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1884年香港反法大罢工

张之洞指示“适可即止”

1884年10月3日，也就是一名挑夫被英警打死那一天，张之洞打电报给他在香港的代理人何献墀：“艇夫事如何？港民尚义固嘉，然须有分寸，何、罗诸君可妥为劝导，勿令激成大事，切勿致英人阻我采运军火、停泊船只为要。”张之洞十分清醒，香港华人的爱国行动值得嘉许，但必须拿捏好分寸，避免过火。他要求何献墀、汇丰银行买办罗寿嵩对罢工者加以劝导，避免升级为大冲突，影响中方通过香港采购军火这些大事。

张之洞

当天，张之洞派驻香港的洋务委员祁兆熙也打来电报：“英出兵弹压，现沿海一带，艇挑车轿俱无，西营盘罢市，人情汹汹，谣言晚上放火……”对港英来说，工人罢工虽然头痛，尚不足畏，但若引起华商罢市、暴动者四处纵火，却是极大威胁。

张之洞在香港的人马，除定居香港的何献墀、罗寿嵩外，还有一些短期派驻香港的官员：祁兆熙（督署洋务委员），温宗彦（中国电报局香港分局总办），温子绍（广东机器局负责人）。他们都会向张之洞汇报香港动向，但无论是提供情报还是直接对港人传达意旨，仍以何献墀最为重要。

10月4日，街道清洁工人、碾米工人、煤业工人、轿夫、屠夫、木匠都加入了罢工行列，声势浩大。有两艘法船由基隆到香港采买食物，华商拒绝交易，被迫转往越南采办。当天，何献墀来电：“艇夫事现由东华医局董主理，如何明日禀闻。”“东华医局”即东华医院，其领导集团（主席、首总理、总理共13人）实行一年一换，这个时候的主席是卢佐臣，但前任主席李德昌、1882年度主席何献墀仍保持着很大影响力。李德昌、何献墀“召集”船户、挑夫头目开会，商人们对罢工者进行劝说，承诺向港府求情退还罚金，希望能尽快复工。挑夫头目当场承诺结束罢工，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香港东华医院在当时的地位，大陆很少有人了解。东华医院成立于1871年，是全港华商共同捐资设立的华人慈善机构，它并不仅仅是一家医疗机构，而是代表着香港华人利益，在公共事务上十分活跃，与广东当局保持密切联系。几乎所有香港重要华商都曾担任过医院“总理”（董事），港英对之充满戒心，担心这个华人组织可能受内地控制，削弱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

东华医院礼堂

何献墀对国际公法的理解比张之洞深刻。10月4日他打电报给张之洞：“艇夫歇业，皆出公愤，今早舂米者亦停工。英官惟知执法，不商于东华医局董，恐未易了局。昨日华人与英差哄，华人枪毙一名，英差受伤轻重十一名，酉刻后安靖。英官恐夜间复发故，借东华医局屯兵百名防守。若恐英阻我采运军火、停泊船等，日下未有开仗明文，断无妨碍也。”他谈到连舂米工都加入罢工行列，对港英官员的粗暴执法十分不满，认为英国人对东华医院董事的意见不够尊重。至于张之洞担心的暴动影响中方军火采购，何献墀认为不碍事。他从掌握的国际公法条文及实例判断，由于尚无开仗明文（中法战争至此没有正式宣战），中国继续从香港进口军火“断无妨碍也”。

10月9日，张之洞向中枢汇报了香港罢工、暴动的过程，同时也透露了一个秘密，即这场运动的节奏在他掌握之中，他已经发电报给港商，让他们劝导爱国群众“适可即止。”这四个字耐人寻味。

在这场反帝运动中，张之洞考虑的不仅是阻碍法军修理舰艇、补充给养，还必须控制好节奏。署理总督马殊镇压华人罢工、起诉中文报馆的行动十分鲁莽，有偏袒法国的意味，张之洞还是愿意忍气吞声，尽快收束暴动。他心里很清楚：爱国行动一定要讲究策略，出气并不是主要目的，争取最大国家利益才是目的。

张之洞表面上向总理衙门抱怨港英偏袒法国，实际上他也清楚，这只是署理港督出于管治香港便利的考虑，并不代表伦敦的立场。英、法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英国并不希望法国在东南亚过度扩张势力，有心通过支持中国来抑制法国，暗中给中国以实质性的帮助，最显著的例子是汇丰银行贷款。

