。

十九世纪，已经是文艺复兴之后很多年，现代科学也已发端，怎么护士会是这么个形象？

要廓清这一点，就需要说说护理行业的起源。

若以文字记载作依据，最早的护士出现在印度。印度的《揭罗迦文集》是公元前二世纪的文献，那里面教导说，完善的医疗服务业有三个要素不能少，那就是医生、护士和药物。这些护士由低种姓的男人充当。种姓虽低，对从业资格还是有要求，人必须干净，有爱心，懂照顾病人需要的技术。具体职责包括抬送病人、给病人清洁擦洗、铺床、做按摩，帮助病人行走，还要给病人做饭，最关键的是，他们要负责配药。懂配药，说他们是护士就算有依据。

不是每个古代文明里都出现过护士。古埃及的医术在当时驰名天下，但没有护士。中国古代也没有护士，现代医学传入之前，中国一直没有医院，自然也就没有护士这种行业。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前460–前370）是西方公认的医学之父，但古希腊是不是有护士，从文献里找不到确切说法。

古印度之后，有可靠文献记载的，是古罗马时期出现在欧洲的护士。

古罗马出现护士，不是政府行为，而是一种民间行为。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宗教行为，因为古罗马的护士都是修女或是女执事（deaconess）。

基督教使徒保罗有许多书信流传。其中有一封信里说，他曾经派一个女执事去照顾病人。所谓女执事，是基督教会里一种半职业化的教会人员。她们人在教会工作，跟修女一样接受神学教育，知识储备跟修女差不多，但不需要宣誓终身侍奉上帝，也不受诸多教规约束，比如她们可以结婚。因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修女，如果本教区有人生病，需要从修道院派人上门照顾，女执事就比修女更方便。在那个时代，修女宣誓终身侍奉上帝之后，原则上是不能离开修道院的。保罗遣送的那个女执事叫菲比（Phoebe），护理学文献认为她是古罗马第一个护士。那是公元50年前后的事情。

历史上最早的医院，都是基督教教会修建的。收容了病人就需要照顾，让谁去照顾？那时候欧洲没有护士这行当，随便到街上找个老百姓来照顾病人，成功率高不了，教会只能从内部找人。基督教教导信徒放弃尘世欲求，把自己交给上帝，当世荣辱为轻，死后升天为重，那么进了修道院的，就应该有奉献的心，为帮助贫病不惜自我牺牲。因为这种教导，从教会内部找人去照顾病人，做思想工作的阻力就比较小。

后来罗马帝国崩坏，接手欧洲的蛮族不信基督教，也不知道怎么使用罗马留下的东西，那些医院就坍塌了。过了差不多两百年，基督教成功渗透蛮族，教会成为欧洲事实上的管理人，这才又开始修建医院。因为罗马时代就有修女照顾病人的传统，教会医院重新出现之后，修女自然就继续做护理工作。也因为是基于教会的服务，这种护理行业依然没多少科学内容，主要就是提供慈善性质的照拂。

十七世纪，欧洲世俗政体逐渐完善，由市政出面，在各地恢复医院建设。因为是政府修建，没了修女，就只能从普通市民里招收女性做护理。招来的人既然没有投身教会，就不觉得有义务保持一种奉献精神。在一般市民心目中，去伺候人很跌份，伺候病人更是可怕。有这样的成见在，日子还过得去的人就不会到医院当护士，当护士的都是农奴、寡妇、老弱妇女，既没文化，也没专长，找不到其他工作，只好当护士混口饭吃。这样的人本来就没经过技术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而政府对医院还没什么管理经验，也就没建立护理行业的操守规范。护士们没人监管，就乐得敷衍了事，整天只惦记找酒喝。这个时代的世俗医院，有一些文档保存下来。查看这些文档，常常有记录说护士因为酗酒、打架、说脏话、盗窃（包括偷病人财物）而受罚。这就是狄更斯熟悉的那种护士。

十九世纪以后，欧洲开始出现接近现代观念的护士培训系统。叫作护士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地方医院随意从民间招聘的，这些人九成九还是些粗俗妇人；另一种是教会培养的护士，这种护士的形象就有改观，她们具备职业操守，有一定水平的专业知识，对病人的护理也比较规范。但这个时候的护理行业还是教会的附属产品，世俗政府和非宗教团体都没人操心培养护士。

