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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江南第一枝笔”的命运变迁

唐大郎是解放以前名气顶响的小报文人,他生就一副水晶肚皮,毫无城府,很讲义气,初登文坛,即以风流婉妙的旧体诗创作,被认为颇具“几庵”(毕倚虹)风格;此后又因捧红白玉霜,人送外号“江南第一枝笔”,这一名号

唐大郎是解放以前名气顶响的小报文人,他生就一副水晶肚皮,毫无城府,很讲义气,初登文坛,即以风流婉妙的旧体诗创作,被认为颇具“几庵”(毕倚虹)风格;此后又因捧红白玉霜,人送外号“江南第一枝笔”,这一名号如影随形,声名远播,几乎成了他的代名词。

斗转星移,世事变迁。到了1949年,国共之争大势底定。当新旧交替之际,小报及小报文人的命运究竟何去何从呢?

1949年2月24日,唐大郎在《铁报》上的“高唐散记”专栏刊有一篇文章,提到了郭沫若在港刊发文,炮轰沈从文的近闻,笔下绘声绘影,显得顾虑重重:

听说北平易手之后,郭沫若随即到平,在报纸上向沈从文开炮,骂沈的著述,“极尽帮闲能事”,又说:“沈的作品,这时代里不需要这种东西。”阿咦哙!这一副气焰,叫人那能吃得消。

我总是说人对于人该是温和一点的好,人家也不是大逆不道,何必要咄咄逼人的?我们在沦陷时期担心的,一朝胜利,就怕重庆回来的那些胜利面孔,太难服侍,现在又该有这一重忧虑了。

文末甚至悲观地说,“我将来预备同我的太太开爿小烟纸店,混他妈一辈子的”,可见当时的心绪多么低落,几乎预备改行了。而到了下个月,他还在继续这个话题,并开始实施这个计划了:“我现在要筹备开烟纸店了,顶门面,置生财,乃至进货物,在在需钱,但我没有钱,现在想请朋友帮我的忙,大家来替我凑成功这爿小店。”(《高唐散记·筹备小烟纸店缘起》,1949年3月14日《铁报》)


这也令我联想起舒諲说过的话:解放后,上海小报早列入精神污染之列而被“一刀切”。然而他的话并不确切。最终一切柳暗花明,唐大郎并没有退出报坛,他运道奇好,得到了贵人襄助。

1949年7月,上海市面上出现两份革新小报,其一就是唐大郎和他的老搭档龚之方合办的《亦报》,创办于7月25日。它要比另一份7月7日由冯亦代任社长,陈蝶衣主编的小报《大报》晚了十多天。

几年前,笔者曾在拙文《唐大郎及其伙伴们》(《书城》杂志2015年4月号)中,对于建国初期为什么还要继续办小报,有所论列。其中引一位名唤“方晓蓝”的作者刊于《新民晚报》的文章,提及夏衍与唐大郎的电话问答,颇有意趣:

上海解放,夏衍打电话给唐,告诉他已经到沪,唐回说:“你来了,我就失业了。”夏说:“我来了,你就不会失业了。”因为已经决定,解放后上海还要办小报。

方晓蓝本名沈毓刚,是董乐山念大夏附中时的同学,也是唐大郎、龚之方1945年4月办《光化日报》时招徕的新人。后由唐大郎介绍,入《亦报》社任编辑部主任,再后来一起并入新民晚报社。

到了2016年3月,《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记者石伟杰登门采访老报人吴承惠,谈及解放后小报情况时,对于为什么还要办两家小报,作出两条猜想:“一是用旧小报的形式教育当时的上海市民;二是维持小报从业人员的生活。”并说这期间,“夏衍同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诚哉斯言,这与魏绍昌转引夏衍的说法不谋而合:“上海小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我们通过改造小报也就争取并改造了小报的读者,这是有比无好。小报办两张,不搞一花独放,这样可以促进他们相互比较,相互竞争。留用一批小报知识分子,也帮助他们及其家属解决了生计问题。”(《夏衍同志二三事》)

再翻阅夏公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增补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94页),不难弄清楚这一方针实际来自周恩来总理。1949年5月中旬在北京,周总理向其传达了党中央对旧文艺工作者的总方针:凡是愿意留下来的,爱国的,愿意为新中国工作的人,都要团结,都要争取。来沪之后,夏衍便依此贯彻。