实际上，越南前线抗法的粤军、桂军、滇军、淮军、湘军军饷，严重依赖香港汇丰银行的贷款。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时，军费紧缺，两广总督张树声通过罗寿嵩安排，先后两次取得汇丰银行借款共200万两。这笔借款让参战的中国军队能够购买先进武器和弹药等，为下一阶段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旧式军队若不能及时发饷，经常会有哗变的危险，而枪械弹药补给更是刻不容缓。罗寿嵩紧急安排了第三次、第四次对广东贷款201万两，又以广东省名义代云桂等省借款299万两。罗寿嵩经手为张树声、张之洞筹措的中法战争军费高达700万两。1886年，张之洞向朝廷报告，广东全省一年的岁入是456万两。也就是说，罗寿嵩安排的五次贷款金额，远远超过广东年度岁入的总和。由于军饷的下拨往往急如星火，而银行贷款发放有一定程序，英国驻京公使馆、英国外交部还向汇丰总行施压，特事特办，保证款项及时汇到广州。

张之洞通过何献墀和他的搭档李德昌，向暴动群众传达官方指示，让这次暴动不要超出官方预定轨道。这个时候，香港华商已成长为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1876年，华人船王郭松的纳税额居香港第三位，1880年郭松去世后，香港华人首富地位落到新会李陞家族身上。李陞家族发家，主要依靠“金山庄”（对北美、澳洲的贸易），在此基础上多元发展，进军保险业、房地产，为香港地产大王。香港安泰保险公司、广东华合电报公司都由李氏家族控股，李德昌则是李陞兄弟。李氏兄弟与何献墀在生意上不过分依赖英国，在内地有不少经营项目，与广东的联系更加紧密，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一个香港亲中阵营。

张之洞代理人何献墀

张之洞报告失实

何献墀全程监视着这场抗争。10月6日，何献墀在电报中说：“港中艇夫歇业，昨经街坊劝妥，复业如旧，英官亦成其志。”他执行张之洞“适可即止”指示的方式，是通过香港华人街坊组织（Kai Fong）向抗争者传达张之洞意旨，他本人也会见罢工代表。与此同时，东华医院各“总理”也在工人与港府之间进行调处。张之洞的命令很快得到执行，罢工者从10月5日起陆续复工，但向港英表明不为法军服务。张之洞对这场运动的调控十分成功，10月9日他向总理衙门作了汇报，不乏洋洋得意：

香港艇夫拒法事相持数日，西街罢市，各行佣作以次和之。英官兵胁不从，扬言焚港九龙司，会匪欲为助，英人甚恐。洞密电港商劝导，令适可即止。医院华人调处，英官还所罚钱，放所拘人，所毙华人恤二百元，听华民不装法货，乃已。十八日事定。十六日法船由鸡笼来港采办火食，华商不交易，十七日即赴西贡采办。十八日又自鸡笼来法船一，廿日亦往西贡。此事乃民义愤，英极力抑民助法，畏众屈从，恨粤官甚，指为主使，昨照会诘问，以港事粤官力不能及答之。顷接西电，利士卑攻淡水，发船不能进内，只口外一炮台被毁，法兵现短粮等语。果能香港从此不接济法船，于敌亦颇有滞碍。粤省穷民忠义难得，事定后当酌筹奖励之法上闻。（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七册第350页）

非常有趣的是，张之洞向朝廷汇报的内容很多都不准确，内中一句“英官还所罚钱，放所拘人，所毙华人恤二百元”则是彻头彻尾失实。港英官员并没有退还罚款，该判刑的还是判刑，所谓抚恤死难者200元更是无稽之谈。冼玉仪的研究表明，10月1日在行政局会议上，确有议员讨论过退还罚款问题，但最终决议是不干涉巡理府（The Magistrate）的判决，理由是不可给人留下印象，港府在压力下屈服。暴动结束后，巡理府继续审判后续被捕者，除监禁外也都处以罚款，也间接证明张之洞所说退还罚款属于凭空杜撰。

徐承恩引述陈伟群对此事的研究时写道：“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东华医院于10月5日按政府要求，张贴劝谕劳工复工的通告。而艇家的罚款亦由疑为东华总理的神秘人物代为缴交，令事件终告平息。”李德昌1883年7月15日-1884年8月10日期间担任东华医院主席，此时刚刚卸任不久，按东华制度，刚卸任的主席依然继续担任值理，以维持医院管理的连续性。李德昌对此事的介入程度很深，笔者猜测这笔罚款是由李德昌个人支付，以此让罢工工人得到“港府让步”的感觉，愉快复工。