改变历史的转折点是克里米亚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的起因，简单地说是因为奥斯曼帝国（大致涵盖如今的土耳其疆域）日益衰败，俄国想趁机向西方扩张，就找了个宗教借口，出兵占领当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克里米亚。而西边的英国和法国不乐意看到俄国势力扩大，就联手协助奥斯曼帝国对抗俄国。这场战争对这几个国家的影响没多大，但对医疗和护理行业的转型影响巨大，也让南丁格尔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

战地医院

当初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英国在派遣军队时，军官们坚决不带随军护士。当然，军方这么做也有他们的理由。教会的护士培训系统虽然在逐渐普及，但各地世俗政府大多不了解这种新事物，英国军官更不了解，在他们的认识里，护士都是粗俗无知的蠢女人，只会到处瞎晃，不干正事，部队配备这样的人有害无益。

战事开始之后，英军管理层忽然意识到，缺乏一支有效的护理队伍，代价比他们预料的要大得多。因为卫生无人管理，传染病大面积流行。根据后来揭露的数据，在克里米亚战区，每十个死亡的士兵里，只有一个死于战伤，另外九个是死于感染和各种传染病。

这事一旦曝光，舆论压力小不了。当时克里米亚英军从上到下有一种共识，所有官员合力隐瞒，往国内发回的报告都说“一切良好”。但《泰晤士报》一个记者叫罗素（William Howard Russell）的，跑去前线，连续发回多篇报道，描述了战地医院的实情：医院拥挤肮脏、卫生水平低下造成传染病流行，伤病员无人照顾、躺在冰冷的地板上被老鼠噬咬。而法国军营里有五十名受过护理训练的随军仁慈姊妹（麦克奥雷开放式教会学院培养的护士），伤病员都得到悉心照料。罗素奋笔疾呼：“我们英国妇女就没人愿意到前线去为伤病的战士服务？难道我们就这样远远落后于法国人？！”

罗素的报道在国内造成压力，民众为报道描绘的士兵惨象动容，热切要求去当护士，政府收到来自各个阶层的申请书。申请很多，但都是热心民众，几乎没人接受过护理训练，更没人具备领导资质。英国军队从来没派出过护士团，这事大家都没经验，而战区服务显然比一般的护理工作更艰难，这样的护理队伍，必须有一个既懂专业又有管理魄力的领袖。

内阁军机大臣赫伯特（Sidney Herbert）认为有一个人可以胜任，那就是南丁格尔。

南丁格尔虽然跟赫伯特是邻居，但并不是从小就认识。1847年，她有一次在罗马旅行，傍晚散步时偶遇在罗马度蜜月的赫伯特夫妇。双方交谈之后意外发现彼此是邻居，很多见解更是相同：首先，双方都喜欢扶助贫苦；其次，虽然那时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开展多年，国家和社会体制却没有进，要想有效改善穷人的生活，英国社会有太多需要变革的地方，这一点，南丁格尔和赫伯特也有同样感叹。从那以后，两家人频繁互访，南丁格尔甚至曾到赫伯特家里给他太太伊丽莎白接生。她早先到处找机会进医院见习的时候，伊丽莎白给她提供过机会，到一家医院观察那里的护理工作。

南丁格尔的家庭背景让她具有领导魄力，其个人资质也十分卓越，思维敏捷，性格坚强，知识广博，表达流利，温文尔雅的同时很善于让人接受自己的意见。最重要的是，她有护理专业的训练和医院工作的经验。这样一个人组织护士团，到战场提供护理服务，显然是不二之选。

事起仓促，南丁格尔不可能临时培训护士。招来的人必须本来就有护理经验，立刻可以开始工作，世俗医院那些村妇自然不能考虑。好在到这候，弗莱和弗里德纳的护士培训系统影响逐步扩大，不少天主教和新教教会都培训出一些半专业的护士。南丁格尔不拘门户，同时到新教和天主教教会去招募志愿人员。一些新教教徒因此大为愤慨，说南丁格尔作为新教人士，居然去天主教会招人，这是背叛行为。还有些政治觉悟极高的新教团体认为，这个护士团由政府指派领队，而政府要求护士团成员绝对服从领队，这不符合路德主张的平等精神。南丁格尔和赫伯特没有让步：战场救助争分夺秒，所以军队护士跟军人一样，必须服从上级。

