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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之旅:中亚地区的“小人物”

1中亚漫游的日子里,我先后四次经过阿拉木图。旅途中,这座城市始终扮演着驿站的角色。在这里,我可以短暂地安顿下来,整理旅行的头绪,完善笔记的细节,顺便光顾几个美妙的小餐馆。我看到的大部分中亚依然是一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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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漫游的日子里,我先后四次经过阿拉木图。旅途中,这座城市始终扮演着驿站的角色。在这里,我可以短暂地安顿下来,整理旅行的头绪,完善笔记的细节,顺便光顾几个美妙的小餐馆。

我看到的大部分中亚依然是一个深陷历史与宗教传统,囿于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面对全球化裹足不前的地方。那样的中亚至今存在,因此值得不辞辛劳地前往。除了主要景点之外,旅行都很困难。你需要面对层出不穷的意外。很多时候,舒适又能负担得起的旅馆难得一见。在一些地方,即便是提供最基本设施的干净房间,也算得上奢侈。阿拉木图的情形却不大一样。旅馆和餐厅全都干干净净,甚至富有情调。在这里,我多少对中亚的未来有了些概念。

我在阿拉木图待了一个星期,安排接下来在哈萨克斯坦的旅行,申请必要的许可证。我买好了火车票,打算一路前往突厥斯坦。火车在午夜出发,因此晚餐时我去了一家格鲁吉亚餐馆。

阿拉木图(图片来自Kalpak Travel)

我点了哈恰普里和烤羊肉,喝了一杯卡赫季产区的葡萄酒,又喝了一杯产自天山山麓的葡萄酒,接着打车到火车站,找到我的车厢,爬上摇摇晃晃的卧铺,醒来已置身大草原之中。

这个时节的草原,红灿灿的郁金香遍地开放,偶尔可见奔跑的马群。包厢内响着下铺女人轻微的鼾声,好像穴居动物的小巢穴。车站上停着运送木材的货车,光线洒在瓦楞铁皮斜屋顶上,空气中有新雨的味道。我走出包厢,经过餐车的厨房。一个系着围裙的哈萨克大妈,正支着油锅,奋力炸馅饼,额头上渗出汗珠,臂膀上的赘肉上下颤动。我又回到包厢,一边用海顿的小号协奏曲抵抗鼾声,一边等待早餐。火车在铁轨上晃,走廊上终于传来大妈俄语的叫卖声。我买了一个热乎乎的油炸馅饼,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发现竟然没馅儿,多少有些失望。

我想起在南俄草原的火车上吃到的炸馅饼——乘务员大妈做的。羊肉和洋葱细细切碎,拌上香料,填入面团中油炸。从这里到南俄草原是一个条状带,几乎没有任何地理上的阻隔。那也是历史上游牧民族如潮水一般征服与迁徙的传统道路。在通往南俄草原的路上,可以遇到几个历史上的重要名称,塔拉兹便是其中之一。我在这里下车,是因为一段几乎已被遗忘的历史。

塔拉兹,在中国典籍中称为“怛罗斯”。公元751年,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两帝国——阿拉伯与唐朝——在这里发生了一场军事冲突。唐军大败,后经安史之乱大伤元气,自此退出中亚舞台。阿拉伯人的圆月弯刀和宣礼塔,则又用了数个世纪,将中亚永久地打造成伊斯兰的世界。

据《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怛罗斯战役的起因是西域藩国石国(首都位于塔什干)“无番臣礼”。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领兵征讨。在石国请降的情况下,高仙芝依然血洗石国,掠夺财物,并将国王带回长安斩首。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遂向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求救。

《大唐西域记》成书后不到十年,唐朝就歼灭西突厥汗国。此后,唐朝逐步在西突厥故地设置行政机构,确立起对西域的统治。那些原来臣服于西突厥的中亚诸胡转而臣服唐朝,大多数中亚地区都被纳入唐朝的版图。

与此同时,阿拉伯(大食)在中亚的势力也在迅速扩张。波斯萨珊王朝原本是阿拉伯帝国和大唐之间的屏障,然而651年被阿拉伯人吞并,使得两大帝国的疆域直接接触。怛罗斯战役,正是唐朝遏制大食与大食对外扩张之间的矛盾爆发。

