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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改变命运:“青春爬坡”背后的励志故事

1968年8月,上海一批1966届高中、初中毕业生首次来到坐落在安徽黄山脚下的黄山茶林场。1971年11月,又有1000多名1970届中学毕业生分配来到黄山茶林场。以后,陆续有近万名学生怀着热情和抱负

1968年8月,上海一批1966届高中、初中毕业生首次来到坐落在安徽黄山脚下的黄山茶林场。1971年11月,又有1000多名1970届中学毕业生分配来到黄山茶林场。以后,陆续有近万名学生怀着热情和抱负,带着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决心来到这里。

其中,就有现为资深媒体人的曹景行,和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金光耀。1977年,因“文革”而中断11年的高考重新回到舞台,几百万知识青年重新获得了进修知识的入场券,人生轨迹因而转折。

曹景行参加了1977年、1978年两次高考,终于在31岁时拿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走进宿舍时,遇到的恰恰是同在茶林场工作、也被复旦大学同年录取的金光耀。

7月25日,在大夏读书会·丽宝系列讲座上,围绕难忘的青春岁月,曹景行与金光耀以“1978·青春爬坡——从茶场到大学”为主题展开对谈。

曹景行(左)与金光耀

曹景行(左)与金光耀

走出大山,走进复旦

在1977年8月举行的座谈会上,时任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对招生制度改革的呼吁(一说是时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刘道玉向查全性提出了发言建议),得到了座谈会主持人邓小平的拍板。这一举措,改变了无数知识青年的命运,金光耀和曹景行的人生也因此发生巨大的逆转。

金光耀回忆,1977年,他接到笔试通过、需要体检的通知时,第一反应是自己“中了头彩”。但是在体检时,他和曹景行都因为不合格被刷掉了。金光耀被测出血压偏高,医生让他下午再来测一次,结果还是偏高。“当时医生骂我傻,问我中午为什么不吃点药,把血压降下去,现在想想,自己当时太老实了。”

曹景行说,当时医生问他得过什么病,他直接老实地回答:“急性肝炎”,结果医生直接敲下“不合格”的图章,笔试分数很高的曹景行就这样被刷掉了,半年后因为人才不够扩招时,两人才被重新录取。

“历史如果走得稍微差错一点点,也许我们那时候就完全没有机会读大学。” 曹景行回忆说。 我当时已经结婚了,我和我妻子两个都考取复旦,她是化学系,我是历史系,我们同一天去报到,孩子也跟着我们的户口移到了上海,这是我们人生的重大转折。”

当时曹景行读大学时,能从农场驻上海办事处领到工资,他和妻子一个月可以领到84元,算是同届学生中的“富豪”,其中,除掉吃饭和家用的开销,还能结余24元,曹景行将这笔收入全部用来买书。“我买的书中,《资治通鉴》是非常重要的,20块钱,我到现在还留着,纸质很粗糙、黄腊腊的,但毕竟是正规的书。”

除了《资治通鉴》,另一本让他印象深刻的书是《丘吉尔回忆录》。“《丘吉尔回忆录》六卷,一卷4本,24本20块钱,当时口袋里没这么多钱,到亲戚家里借了10块钱,然后就把这24本书用自行车带回到家里边,陆陆续续看书的时候再翻看。”当时的书,不是随便都能获取,“不像现在你网上一查就能买到,新书就更容易了。”

对于进入大学已经31岁的曹景行来说,一个巨大挑战是学英语。当时,为了攻克艰涩的学术英语,曹景行开始逐字逐句地啃原文,一本六块钱的绿皮词典都被他翻烂了,通读全书后,他的英语水平有了质的飞跃,由于语言的优势,他在毕业时甚至比同学多修了50%的学分。

“四年里,我们得到的最大帮助,就是用自己最适合的方式去读书,这四年我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读书上。”曹景行回忆。“当时学校里也有各种活动,我作为班长,和其他班级不太一样,我尽量不参与外界的活动,也不会主动去举办活动,因为我们很难得到这样的读书机会,大家就多花些时间去读书。”

通过《毛选》注释自学历史

1966年之后,受到“文革”影响,整个社会环境中可以接触到的读物变少,没有人给予在农场劳作的青年指导,他们只能通过自学获取知识,不断提高。曹景行记得,当时很多知识是通过阅读《毛泽东选集》和其他书的注解获得的。“《马列选集》注解里面涉及到很多世界的历史,我们历史知识很多就是从注解开始,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学习方式。”

金光耀回忆,自己带到农场的就是四本《毛选》,自己在工作之余反复地翻阅,“很多成语都是通过《毛选》里的注释学到的,比如巴东三峡、草木皆兵、一鼓作气等等,通过阅读《毛选》,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有一个粗浅的了解。”

“如今,每天都有大量的书籍出版,但是书太多了,反而读书人不知道该读什么书。”曹景行感慨道。而经历过知识贫乏期的人,似乎都会患上“知识饥渴症”,“我以前没看过《基督山恩仇记》,有一年探亲假回上海,亲戚家还保留了新中国成立前的《基督山恩仇记》,蒋学模翻译的,字很小,竖排的。大家互相传阅,过年时我足不出户,什么事都不干,就把这四本书看完。”

曹景行的同学张国伟回忆,当时自己和曹景行、金光耀在一个寝室,但是读书没有他们多,他只记得当时曹景行每周会带来一本《资治通鉴》,一共20本,一星期看一本,就慢慢看完了整套,当时所有同学都很羡慕。 “后来我们跟着他学,他买什么书,我们就跟着他看。”

 当时班里50个同学,每个人都埋头读书,一本一本看,不断不断看,而且看的面很广,宿舍里大家都在看书,只有10点钟灯灭了必须睡觉,大家在床上就开始聊天,也就是“卧谈会”。除了那个时候没办法看书,其他时间几乎都在看书,就连洗脚时也在看书。

“抢图书馆的位置,需要提早很久去占座,不然一定抢不到,当时在学校里,耳濡目染受到很多同学影响,现在回想起来,对自己受益良多。”张国伟表示。

在曹景行看来,从茶场到大学的旅途,是一次“爬坡”,也是一次成长。通过高考,这批年轻人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如果邓小平不是在那个时间复出,如果座谈会直到最后一天都没有人提出改革考试制度,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偶然性,我们的人生就会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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