顶着各种阻力，南丁格尔最后招募到三十八名护士，其中十四名新教修女来自弗里德纳的女执事学校，十名是天主教的仁慈姊妹修女，三名冷门教派的修女，另有十一名是知识和品德都合格的民间申请人。

“提灯女神”

护士团1854年10月20日从伦敦启程，11月4日抵达目的地。目的地并不是克里米亚本岛。克里米亚岛上战事激烈，此时还不能建立医院，所以战地医院建立在黑海对面的斯库塔里，她们去的就是那里。

斯库塔里临时战地医院远景 怀特黑德，年代不详

斯库塔里的军医们听说来了“一群女人”，非常反感，认为这些人只会妨碍工作，让局势更艰难。军官们更是愤怒，怎么让一群女人来掺和军队的工作？

南丁格尔不需要等太久。两天之后战役打响，伤兵潮水一般涌进来，每天新入院的伤员能有五百之多，所有房间都爆满，连走廊里都到处躺着伤员，还有几百名伤员就躺在外面院子里的泥地上。

一旦投入工作，她发现自己再没时间做计划，甚至没时间惊讶或是痛心。伤兵如雪崩似地涌入，大多血肉模糊不成人形。在海上漂泊一个星期，很多伤员的伤口开始腐烂生蛆。土耳其工人把伤兵抬进来，找到一片空地就粗鲁地扔下，转身又去拖下一个伤兵。大棚里哀号不断，因为截肢手术一台接一台，没有片刻停顿。1854年，李斯特（Joseph Lister，1827–1912）还没推出消毒术，战伤之后坏疽发生率极高，为防止坏疽，军医们能做的就是截肢。南丁格尔在家信里说，这里“平均每个伤兵不到三条肢体”。把数学知识应用得这么瘆人，不知道她父亲读到这封信会有何感想。

南丁格尔极度忙碌。新病人的伤口需要清洗敷药，这本身就已经是海量的工作。有士兵回忆说，看到南丁格尔跪在地上给一个又一个伤兵包扎伤口，一跪就是八个小时。同时她还需要照料更多护理之外的事。她给新来的伤员派发生活用品，还不能忘记每一笔派发都需要先找军需官签字；她必须保证每天的供餐，因为现在医院里只有她能提供合乎营养标准的病号餐；她组织护士们用能找到的材料，比如干草、麻袋，在走廊和院子里铺设临时“病床”；若有半分钟一分钟的空隙，她还需要找人清理病床下的便桶；每当有伤病员死亡，她需要做善后处理，包括给家属写慰问信；医院里有太多医疗和管理问题，她需要尽快写信向伦敦报告情况。

虽然紧张繁忙，她依然注意每一个细节：医院没有手术室，即使是截肢手术也都在病房里做，就当着其他士兵的面。被截肢的士兵，惨叫声撕心裂肺，断肢鲜血飞溅，下一个准备做截肢的伤兵就在不到一米之外看着，面无人色。南丁格尔认为这样的心理冲击会让被截肢的伤兵更容易死去，于是她迅速购置屏风，在病房里围成一个临时手术室，请军医到那里面做手术。屏风挡不住哀号，但至少下一个伤员不会直接看到刀锯切割皮肉的惨状。

军医们忙得焦头烂额，不会花太多时间检查伤兵是不是还有救治的可能，为抢救更有希望救活的伤员，一些看起来希望不大的就直接放弃。这种时候，南丁格尔往往会忍不住出面干预，希望用自己的护理技术救回一两个伤兵。

有一次，军医准备给一个士兵做前臂截肢。南丁格尔从旁观察，感觉这情况未必要截肢，就请求军医延缓一天，让自己试试护理康复。护理一夜之后，军医再次检查，果然认为这伤兵的手臂可以保留。这士兵侥幸留下手臂，抬眼看南丁格尔，便觉得是圣母在世。后来在国内，很多人传颂南丁格尔的感人故事，他是其中最热情的一个。

几个月下来，英国国内开始盛传南丁格尔的故事，因为回国的士兵不断讲述他们遇到的女神，讲到动情处，不免夹带一些想象。故事里的她，清瘦，优雅，温柔如同圣母玛利亚，刚毅如同战神雅典娜，她厨房里有发不完的美食，照顾士兵有用不完的精力。