阿拉伯一方的将领是杰出的军事家艾布·穆斯林,中国史书中称为并波悉林。他是奴隶出身,后来举起反抗倭马亚王朝的大旗,攻占呼罗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最终在库法拥立阿拔斯家族的阿布·阿拔斯为哈里发,开启阿拔斯王朝时代。唐朝一方的高仙芝同样是一代名将,统领着整个西域的军队。他率领大唐联军长途奔袭七百余里,最后在怛罗斯与大食军队相遇。当时唐朝军队中有许多葛逻禄(维吾尔人的祖先)和拔汗那国(位于费尔干纳山谷)的军卒,唐兵只占三分之二。

怛罗斯战役持续了五日。唐军开始稍占上风,但由于大唐联军中的葛逻禄部突然叛变,唐军遭到两面夹击,最终溃不成军。高仙芝收拢残部,逃往安西方向,途中恰逢拔汗那兵也溃逃至此。副将李嗣业惟恐大食追兵将至,杀死百余名拔汗那军士才得以率先通过。唐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少数侥幸逃脱。

怛罗斯之战只是两大帝国边陲上发生的一段插曲。然而,由于怛罗斯之战的失利,大批唐朝士兵成为俘虏,被押往阿拉伯统治的地区。这些军士中有不少能工巧匠,据说其中就包括造纸工匠。阿拉伯人组织他们在撒马尔罕设厂造纸。随着阿拉伯人的征伐,造纸术由中亚传入西亚、北非和欧洲。

塔拉兹确实很古老,然而唐朝的影响即便在考古遗址中也难觅踪影。如今,那里只留下两座伊斯兰早期建筑——喀喇汗王朝的遗迹,还有成吉思汗走后的一片瓦砾。

天下着小雨,我是唯一来访的客人。售票处里那个长得挺有个性的女孩,挥挥手就放我进去了。我徘徊在考古遗址中间,不免感到塔拉兹的历史其实很单纯。大部分的时间里是一片空白,只有几个如流星般闪过的“决定性瞬间”。

征服者来了又走,疆界不断变换。存亡年代,王朝更替,势力范围,全都难以记住。即便在书中翻找,也只能得到一些干枯的基本数据。在漫长的历史中,塔拉兹没什么成就可言。除了我这个为“怛罗斯之战”而来的好事之徒,我也没有再见到第二个旅行者。

苏联重建了塔拉兹,称之为“江布尔”,但它依旧只是帝国边陲上的小镇,是失意落寞者的流放地。在塔拉兹博物馆里,有一间展室专门献给画家李奥尼德·布雷默。他是出生在乌克兰的德国人,长年在克里米亚工作。“二战”时,德军入侵克里米亚,斯大林将那些“不可靠”的族群,统统发配到遥远的中亚,其中就包括克里米亚的德国人、希腊人和鞑靼人。

人生最后的三十年,布雷默在塔拉兹度过。他在塔拉兹的生活,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但他大概不怎么画画了,因为陈列室中留下的画作大多完成于克里米亚时期。在塔拉兹,在这个远离大海的内亚小镇,雅尔塔的海滨风光看上去像是对一场旧梦的描述。

最后,我终于找到一幅塔拉兹的风景画:仿佛是春天,高大的杨树如毛笔一般耸立,淡绿的枝叶在风中抖动。我留意了一下画作的时间——1954年。前一年,斯大林刚刚去世,苏联进入“解冻”时期。已经在塔拉兹待了十三年的布雷默,想必也感受到一丝春意——你甚至能在他的画笔中看到一种有意克制的轻松。

布雷默不是多么声名显赫的画家,也没有足以流传后世的杰作。在塔拉兹,我看到的是一段历史的破碎脚注,是那些与布雷默分享着相同命运之人的缩影。

2

在塔什干养病时,我遇到过一个叫卡琳·柯特的姑娘。她是美国人,容貌端庄,在奇姆肯特的一家哈萨克女子足球俱乐部踢球。那时,赛季刚刚结束,她背上行囊,跳上小巴,穿越边境,来到几十公里外的乌兹别克斯坦旅行。她计划住在一个可以为她提供沙发的当地人家里,却与沙发主失去了联系。她的哈萨克手机卡没有信号,而塔什干的咖啡馆也很少把提供Wi-Fi作为必要服务。

我让她用我的热点,当时我正坐在咖啡馆外吃番茄意面。看着我吃饭,她也饿了,于是用英语问服务员有没有素食。我想不到她还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不吃肉奶蛋,也不用任何动物产品。这让她在一个游牧国家的足球之路,看上去如同一场行为艺术。

