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中的世界史》：书信是对症生命无常的文学解药

【编者按】

《书信中的世界史》是《耶路撒冷三千年》的作者西蒙·蒙蒂菲奥里的新作，收录了100余封书信，包含情书、家信、外事交涉、战争宣言、和平方案等，它们封存的生活过往和信念，成为了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如果伊丽莎白没有写信向同父异母的姐姐“血腥玛丽”求饶，是否会有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如果盟军诺曼底登陆失败，艾森豪威尔将军会给盟军将士发去怎样的慰问？如果王尔德没有“鲁莽”地回应来自情人父亲的侮辱，他是否会快乐地度过余生？在发动“巴巴罗萨行动”的前夜，已经下定决心的希特勒写信给墨索里尼究竟是为哪般？……

本文摘编自该书前言，由澎湃新闻经浦睿文化授权发布。

亲爱的读者，在即时性和真实性方面，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书信。我们人类有一种本能——记录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丢失的感情和记忆，并与他人分享。我们迫切地需要巩固关系，用爱或恨彼此联结，因为世界不会停滞不前，我们的生活是一系列开端和结局：当在纸上记录它们时，我们会觉得它们会变得更加真实，几近永恒。书信是对症生命无常的文学解药，当然也是人们面对互联网的脆弱和不稳定时所需的良药。歌德就书信的魔力做了很多思考，他认为书信“是一个人可以留下的最重要的纪念物”。而这样的直觉是对的：在主人去世很久之后，书信仍然鲜活。在政治、外交和战争事务中，命令或承诺必须备有证明文件。因此，有很多我们今天在赞颂的事都是通过书信这样的媒介达成的。

我收集了许多奇特而有趣的书信，这些信件被选中，不仅因为它们令人愉悦，更是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类事务（human affairs）——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艺术还是文化。它们让我们瞥见令人陶醉的生活，无论是通过天才、恶魔还是普通人的眼睛。这些书信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地区和种族背景：从古埃及和古罗马到现代美国、非洲国家、印度、中国和俄罗斯——我曾在俄罗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因此普希金、斯大林都在书中出场。我收录在此的书信，有的反映了我们现在认为必不可少的争取权利的斗争，有的则是不可容忍的实施犯罪的命令。这些书信涉及爱情、权力等等，写信人包括女皇、女演员、暴君、艺术家、作曲家和诗人。

我选择了3000年前法老撰写的书信，它安静地躺在衰落的城市中被遗忘的图书馆里，也选择了21世纪的书信。书信，无疑有着属于自己的黄金时期：从中世纪到电话得到广泛使用的20世纪30年代，历时500年；而后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出现而急剧衰落。我在斯大林档案馆做研究时，亲眼看到斯大林的信。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斯大林给随行人员及陌生人写了长信和便条，特别是他在南方度假时。但是，在架设了保密电话线后，他的书信写作便戛然而止。

在书信写作发展后不久，它自然就被统治者和精英广泛使用，成为理想的管理工具，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用途。在过去的3000年里，书信扮演着今天的报纸、电话、广播、电视、电子邮件、短信（波将金大公与叶卡捷琳娜大帝的通信尤其如此）和博客的角色。这部选集甚至辑录了最初以楔形文字写的书信。楔形文字是一种古老的文字，那时的人们用芦苇笔在扁平而潮湿的黏土块上留下印记，然后将它在阳光下晒干，这样的文字见于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中东地区。后来人们在莎草纸上书写，莎草纸是用纸莎草的茎制成的，这一书写方式源自公元前3000年。再后来的书信写在羊皮或者牛皮上，总之，是较坚硬、干燥的动物毛皮——一直到大约公元前200年中国发明了造纸术并从中亚传至欧洲。从15世纪开始，更便宜、更便捷的造纸工艺使得纸张更易生产、更普遍、更具经济适用性。在15世纪至20世纪初，书信写作达到了巅峰，不仅是因为纸张的普及，还因为旅行的流行、信使的分发更便捷，还有邮政的发展。

书信不仅仅实用，且成为新秩序、法律和合同、负责任的政府、可靠的财务和公共道德的构成部分。最重要的是，它是关于“如何生活”的新想法和现代愿景的表达方式。书信是对隐私的尊重，是推广的媒介，承载了日益增长的身处于国际社会的身份感和个人意识。

有些书信，主人意在公开，有些则绝对隐秘。书信的用途多种多样，这也成了收集书信的乐趣之一。大量的信件是为了实现平淡无奇的实用性功能——订购商品、支付账单、安排会议。在书信作为艺术和工具的巅峰时期，识字者每天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痴迷地写作，有时还是在光线不佳的条件下。叶卡捷琳娜大帝自嘲为“笔墨狂”（她还因热爱园艺而自称“植物狂”），而疯狂地写信是彼时统治帝国、指挥战争、治理国家的唯一途径。写信，是作者们将自己的存在投射到他们的房间、住宅、村庄、国家之外，以抵达其他世界和遥远梦想的一种方式。这是一项令人精疲力竭的工作，但也是一种消遣。电子邮件和短信编写起来要便捷得多，但可能太简单、太随便了，以至于我们不尊重文字自身的力量。当然，由于简洁、快捷和令人兴奋，短信在现代生活中已必不可少，甚至让人上瘾。直到20世纪初，很少有人让专门的职能部门来协助他们处理大量的信件，即使是国家元首，大多数也都是亲自回复和封印信件（部分原因是为了保密）。本书中的一些书写者，如林肯、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沙皇尼古拉二世，都是自己给信件贴邮票。

