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7日，鉴于新冠病毒蔓延的危机，日本政府对东京都、琦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大阪府、兵库县发布紧急事态宣言。随后的4月16日，该宣言发布范围扩大至日本全国。依然记得二月里“钻石公主号”在日本国内引发的激烈讨论，之后是3月24日决定奥运会延期举行，人们在强烈的不安与茫然中，不断变换着新闻热点与谴责对象。
我也在混乱中勉强度日，先是三月初，一直去上课的韩语教室宣布停课，不久取消毕业典礼，之后是新学期所有学校都改为在线授课。平日经常路过家附近的旧书店善行堂，与主人山本先生聊会儿天，彼此都不知道将来如何是好。原本黄金周期间举行的春之古书市也已取消，只能通过目录购买。那时我还有一层不安，有些害怕跟旧书店主人们见面，因着自己的身份——至少当时日本国内媒体还有不少攻击对外旅游观光业的言论。山本先生却乐观得很，安慰我说，等风平浪静了，肯定会有更多人聚到店里来买书。悲观如我，当时也只能勉强笑应一句“是啊，一切早点过去吧”。
善行堂一隅
善行堂主人山本先生特意留影：“风平浪静后，欢迎中国朋友来我店里玩。”
善行堂内景，这些是山本先生与友人策划出版的图书，当中有加印十次、总销量近两万册的图书，在日本小众图书市场是非常难得的成绩
樱花盛开、山鸟啁啾的四月初，往年最是热闹的银阁寺一带十分寂静。去家附近的竹冈书店买书，店里暂时一切如旧。询问店主生意有无影响，店主夫人笑道：“虽然来店的人少了些，但我们网店的营业额倒上去了。想来是因为大家闭户不出，埋头读书的缘故吧。”
4月7日的紧急事态宣言发布后，政府对各行各业是否停业作了非常细致的划分，有“基本要求停业的部门”“根据种类要求停业的部门”“为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设施”三类，每类又细分为游乐场所、大学、运动设施、剧场类、集会场所、展示场所、商业设施等等，比如大学、体育馆、博物馆、电影院等都属于要求停业的机构，公共交通、银行、医院、超市属于“为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设施”，不要求停业，但需配合作出“合适的防止感染的对策”。有意思的是，新书店（本屋）被划归为“为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设施”，可以正常营业，而旧书店（古本屋）则与土特产店、铁道模型店、高尔夫用品店等一道，同被划入需要停业的“商业设施”。这首先引起神保町旧书街店主们的抗议，一时推特上能见到他们的各种嘲讽或哀叹：“古本屋客人很少，肯定不如新书店多，为什么人家可以营业，我们偏不能？”“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新书店那样是‘为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存在’？”抱怨归抱怨，在政府颁布休业要求细则之前，神保町已有不少店铺主动选择闭门，以应对不可知的危机。毕竟万一有人感染，后果将更严重。