上述事例表明，中央政府对香港第一线情况的了解，受制于多个中间层次，有时并不能得到最准确的信息，信息传递出现了失真。这些中间层次，包括两广总督、总督衙门的洋务官员、亲中的香港华人领袖、派驻香港的“委员”，他们有时会出于“良好”的动机，提供一些不实信息。在这个事件中，亲中华人领袖为了完成张之洞下达的任务，尽快平息暴动，自掏腰包补偿了华工的罚款，事后也不愿居功，而是解释成港英政府退还罚款。张之洞对英国殖民者统治香港的一些具体手法并不太了解，但非常乐意接受亲中华人领袖的这个解释，这样的结果让中方很有“面子”，可以向中央政府“表功”。

蔡荣芳手绘港九简图

“黑社会也有爱国的”

这次香港反帝暴动，三合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警察体系里面有个“O记”，全名叫做“有组织罪案与三合会调查科”，专门用来对付三合会及其他类似组织。三合会在福建、广东有着广泛分布，也称“天地会”“添弟会”等等，他们经常寄生、隐藏于各个行帮组织、同乡团体之中。秘密会社本来就不希望让外界了解其内情，为避免被一网打尽的危险，实际是以多个互相区隔的小团体形式存在，即使高层人员也未必了解整个“三合会”的全貌。

这次出面招募香港三合会的清廷高官是兵部尚书、湘军老将彭玉麟。彭玉麟于1883年12月4日抵达广州，以钦差大臣办理广东军务，此时的两广总督还是淮系张树声。湘、淮水火，两人之间甚多龃龉，对战局有负面影响。张之洞1884年7月8日抵粤上任，取代张树声。他抱定与彭玉麟和衷共济的决心，十分尊重这位湘军老将。可以认为，彭玉麟招募、联络香港三合会的行动，应该得到张之洞赞同。

港英警察情报部门的记录显示：彭玉麟的信使来到香港，与三合会头目接触，传递官方保证，赦免三合会分子之前在广东的“罪行”，邀请他们回广州加入清军，共同抗法。10月6日，约有100名三合会分子从香港启程前往广州。留在香港的会党成员，还得到广州高官的承诺，若能毁坏泊港的法国军舰，赏金十分诱人。

港英密探还证实：透过两个中间人（也是港警线人）的安排，彭玉麟在广州召见了13个头目，包括70岁的Yau Put-in和十分活跃的Li A-un。中国当局希望这些亡命之徒能放火焚烧法国军舰，查清哪些洋行在向法国提供必需品供应。广州高官想的是单独对法，并不想伤害香港，但三合会分子却借此机会，试图搞乱香港以便顺手牵羊。他们煽动无差别攻击，目的是破坏社会秩序，趁火打劫。从暴动过程判断，港岛挑夫大多受三合会分子控制。各方在私下协商后，同意举行罢工，由三合会头目Li A-un下达了罢工令。

蔡荣芳认为，清廷高官彭玉麟、张之洞希望吸收三合会人物来增强抗击法国的力量，对香港华人的要求只是让他们不为法国人服务，但香港三合会保持着一定独立性，经他们的煽动与组织而酿成暴动，所产生的效果并非彭玉麟、张之洞所愿。照此看来，他让何献墀、罗寿嵩向香港华人传达“适可即止”的指令，是十分理性的考虑。

馀论

当代的人们大都以为国家认同是“天生”的，事实没有这么简单。1885年2月23日，香港总督宝云（George Bowen）在给英国殖民部的报告中说：“1858-1861年间英法联军之役，南方的中国人对北方的北京并不关心，联军很容易地就在香港招募到2000多名苦力，在进攻北京时充当民伕。”这个信息笔者相信是比较准确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招募到的广东苦力，里面有不少三合会分子。他们冲着联军支付的高薪而去，而三合会“反清复明”的理念帮他们解除了心理负担，也即他们是与“满清”作战而非与“中国”作战。

部分国人开始形成清晰的民族国家观念，从1884年的香港暴动开始。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由一个个具体的事件的推动，经由媒体的渲染传播、推波助澜而不断深化。中国从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以及一系列中外冲突中，一步步从“天下国家”转型为民族国家，其过程之曲折痛苦世所罕见。

香港是近代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与中国“天下秩序”的主要接触点与冲突点。香港发生的标志性事件，如1841年英占香港、1884年香港反帝暴动、1925年省港大罢工、1967年反英抗暴、1997年香港回归，对中国来说都是重要的分水岭。对香港与内地关系史的研究，虽然已有一些成果，仍有甚多不足，特别是香港华商在近代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以往的研究中常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