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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陶渊明: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陶集以现藏国家图书馆“宋刻递修本”为最佳,明以后翻刻甚多,郭绍虞《陶集考辨》著录149种,袁行霈先生以为实际不下二百种。


图为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所藏《陶渊明集十卷》。

自从1982年王蒙发表《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以来,中青年作家(小说家)频频弄起“学术”。王蒙本人钻研《红楼梦》、李商隐,“古稀”之后“皓首穷经”,接连推出谈《老子》、《庄子》、《论语》和《孟子》的书,虽是电视讲演底稿,但细心润色,与著作无异。一读之下,“老王”的阅历与风格历历在目。其他如格非谈《金瓶梅》,余华谈鲁迅,叶兆言谈民国文人,毕飞宇谈古今小说艺术,也都引人瞩目。我宁可将这理解为水到渠成之事。有造化的作家不会封闭于虚构写作,对文化传统或当下文化状况必定有所议论,否则身为作家,至少不够全面。张炜亦在追寻陶渊明的遗产。

说 古典

水到渠成之事

张炜读古典,总在某个角度紧扣其小说,二者有“互文”关系。他早已出版《楚辞笔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之后又有《也说李白与杜甫》(中华书局2014年版)。屈原和张炜的关系不难想见。齐鲁大地和洞庭沅湘距离遥远,但三闾大夫忧国忧民与张炜“秋天的愤怒”、“秋天的思索”并不隔膜,而齐鲁文化在儒家传统之外,还有源于“稷下学派”的“精气”之说,与远古巫师方士的玄怪之谈。汉以后融入道教,变本加厉。楚地自古巫风猖炽,神话蔓衍,屈原又常出使北国,熟悉“齐谐”,张炜相遇屈原岂是偶然?从《古船》到《九月寓言》,楚辞式的忧愤深广与异想天开,不是始终融为一体吗?

谈李白、杜甫的那本书暗批郭沫若,为唐代诗坛双子星座的“炼丹”辩护,顺便谈到他家乡胶东半岛的道教传统。我深佩他的渊博、敏锐和敢于异调独弹。但又十分惊诧,《古船》作者憎恶自称“洼狸镇第一个党员”实则是鱼肉乡里的火居道士赵丙,现在,对汉唐以来流行胶东半岛达两千年之久的道教为何情有独钟?数天前,张炜告诉我赵丙和洼狸镇小学校长“脖吴”爱唱的下流小曲出自胶东流行的一种《响马传》唱本。“道教”太复杂,《古船》“反思”民间道教末流与乡村政治混合,跟李、杜信奉的不可同日而语,但1985年《古船》和2014年《也说李白与杜甫》,毕竟因“道教”而联系起来了。

谈 妙人

众人皆出自画像

张炜和陶渊明的对话更自然,几乎不可避免。但这事要从头说起。自锺嵘《诗品》给陶潜戴上“隐逸诗人之宗”的帽子,很长时间并无异议。南宋汤汉注陶,提出“此老未白之忠愤”的新话题,局面遂大改,元明清各朝笺注者纷纷找材料,证明陶在“隐逸”之外或竟在“隐逸”之中的“忠愤”。

于是述酒、止酒、命子、责子、乞食、闲居、移居乃至日常酬答之诗,无不与忠于晋室、耻事刘裕挂钩,至于吟咏给秦穆公陪葬的“三良”,咏贫士,咏荆轲,赋归去来,赋闲情,赋士不遇,读史,读山海经,作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自祭文,以及祖述外公孟嘉与曾祖陶侃的“遗烈”,自叹“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更是壮怀激烈,几乎消散了平淡、冲和、自然、超然、悠然之气。渊明由此分裂为二,或是“忠愤”的节士贞臣,或者终日坐在菊花丛里饮酒,随便抛几本书在地上,固然好之,却“不求甚解”。

到了现代,“中国人的生命圈”日益逼仄,“忠愤”的陶渊明形象又不时髦了,许多文人(如朱光潜先生)以割裂为美,重新将渊明打扮成标准的“隐士”、“名士”,“高士”。还有人抬出周作人为现成的榜样与之匹配,曹聚仁就说周氏思想历程是“从孔融到陶渊明”,惹得鲁迅奋袂而起,宣布“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他认为陶征士在“五四”以来的文坛“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主张知人论世,陶并非“浑身静穆”,相反还很“热烈”,甚至“金刚怒目”。不服者找出版本学根据,说鲁迅看到的“刑天舞干戚”乃宋人曾纮妄改,善本原作“形夭无千岁”。