京都地区的旧书店也在4月16日之后应政府要求陆续暂停营业，家附近的朋友书店已不对外营业，日常仅开半扇门，留给工作人员出入。善行堂、竹冈书店，以及学校附近的井上书店、吉冈书店……都相继闭门，贴出“因Covid-19蔓延而暂停营业”“今春古书市已决定取消”之类的告示。
春季古书市海报上写着本次大会中止的消息
4月20日，《京都新闻》文化版刊出醒目的文章，带来一个令人寂寞的消息：“硬派古书店自京都撤去。社会科学专门店‘梁山泊’，今秋迁往大津。”说寺町通四条以南的学术书店书砦梁山泊将要搬离京都，去往大津市比叡平。1970年代，初代主人岛元健作在冈山县内开创书砦梁山泊，随后的1976年，迁至大阪梅田的阪急古书街。1999年，岛元健作将梅田店交给儿子岛元草多管理，自己在寺町通四条以南扎寨屯书，并以此为本店。
京都闹市区的旧书店主要集中在三条至四条、河原町通至寺町通之间的区域，三条以北、四条以南也分布若干旧书店。寺町通三条以北是静谧的古董店街区，自有幽寂典雅的文化氛围；而四条以南则较显萧条，尽管三密堂、藤井文正堂、吉村大观堂等古书店都在那里。而书砦梁山泊气势的确最雄浑，仿佛坚实的城寨，入口楼梯两侧垒满书籍，大多是精装全集本。上得二楼，柜台在进门右手边，左手边就是整列排开的纵深书架，标明“西洋史”“东洋史”“社会学”等类别，开阔如图书馆。被书堆环绕的主人安坐柜台内，有时与客人闲谈，或与年轻店员轻声讨论书事。冬天柜台前总坐了一只灯油炉，暖室温馨，在寨中待多久都乐意。
书砦梁山泊最大特色是丰富的人文社科类学术书，搜罗之全、涉猎之广，在京都本地首屈一指。过去这些年，到访京都的学者都喜欢去梁山泊搜书，虞云国先生曾出版过一册有关赴日访书的文集，便以“书砦梁山泊”为书题，可见这间书店的魅力。不过我去店里买书的次数很少，大多是网购——平常活动范围极少越过四条，因此看到《京都新闻》的报道，震惊之余还有惭愧。报道称，在新冠蔓延之前，到书店买书的客人已极少，经营不断恶化，只能靠网店勉强填补赤字。鉴于惨淡的前景，年过七旬的岛元健作决定撤离京都，将书砦迁至大津市比叡平的家附近，并大幅精简原有书籍，缩小经营规模。
四五月间，京都旧书界弥漫着强烈的不安与悲观，寺町通很有名的人文社科新书店三月书房由于后继无人，也将在今年夏天闭店。人们很容易将书店的加速消亡与病毒的流行相关联，悲哀的情绪更深一重。整个五月，京都旧书店都应政府的请求而暂停营业，街中异样冷清。虽然仍能收到旧书店主人寄来的书目，却打不起买书的精神，许多时候都沉浸在萧条心绪中，一任春光飞逝，转眼入夏。
蛰居日久的人们终于再难忍耐——五月末解除紧急事态宣言之后，街头突然多出许多人，口罩也戴不住。家附近的朋友书店、善行堂、竹冈书店……纷纷开门，仿佛一切如旧。六月下旬某个清凉的午后，去善行堂闲逛，店内有一位白发长裙、气质潇洒的奶奶正挑书，说此前在《京都新闻》读到有关善行堂的报道，觉得应该是自己喜欢的店，好容易等到解封，赶紧过来看看。山本先生说，《京都新闻》的记者桦山聪多年来一直关心本地旧书店的命运，新冠流行之初就做了一系列关于旧书店现状的调查报道。不唯京都本地的读者，不少外地读者看了新闻，纷纷来店里支援。“有一位竟是从北海道专程过来。我当然非常感动，但那时‘自肃’的呼声很响，我也担心会不会有人在旅行过程中染上病毒，那样该多过意不去。因此在紧急事态宣言之前，出于安全考虑，我就打算歇业一阵了。”
解封之后，闹市区重又开门的旧书店