卡琳大概告诉过我为什么选择奇姆肯特,只是我没记在心上。当我在塔拉兹坐上火车,前往下一站奇姆肯特时,我想到了卡琳,同时开始在头脑中勾勒奇姆肯特的形象。

火车上有很多刚入伍的新兵,车厢像咸鱼罐头一样拥挤。坐在我对面的女人穿着一件蓝毛衣,用乌兹别克语和我搭话。站台上,送兵的妇女随着火车小跑起来。透过刮花的窗玻璃,我看到一张张模糊的面孔,一颗颗闪光的金牙。

奇姆肯特(图片来自Yorian)

奇姆肯特位于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边境,距离塔什干只有两小时车程,与阿拉木图却相隔七百公里。这里有数量庞大的乌兹别克人口,周围几乎全是乌兹别克村庄。历史上,奇姆肯特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站,如今又有时髦的女子足球俱乐部和卡琳这样的外籍球员——我想象中的奇姆肯特,应该是一座融汇古今的城市。

可是,城里没有半点古迹。唯一值得一去的是一座荒草萋萋的公园,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几个闲来无事的少年和推着婴儿车的妇女。我在奇姆肯特最好也最贵的酒店吃了顿晚餐。酒店是欧洲城堡风格,却意想不到的冷清,好像一家快要经营不下去的主题乐园。餐厅主打“泛亚”菜式,菜单从中亚、西亚,到东亚、东南亚,无所不有,可主厨只有两个韩国人,客人也只有两位。侍者照常为你摊开餐巾,上菜撤碟,然后理直气壮地在账单上追加百分之十的服务费。

奇姆肯特的郊外,有一个叫塞兰的小镇。玄奘大师在《大唐西域记》中称之为“白水城”。发现在奇姆肯特无所事事后,我去那里走了一遭。起先,我以为能在那里逛上半天,可到了之后才发现自己过于乐观。塞兰曾经是一座丝绸之路上的古镇,如今借以闻名的一切已经消失,只剩下一幅闭塞、滞闷的景象。

穿过那座纪念塞兰建城三千年历史的拱门,我进入的小镇普通得令人称奇。丑陋的钢筋水泥建筑已经蔓延到每个角落,看上去都是近年才建的。镇中心有一个二层的小商场,有一座不老不新的清真寺,还有两座古代圣人的陵寝,但显然也是后建的。

天上下起了雨,道路变得泥泞,我也就愈加不知道该去哪里。我发现路边有一个黑洞洞的现代茶馆,就走进去坐了下来。茶馆地方不小,装潢敷衍草率。旁边有几个女人围坐一桌,正在分享一大块蛋糕。其中一个小女孩也就十二三岁,竟然已经戴上了头巾。

服务员是一个胖乎乎的姑娘,不太喜欢外国人添乱。我用俄语问她有没有菜单,她立刻露出惊恐的神色。后来她几次从我身边经过,也把我当成空气对待。我慢慢地醒悟过来:在这样没落的小镇,在这样质朴的茶馆,根本就不会有菜单这类煞有介事的玩意。于是我一把抓住她的围裙,用不标准的乌兹别克语问:“抓饭有吗?茶有吗?”

她听懂了,很快把饭菜端了上来。

3

我想尽早离开奇姆肯特,谁知旅程却在这里搁浅。我吃惊地发现,突厥斯坦的所有酒店和小旅馆(只有四五家)全都没有房间,最早的空房也在半个月之后。突厥斯坦曾是哈萨克汗国的首都,也是艾哈迈德·亚萨维的安息之所。亚萨维是伊斯兰圣徒,生于塞兰。他最早用突厥语传教,帮助突厥民族完成了信仰的伊斯兰化。在我看来,他的地位大致相当于达摩祖师之于中国禅宗。这位大人物的圣陵就在突厥斯坦,是去世两百多年后由帖木儿勒令修建的——那里被称为突厥人的“耶路撒冷”。

我辗转找到一个出租民宿的人——整个突厥斯坦只有这么一个人。简介上写着,他是乌兹别克人,名叫巴布尔,会说英、法、俄、德、中等数国语言。他与母亲一起生活,住在一个传统的乌兹别克庭院里。简介上没有照片,但我估计巴布尔可能是大学生,颇具语言天赋。