时隔多年,周作人还“为得查考形夭无千岁的问题,把架上所有的陶集拿来一翻”,谦虚地说,“寒斋所有的陶集不过二十种”,对郭绍虞的著录“望洋兴叹”。但他的二十种可不寒碜,有许多学界珍视的明清刻本和民国翻刻。《鲁迅日记》从1915年到1935年记买陶集20多次,集中于1915年、1924年、1926年、1931年和1932年五年。1923年“兄弟反目”,大哥净身出户,许多书籍被二弟扣在“八道湾”,不知后来“知堂老人”展览的二十种陶集多少是鲁迅购置,后来竟要利用这些藏书为“形夭无千岁”说撑腰,夺下老哥手上的“干戚”了。更有妄人以为善本一出,鲁迅便尽失据地,其实陈寅恪不也认为《读山海经》这句是“刑天舞干戚”吗?

陈寅恪是学者,靠史料说话,不肯掺和个人意气,但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说渊明只是看不过仕途混浊,并非不愿屈身新朝,陈就不以为然,“斯则任公先生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至尚行动”,他显然赞同“忠愤”说。1945年撰《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倡“新自然主义”之说,尽管不像宗白华那样要以《<世说新语>与晋人之美》为抗战建国服务,所谓“替民族灵魂一新面目。在精神生活上发扬人格的真解放,真道德,以启发民众创造的心灵,朴俭的感情,建立深高厚阔、强健自由的生活”,但若与朱自清《陶诗的深度》、《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相比,陈文倒是有更多时代印记与身世之感。

中国文化真可怜,有数的几个妙人如陶渊明,虽躲过秦火,却依然连享年、故里、出处(或隐或仕),甚至“渊明”、“元亮”、“潜”何为本名,何为表字,至今都闹不清楚,更别说究竟有无《宋书》及《文选》五臣注标榜的“忠愤”之举,所谓晋时所作皆题年号,入宋之后但书甲子。这就难怪后人要各抒己见,但结果都有意无意拿出了一幅幅自画像。

起 新解

“忠愤”与“飘逸”

但张炜的陶渊明全从鲁迅而来,又投射自家心迹。他一贯的“忧愤”与陶相通不必说了,开宗明义大谈“魏晋这片丛林”,非存身“丛林”既久,不会有偌多感慨,读者可以从中读到《秋天的愤怒》、《秋天的思索》、《古船》以至《柏慧》、《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丑行与浪漫》等被有些人誉为“抵抗投降”系列长篇的一贯立场,而《融入野地》、《九月寓言》分明又洋溢着《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的气息,甚至“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海边葡萄园”、“万松浦书院”,与色彩斑驳的“隐士”文化也不无干系。

张炜不想再造分裂的陶潜形象,他强调陶的“不平之气”,以及厌恶官场的“淡然”和归回田园的“欢欣”,努力将两个陶渊明合成一个,但并非矛盾消融的“静穆”。陶渊明的‘静穆’是暂时的和表面的,内心隐含的壮怀激烈与追求闲适,二者在许多时候是势均力敌的,“他的一生都在徘徊”,“陶渊明是多重的,而不是单向的;是复杂的,而不是单一的。一个最容易被概念化标签化的人物,一旦打开全部的精神储藏,也就让我们看到了无限的堆积”。这不是调和,而是主张“忠愤”与“飘逸”共存,以至于难以调和。但事实证明,“飘逸”是与世无所触忤的,而“忠愤”倒容易贾祸,因为人们不禁要问,你究竟对谁尽忠,对谁怀愤呢?60年代初陈翔鹤不是因为创作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而大触霉头吗?

细究现当代作家学者治陶路径,再将张炜放在其延长线上考量,肯定有趣。谈陶渊明,俨然端然不错,放松一点也无妨。鲁迅一见别人谈陶就摇头,但他自己不也拿《陶渊明集》算过卦吗,事见《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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