说来有趣,夏衍是党内少有的文人革命家,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抗战前后,他的大名多次见于《社会日报》这样的小报,后者除了对其行踪有所报道,还多次提及他所著剧本的演出情况。而唐大郎长年累月笔耕于此,对夏衍不至于陌生。尽管限于文献无征,无从确知唐大郎与夏衍最早是怎么认识的,但他俩有着许多共同朋友,譬如老搭档龚之方在艺华影片公司工作时,田汉主持影片创作并领导编剧委员会,夏衍也参与编剧。“后来夏衍、阿英、郑伯奇进明星公司搞编辑,此时我与夏衍已经认识了。”(谢蔚明《我与龚之方》,2006年3月17日《文汇读书周报》)再如好友王尘无既是夏衍任组长的电影小组成员,平时也在《社会日报》写专栏,彼此的关系更近一层。此外,还有唐瑜、孙师毅,他们既是唐大郎的朋友,也与夏衍关系密切。1945年9月,夏衍由渝返沪,小报界朋友龚之方和唐大郎等人在闸北吉祥寺设宴迎接,双方的友谊进一步延展。彼时,夏衍身兼双重身份,既是盛名在外的剧作家,又是上海文艺界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他经常路过吴祖光编《清明》杂志的编辑部,即龚之方供职的共舞台3楼的一间工作室写杂文短稿,有时候夏衍还在房间里召开党的会议(《吴祖光自述·我与夏衍》),于是宾主间的默契度日益加深,终于成为知根知底的好朋友。这也就是建国初期,夏衍能对龚、唐等小报文人加以庇护的远因了。


夏衍

2001年,巫小黎教授在《上海解放前后党内有关小报的调研报告》一文中,收录一则1949年6月17日李之华所撰《关于小报的建议》(上海档案馆,档号Q431-1-199),该报告中所透出的信息,不仅能细化建国初期中共方面对小报的处置态度,还能厘清小报文人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

根据夏主任的指示,以后办小报的人选大概不出以下三方面:一、唐大郎、龚之方的《海风》;二、冯亦代、陈蝶衣的《星报》;三、陈灵犀。(注:陈陈唐三位在上次陈市长招待文化界会上是被邀出席参加的。)

《海风》方面,据龚之方说,《海风》的资本来源,是唐大郎的若干朋友所资助的,和龚无关系(实际上是否如此,不详)因为唐在解放之前,他的生计就是靠这些朋友以投机所得的利润分润给他作为维持,解放之后,投机是不可能了。所以集了批资本打算帮他办份小报,以作生计,因此之故,和别人合作便并不表示欢迎。

《星报》方面,陈蝶衣亦表示和唐合作,颇为困难,至于对陈灵犀问题,他表示如果灵犀肯合作,他拟请他编二三版;蝶衣并表示他是打算把《星报》作终身事业办的……

灵犀方面,因为无接触,故其意向亦不详。

我的看法:

小报现在留存《飞报》《罗宾汉》两家,若照出一家停一家的初议,则以后小报自以有两张较好,并且,如果允许有两家,还有如下的好处:

一、不显得突出。若是只有一家,极容易使人错觉和我们的党有特殊关系。

二、比较有竞争性,可以督促彼此的进步和健全。

三、万一出了毛病,不致停刊后市上没有小报。

四、以现在的小报方面职业作家说,若只有一家,除若??该淘汰的外,吸收的人数也不够容纳。

这里所提陈蝶衣打算创办的《星报》(我有点怀疑是不是写的《晨报》,因为在抗战胜利后,冯亦代和姚苏凤等人合办过一张《世界晨报》,夏衍曾在该报上写专栏“蚯蚓眼”),等到正式出版,更名为《大报》。此外,如巫教授所称,李之华曾任上海广播电台台长,其实说得有些偏。因为吴承惠说:“冯亦代去北京工作,《大报》的工作就由负责接收上海广播事业的党员李之华来协助陈蝶衣,主要的任务是负责与新闻处联系、沟通,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具体编辑业务是不过问的。”换言之,李之华那时相当于《大报》的代理社长。鉴于吴先生正是《大报》社记者,作为亲历者,他的话理应信从。

无独有偶,前一阵子,版本收藏家瞿永发先生通过微信,发给我一份材料,即建国初期曾任上海市文管会秘书长的陈虞孙在“文革”期间写的外调材料《关于唐大郎》(落款日期为1970年9月),其中忆及他与夏衍、唐大郎等人的一次饭局。材料鲜活,亦颇有录文价值(其中部分文字带有时代色彩,敬希读者谅解):