有趣的是，南丁格尔的名字无意中迎合了大众的口味。弗罗伦斯的原意是开花，而南丁格尔的原意是夜莺，这样的名字让英国民众觉得美不胜收，那几年出生的女孩有很多都跟着叫弗罗伦斯。

在文学作品里，南丁格尔以“提灯女神”著称，这个称号源自她的夜间巡视习惯。

一个士兵在家信里说：

看到她从床头经过，我们都觉得特别安慰。她会对这个兵说话，对那个兵点头，对远处的人微笑。我们也知道，她不可能跟所有人打招呼。我们好几百号人躺在那儿。但她路过的影子会落在我们床上，这时候我们就会亲吻她的影子，然后心满意足地躺下睡觉。

南丁格尔尽全力协助救治，她和手下护士的服务的确让伤兵们感动，但军队医院的卫生状况实在糟朽，病房的拥挤让局势更加恶化。1855年年初，斯库塔里医院里，各种感染性疾病大幅度增加，包括伤寒、副伤寒、痢疾、霍乱等等。许多伤员入院时并没有致命伤，后来却从病友那里染上传染性疾病而死亡，连医生护士都没能幸免，有七个医生和三个护士死于急性传染病。

1855年3月，战事放缓，南丁格尔稍有喘息时间，开始考虑改进方法。

细菌致病理论还需要二十年才能产生，但她的知识积累一直很靠近时代前沿，这让她具备一种直觉，坚信肮脏环境会导致疾病。所以她第一个着手解决的问题就是环境和个人卫生。她带领能力最强的几个护士开始改善卫生条件，给病人洗澡，更换清洗床单，保持室内清洁。以前硕大的便桶就放在大棚中央，只要没到满溢的地步，勤务兵就不会去清理。现在南丁格尔制定新规定，坚持让值班勤务兵每天清理便桶。水源问题解决之后，她又推行洗手制度，要求护士在做医疗操作之前先洗手。

卫生要解决，膳食问题当然更需要解决，那种大锅水煮的“烹调”不可能保障营养。南丁格尔抵达不到十天，就挤出时间建立了一个临时厨房。早先路过马赛的时候，她购买的物资也包括许多适合伤病员的食物。她让护士们自己动手，调制营养丰富又易于消化的饮食：牛肉茶、鸡汤、葛粉粥、肉冻。这个临时厨房每天能供应八百个伤病员的饮食。

1855年4月，南丁格尔得到一个强力帮手，营地来了一个法国知名厨师，名叫索亚。索亚多年在伦敦俱乐部当大厨，厨艺高超。看到《泰晤士报》报道，知道前线士兵生活凄苦，他心内哀痛，又读到南丁格尔的事迹，很受感动，就自告奋勇，义务到前线做厨师，当年4月抵达斯库塔里，径直到军营医院找南丁格尔。看到南丁格尔心思细密，已经在厨房准备了一套专业烹调用具和材料，索亚大为感佩。他原以为需要一个星期采办物品和食材，现在是挽起袖子就可以开始干活。索亚一来，伤兵们吃到的食物又上了一个台阶。索亚精通营养学，也知道如何利用有限食材做出十分可口的膳食。

英国不少史学家有一个说法：克里米亚这次战争，造就的传奇人物没有军官，只有两位市民：一位是护士南丁格尔，另一位就是厨师索亚。

斯库塔里医院的问题之一是严重超员，拥挤不堪。南丁格尔当时对人口密度和疾病流行的关系还不是很清楚，但这么多伤病员睡在地板上，让她觉得看不下去，于是建议新建一个医院。管理层说兹事体大，必须提交书面报告，由陆军部和国防部磋商，再向财政部申请，最后请土耳其总督批准，才可以动工。南丁格尔心里明白，真照这个程序走，半年都不一定能拿到批文，于是她绕过军方，直接向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夫人进言，

让夫人说服大使，由大使向当地工兵指挥官下令。此举果然奏效。但大使不能解决雇人的经费，南丁格尔再次自己掏钱请来两百名工人，修建一所新医院，还配置了应用的设备。这医院足可容纳八百人，大大缓解了压力。

南丁格尔的正式头衔只是个护士团领队，但似乎能量惊人。将军们半年一年办不成的事，她却能轻松办成，于是军中盛传所谓“南丁格尔权威”，她的形象由是大幅度提升。

（本文综合摘编自《提灯照世：南丁格尔与现代护理》第一章、第五章、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