我也认识桦山，是一位非常热心、老派的记者，像过去电视剧里走出的人物。多年前《京都古书店风景》出版之后，曾接受过他的采访，后来也曾在他的牵线之下，将京都女子大学一位退休老师的藏书介绍给国内某大学的图书馆。他见过也写过太多旧书店的窘况，因此每报道一间，笔端都流露出深切的惋惜与忧虑。
山本先生则要乐观得多，避疫期间，还在策划新的图书出版。他向我推荐友人林哲夫在筑摩文库新出的《吃茶店的时代》（喫茶店の時代），店里刚好有签名本，翻了翻，文字清闲有趣，忍不住接受了推荐。听说我对韩国文化类的读物感兴趣，我找了一圈未有发现，山本先生让我稍等，不一会儿从架上抽出一册文库本，关川夏央的《东京来的旅人：韩国80年代志》。关川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活跃于日本文化界的作家，九十年代曾多次去过北朝鲜，对在日朝鲜人群体的处境也多有关心。书中写到的八十年代末日本人所见的韩国，对我而言非常新鲜，遂欣然买下。
旧书店主人大多害羞，不太愿意露脸拍照；我也是极被动的采访者，最害怕为难别人，因此很少提出拍照的建议（这与我糟糕的摄影技术也有关）。而山本先生无疑是我遇到的旧书店主人当中最开朗健谈的，他主动表示，愿意留下避疫时期在书店内的照片，“期待与中国的读者早日在小店相聚”。
竹冈书店橱窗内已换上应季的图书，主人夫妇进进出出忙碌，说网店生意一如既往地好，订单很多。这很让人安慰，在大多数学术类书店都萧条度日的今天，竹冈书店景气的原因从何而来？据我观察，原因大约如下：其一，书店依靠附近大学研究者散出的藏书，保有非常丰富的存量，所涉领域亦广；其二，不论是寄到熟客手中的纸本目录还是网上的目录，都更新迅速，书目编纂亦相当专业；其三，定价很见水准，与城里的菊雄书店以及东京某些著名的书店相比，这里同种书籍的定价相对友好，品相亦佳，较易形成熟客群体。近年来，竹冈书店为了吸引附近银阁寺的游客，特将店铺重新装修，开辟出游客感兴趣的版画、老照片区域。但据说银阁寺道以西至大学附近这段道路的客流量其实并不多，因为银阁寺前开通了更便捷的去往其他旅游景点的直通巴士，游客们逛完银阁寺，即可快速去往下一个景点，不必特地步行往西。于是竹冈书店将经营重点放在网购与邮购方面，维持着很好的口碑。
竹冈书店橱窗内的春景
竹冈书店新貌，为吸引游客而开辟的明信片、旧照片系列
六月底七月初，尽管日本国内各地均有病毒“第二波流行”的担忧，但紧急事态宣言不会重启，仿佛沦陷区的人们又找回日常生活的秩序那般，乍一看，街头已扰攘如昔。我的韩语班也恢复教室授课，因此每周末又有了进城的机会。就这样，梅雨时某个周末，久违地推开了菊雄书店的玻璃门。店面正中橱窗内的画卷已换了季节，纸上开着萱草、绣球与蜀葵。左侧门外是低价出售的文库本书箱，右侧门内外是藏书票与版画，一切都是熟悉亲切的风景，只有小瓶消毒液与提示客人进门前消毒的手写告示诉说着世间的变化。我挑了几册朝鲜史研究的书籍，旧京城帝大法文学会编纂的《朝鲜支那文化の研究》、今西龙《百济史研究》、1936年朝鲜总督府编纂的《朝鲜事情》等。看书中笔记与签条，应是哪位朝鲜史研究者散出的藏书。又见到几种高丽美术馆创始人郑诏文的旧藏，因书品一般且定价甚昂，便没有下手。对面书架前有一对挑选书法类资料的青年，柜台内是已退居二线的前代主人前田司先生。“好久不见！”我同他打招呼，见他有些困惑，急忙除去口罩，他顿时笑道：“原来是你，近来大家戴着口罩，都认不出来了！”