奇姆肯特的汽车站看上去秩序井然,可是明亮的售票大厅并不售票,你得走到停车场和“趴活儿”的司机讨价还价。到了哈萨克斯坦,我才深切感受到乌兹别克人多会做生意。他直接开出一个包车的价格,暗示我可以马上出发。于是我就信了,乖乖交出钞票,他也就真的只载了我一个人走了。可是通往城外的公路上不时有人招手叫停,大包小包堆在脚下。每次遇到招手的人,他就把车停下来。很快,小巴塞得满满当当,我的包车服务才享受了不到二十分钟。

窗外是平坦无树、适合耕种的土地,只有少数被开垦出来,如同大地上的补丁。褐色的地块上停着大型拖拉机,让人联想到北美的农场。这样的土地的确适宜大规模的机械化耕种。

“在苏联时代,这里都是农田,”司机告诉我,“但现在荒废了。”和我同车的乘客们,在沿途凋敝的村镇下车,踏着土路,向更偏僻的地方走去。司机说,他们不再务农,而是每天通勤,前往奇姆肯特的工厂工作。

巴布尔说好在汽车站接我,可是不见踪影,电话也打不通。我像逗哏的相声演员一个人跑上了台,一时间茫然无措。我等了十几分钟,一个满脸胡茬的老人走了过来,叫了声我的名字。我想象中的巴布尔应该是个年轻人,可是眼前这位至少五十多岁了。巴布尔应该会说多国语言,可这个人只会说俄语和乌兹别克语。

“你是巴布尔的父亲吗?”

“不,我是巴布尔!巴布尔!”

他穿着一件黑色夹克,领口大敞,开一辆老式欧宝汽车,已经有日子没洗了。

“你饿了吗?”他做了个吃饭的手势。我们钻进汽车,拐进一片被挖土机刨得千疮百孔的空地。汽车开不过去,我们就下了车,连蹦带跳地越过几个壕沟,来到一家乌兹别克饭馆前。

虽然是饭点,可餐厅空无一人——没有像我们这样翻过壕沟来吃饭的人。我们点了两份汤和一个馕。巴布尔掰着馕,用勺子喝着汤,然后不胜爱怜地捞起碗里的那块带骨羊肉。他看起来很疲惫,额头布满皱纹,胡子拉碴的瘦脸因为用力咀嚼而颤抖。

我们艰难地交流着。

我问巴布尔多大年纪了。

他说,四十六岁。

他真的和母亲住在一起?

是的,他和妻子分居了。她的精神有问题。他们的感情破裂了。

他靠什么谋生?

开出租车,他是司机。

就是这辆欧宝吗?

对,这是他自己的车。

他有几个孩子?

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结婚,小女儿在奇姆肯特上大学。为女儿筹备嫁妆要花掉一大笔钱。

他喝完汤,一边小口吃着馕,一边啃着免费的方糖。他倒了一杯绿茶,又放进四块方糖。他把方糖当作宝贝,不知道这东西最终会毁了他。

“下午有何打算?”他问我。

我说,我想先去讹答剌,再回来看艾哈迈德·亚萨维的圣陵。他说,你至少应该在突厥斯坦待两天。第一天去讹答剌,第二天看圣陵。

我没有告诉他,我原本打算待三天,无奈旅馆客满。

我问巴布尔包车多少钱——讹答剌离突厥斯坦五十公里,在一片荒野上,没有公共交通。他说了一个价格,比我刚在汽车站打听的贵了一倍。即便对于住在家里的客人,他也没有手软。

我说:“有点贵了。”

他好像早已料到,马上说:“我们不妨各退一步。”

他拿出手机,先按出他的价格,归零;再按出我的价格,归零;最后按出“各退一步”的价格——那个数字介于两者之间,但依然比正常价格贵出三成。

他早有准备,说不定在家排练过。那张消瘦的胡茬脸,配合抑扬顿挫的口气,外加耸动的眉骨,活脱脱地展现了一个乌兹别克人的“交易的艺术”,体现了哈萨克人心目中“萨特人”的狡黠。我一时间钦佩不已,于是没再还价,就点头同意了。

我们买了单,走出餐厅。巴布尔把剩下的半块馕用餐巾纸包起来,塞进夹克里。我们再次钻进欧宝,开往讹答剌。

本文经授权摘自《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刘子超 著,文汇出版社,2020年6月),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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