大约在1949年6月间,即上海文管会成立后不久,夏衍告诉我,过去在上海办小报的一批人要请他吃饭,谈小报的事。他要我跟他一起去。吃饭的地方是在人民路附近的一个公寓里。到了那里,我了解到,这是龚之方、唐大郎这帮人常年租用的,专用了一个厨师,平日并管房子,专供这帮人吃喝玩乐干黑事的场所。那天作主人的是龚之方、唐大郎和陈蝶衣。

那次他们请夏衍吃饭,主要是谈他们办小报的打算,要向夏衍“请示”,解放后,小报应该怎样办。因为在这次吃饭的以前,夏衍早已“批准”了他们办小报。这次吃饭黑会上主要是夏衍“面授机宜”。当时,夏衍的黑话内容主要是:

1、上海这个地方很复杂,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因此,单办一张报,不能满足各种人的需要。大型日报保留了四家,各有“分工”。还要一张晚报。就是因为各有各的老读者。让各报发挥各自“专长”,联系一批老读者。按分工,各有特色,各有读者,不愁没有销路。

2、上海是有一帮人,是不看大型日报,专看小报的。这些人是什么爱好,喜欢看些什么,你们是有经验的,很清楚的。因此,考虑到要满足这帮人的需要,所以同意办两张小报。当然,不能像解放以前那样乱搞。但亦不希望办得跟大型日报一样,板起面孔讲政治道理。这样办,原来的小报读者是不要看的。应该发挥小报的特色,要软些。

3、你们两家之间要互相合作,不要像解放以前那样互相触壁脚。解放以前有那么多小报,现在只办两张该小报,按理说,销路是不成问题的。不必抢生意。

4、关于两报要求政府派干部参加的问题,政府现在不考虑。因为既然批准办,就是相信你们。你们这几个人,我是熟悉的,不然亦不会批准你们。

这份材料从字里行间透出夏衍对小报从业者的格外眷顾,同时透出柔性领导风范。而从席间的点拨,也可视为新政权对小报如何革新,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其中有些话讲得语重心长,令人钦服。

由此,使我联想起沈毓刚曾以“其佩”笔名,撰文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期,龚、唐两位请夏衍、姚溱、陈虞孙等宣传文化系统的领导们所吃的另一顿饭。吃饭的地点,说是“一位富有者的私人厨房,菜很精致。”此正与陈虞孙所述相对应。席间张爱玲也出现了。只可惜那次饭局,其目的除了双方联络感情,夏衍还想托龚、唐劝劝“张爱玲不要去香港”。因此,“那次饭也吃得有点尴尬,谁也没有说多少话。之方兄擅长交际,大郎兄妙语如珠,那晚都没施展出来。大家斯斯文文地吃饭,我也不记得张爱玲说过什么话”。(《也说张爱玲》,1988年6月4日《新民晚报》)


左恽逸群,右陈虞孙


随着1952年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的完成,唐大郎进入了新民晚报社。此运动由市委宣传部直接领导,具体来说,先由宣传部长谷牧亲自作了动员报告,并在姚溱副部长领导下,由陈虞孙、束纫秋、欧阳文彬组成小组推进。陈虞孙写道:“当时,夏衍是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他对撤销两张小报是不赞成的。但是由于谷牧的坚持,没有反对掉。夏衍就强调对于两报的几个主要人员一定要安排好。因此,像唐大郎进新民晚报后,其地位待遇一直比较高的。”若问唐大郎的待遇究竟高到何种程度呢?则听吴承惠老先生说是行政十一级,与报社正副社长赵超构、程大千,总编辑束纫秋平级。

综合分析上述种种材料,可在一定程度上窥见夏衍的办事风格和决策过程,他不搞一言堂,遇事集思广益,充分听取旁人的意见与建议。具体到对于小报界的管理,先是得到周总理的指示,以之为总方针,选任久经考验,得到市场认可,且政治上可靠的唐大郎、龚之方、陈蝶衣、陈灵犀等人,给予宽松的发展空间,让其继续从事本业。同时约法三章,务求革除陋习,融入新社会。而唐大郎也在此后积极改造思想,奔赴北京西苑就读于华北革命大学,在八个多月里摸爬滚打,逐渐脱胎换骨,成为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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