菊雄书店进门处摆放的消毒液与手写提示语
菊雄书店内景，柜台内忙碌的前田先生
菊雄书店门边的版画专柜
菊雄书店橱窗内随时令推移展开的应季画卷
询问他过去数月情况如何，他说四月末到五月末停业整月：“收到政府发来的停业请求，我也纳闷，为什么新书店可以开门，偏偏旧书店不行？我们旧书店明明人要少得多呀。”
我也说这点颇难理解，他继续道：“你也瞧见了，日本政府什么都没做，稀里糊涂忙了一通，一切又过去了。”我们相识多年，从未听他说过关于时政的尖锐评价。边上忙碌的年轻店员笑道：“政府给我们的解释是，新书店会出售地图之类的生活必须品，万一有人路过想买本地图呢？但旧书店卖的都是于生活无甚大要的娱乐内容，所以应该关门。”
“官老爷们肯定从来不逛旧书店，所以才觉得旧书店是娱乐的场所吧。”前田先生道，“总之我们也乖乖关门，给政府提交了补助金申请书。”又强调：“你可以写下来，让中国读者知道日本旧书店主人对安倍政权的不满。”
年轻店员补充道：“那个理由肯定是上头临时想出来的，因为既然把休业条则分那么细，肯定得一视同仁，要不大家都不愿意关门。”
谈到旧书店的整体情形，前田先生也感叹梁山泊的离开，忽而道：“你知道赤尾照文堂吧？那家店也搬走了。”
这消息真令人吃惊，赤尾照文堂是河原町一带著名的老店，专营版画、日本古典文学等门类，早在林文月《京都一年》中就有所了解。2012年前后，为了缓解经营危机，书店将原先一楼的店面开辟为面向游客的空间，摆满笺纸、布偶、团扇等可爱的本地纪念品，书店则搬到二楼。我在那里买过不少版画，还有书志学、日本国文学类的资料。每年他们都会参加知恩寺的秋之古本祭，店主夫人赤尾真理总把心爱的金毛犬带来会场，我爱极了那只金毛，每回都要跟它玩好久。前几年见不到它的身影，才知它已因心脏病去世，得年九岁。真理夫人非常难过，提起来总要掉眼泪，回忆它的万般好。
古本祭上，赤尾照文堂的指示牌上也有真理夫人爱犬的身影
“也是最近的事，河原町老店的楼房是租来的，主人打算重新装修。照文堂家在二条寺町通那边找到了新地方，已经搬过去了。”前田先生解释。
“这么说，与新冠之类的没关系？”
“应该没关系。”前田先生给我讲了具体的位置，说若我有空，这就可以去看看。
我一听，照文堂新址不正在众星堂楼上么？前田先生说正是。遂觉放心，那是很好的地方，属于寺町古董街的区域，离闹市不远。众星堂是几年前新开的古书店，店主曾在思文阁美术馆修业，独立后专注经营和刻本、日本古写本，其中汉方医学、天文学类的资料最为丰富，很喜欢去店内小坐。
与菊雄书店告别后，便直奔寺町二条。看到众星堂所在的小楼入口处名牌，果然多了一张“赤尾照文堂”，再看二楼亮着灯，心中大喜。京都旧书店通常构筑在民家小楼内，像这样租借商用楼的店铺并不多，这一点与神保町书店的气质很不同。而通往赤尾照文堂的电梯与楼道却让我瞬间想起神保町，门边一架小幅版画迎接了我。
赤尾照文堂新店门外，令我想起神保町的旧书店
赤尾照文堂新店内摆着同行友人赠送的盆花，这是其中堂的礼物
进得门来，正对是朝北一片通透的落地窗，婆娑绿影映入室内，满目清凉。与落地窗垂直的是两排半人高的木书架，安置版画与书函。东壁是书志学、日本国文学类研究书，西面是一排博物柜，盛放别致的瓷器。东壁前有两张办公桌，赤尾夫妇各自忙碌。落地窗前有一张供书客闲憩的方桌，在空间格外宝贵的旧书店，很少见到这样闲适的一隅。
令人愉悦的绿窗
东壁书墙
夫人说这几天书籍上架刚刚完毕，秩序初建，因此我来得正是时候。主人赤尾薰性情温默，我与夫人聊天时，他只是微笑立在一旁。
“我最初以为您是照文堂家的女儿，因为不论在店里还是在古本祭，您总在中心。”我说出多年以来的怀疑。
夫人爽快地笑了，她是兵库县西宫人，与赤尾薰交往后才知道旧书店：“结婚后开始学习古本知识，京都旧书店的老板娘们关系都很好，大家从年轻时就一起玩，一起出去旅行。我和菊雄家的夫人都喜欢版画，常在一起选画儿，遇到喜欢的，就想这么好看，都不舍得卖。”又笑对主人，“他话少，话都被我说了。”
谈到搬家的决定，她说也是碰巧找到这里有空屋，一看窗外的街景就喜欢，觉得就是这里了。从前市中心的铺面狭窄，没有办法开辟与客人从容交流的空间，现在特开辟了窗前这块闲坐的区域。薰先生也说，过去客人来店里买书，总是坐下来喝茶吃点心，慢慢看书，聊很久的天。如今这样的交情渐少，旧书店与客人之间也少有坐下来聊天的机会。
赤尾照文堂新店内景，据说刚刚收拾妥当
赤尾照文堂新店内景
夫人端来茶与点心，我们对坐谈天。她说，像版画与线装书，最好还是有个能从容翻阅的桌子，让客人站着挑选，实在不像话。又谈到从前店里买版画的客人八成是欧美人，也有一些中国游客。“日本年轻人是绝对想不到买版画的。”春节原本是迎接海外游客的忙碌时段，一月底还陆续有人来，二月气氛逐渐紧张，到三月完全门庭冷落。“我们那时刚好在忙搬家，倒也还好。搬来之后，就不卖以前一楼的那些特产了，又变成了2012年之前的样子。”
“那柜子里的瓷器也是用来出售的么？”
“是的，那些是我过去的兴趣收藏，感觉与这附近的气氛也相契。”夫人又叹息，“本想再养一只金毛，但我们岁数都大了，顶多还能工作十年，担心以后照顾不了它，就罢了。我们搬来这里，也是为悠闲养老。”
京都旧书店的许多主人似乎都到了直面养老与代际交替等问题的时候，幸运如菊雄书店、竹苞楼等后继有人的书店，常得到人们的羡慕。“有人继承么？”这是大家的敏感问题，若非对方主动提及，最好不要主动发问。而照文堂夫人坦言，说儿子尚未决定是否继承，他们也不强求。
寺町通竹苞书楼外景
后来有一天，电话采访书砦梁山泊主人岛元健作时，他也谈到自己搬去大津主要是为养老，不过话锋一转：“新店有我孙子帮忙，他现在很喜欢旧书。”
“那真好！他以后会——”我犹豫发问。岛元先生快乐又不无骄傲地接话：“他以后会继承梁山泊。”
与《京都新闻》报道中萧条的语气不同，电话里的岛元先生心情很好，他说京都房租太贵，勉强维持店铺实在不容易。新店打算开在家旁边，经营范围会尽量明确在某一主题之下，譬如西洋史集中在法国大革命、英国史，中国史集中于辛亥革命、文革史料，日本近代史集中于大正民主，此外专注各国人物传记。
“虽然这样说很对不起无数因新冠而受苦的人们，但梁山泊的搬迁与新冠并无关系，我将搬家视为一场新转折，会在大津构筑坚固的新城寨。”岛元先生笑云，“请容我跟中国的读者做个广告吧，虽说大津不如京都有名，但从三条京阪坐公交车，三十分钟就能到我新店。等这一阵变动过去了，欢迎大家来我的新寨子，顺便还能看琵琶湖。”
在这多变且善变的世间，旧书店主人们的勤勉与乐观令我感念。虽不知舟车之阻何日重开、昔日畅游何时再来，也不知未来还有怎样的变化，但此刻此地的心意弥足珍重，遂作这样琐碎的记录，描绘一番京都古书店的最新风景。
（2020年7月11日）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