当然，写信人并非总在信中说出真相，他们在选择销毁和保存信件时难免有编辑的过程。但无论是被销毁还是被留存，书信都反映了某个独一无二的瞬间和一段经历——歌德称这个瞬间为“生命的即时呼吸”。许多篝火被点燃，秘密交易和禁忌之爱的痕迹就这样被抹除。在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七世的时代，当要人去世时，他的家庭经常出现“文学地狱”现象——包括我自己的家族。但歌德认为，销毁一封信，即使是谨慎之举，也是在消灭生命本身。

被书写的历史——就像当代新闻——充满了流言、猜测、神话、谎言、误解和诽谤。我们在阅读小报或者八卦网站时，知道自己所读的可能半真半假，而私人书信给予人的乐趣在于——它们是真实的。我们不依赖八卦，我们能在信中听到真话——斯大林就是这样对他信任的人说的；许蕾姆就是这样亲密地向苏莱曼大帝诉说的；弗里达·卡洛也是这样写给迭戈·里维拉的；当然还有莫扎特，写俗不可耐的话语给表妹玛丽安娜。

书信包含多种类型。首先是公开信。贝尔福承诺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埃米尔·左拉信中的“我控诉”直面法国的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在21世纪，这样的抗议活动恐怕会令人恐惧；而另一方面，在我们这个充满怨愤的新时代，合理的抗议是绝对有必要的。大西洋两岸充斥着反犹太主义，不仅来自右翼，而且越来越多地来自主流的社会主义左翼，特别是在英国。我搜集到价值不可估量的书信，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造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其中的内容可能超出读者的涉猎范围。

在报刊普及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有些书信会被复制并被广泛分发。像伏尔泰和叶卡捷琳娜大帝这样伟大的书写者的公开信在整个欧洲的文学沙龙里都很受欢迎。同样适合传播的还有一种官方信件：宣布军事胜利或失败的通告。当战争结束时，即使战场上到处都是颤抖的身躯和破碎的尸体，精疲力竭的将军们还是会坐在废弃的小屋里或是临时的露天办公桌前，通宵达旦地写信，向世界宣告他们的胜利。在波尔塔瓦、奥斯特利茨和布莱尼姆取得胜利后，彼得大帝、拿破仑和马尔伯勒公爵分别向世界宣告他们的消息——尽管他们私下里也各自向情人和妻子炫耀。彼得大帝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和我们一起庆祝吧”

所有谈判或指挥，特别是政治或军事领域的谈判或指挥，都是以不向大众公开的信件进行。时至今日，都是如此。书中收录了拉美西斯大帝写给赫梯国王哈图西里的满是轻蔑话语的便笺。一千多年后，马克·安东尼写信给屋大维（后来的奥古斯都），愤愤地称自己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结合并没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事实上，其中的意义显而易见。又过了一千多年，萨拉丁和“狮心王”理查一世用书信谈判如何分割圣地。然后又过了大约500年，腓力二世去信命令他的海军统帅梅迪纳·西多尼亚指挥无敌舰队与英国作战——尽管后者认为这项计划注定会失败。再过三个世纪，林肯写给格兰特将军的一封信让我们欣赏到写信者的宽宏大量。在20世纪，没有比罗斯福和丘吉尔在1940年令人绝望的几个月里的鱼雁往还更重要的通信了。在入侵苏联的前夜，希特勒在写给盟友墨索里尼的信中泄露了他的动机。书中还有一封从未寄出的信——艾森豪威尔草拟给他的部队的信，计划在诺曼底登陆失败的情况下发出。

还有一种既具政治意义又有个人色彩的特殊书信，它们在专制政府中尤为重要，因为其统治者的私生活是政治性的。亨利八世写给安妮·博林的情书和詹姆斯一世写给他英俊的宠儿白金汉公爵的情书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统治者的多情偏好引导着国家和政府。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将金大公既是恋人又是政治伙伴，他们既是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者又是头脑清晰的政治家。在二人的通信中，有10—15页的篇幅探讨了权力的方方面面，涉及外交、战争、金融、人事。但他们的通信中也有家人般的谈话内容，比如艺术收藏、房屋建造、风流韵事等。而他们简短的情书仿佛现代的电子邮件或者短信。此类书信并未打算让收信人之外的其他人看到，但大都在收信人去世后得以保留。波将金死在摩尔多瓦荒凉的草原上，手里抓着一包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书信。那些曾用丝带包裹的信，波将金一边读一边哭泣。

那些真正为了拥抱爱与性的私密书信则被它们的主人深深地锁着。亚历山大二世与他的情人（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卡佳互致的书信，是国家元首写下的最淫荡的信件。他们当时以为没有人会看到这些信——但我们在这里读到了，还有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与弗吉尼亚·伍尔夫、拿破仑与约瑟芬、艾玛·汉密尔顿与纳尔逊之间的通信。巴尔扎克与他的波兰崇拜者、美丽的埃韦利纳·汉斯卡伯爵夫人的通信是如此热烈，他们在见面前就已坠入爱河——这正是书信的力量。阿娜伊丝·宁与亨利·米勒的通信充满了性爱的内容，几乎让人嗅到肉欲的气味。约翰·邓恩写过，“信交换了亲吻，更让灵魂交融”——还有身体的交融。

当然，我选择的私密书信中有痛苦的，也有快乐的；有的是爱情的开端，有的是爱情的结束。其中最不寻常和鲜为人知的是托马斯·杰斐逊的“头脑与心灵的对话”，那是写给即将离开他的年轻情人的信。它一定是有史以来对爱情之疯狂所做的最出色的分析之一，而其如此敏锐不足为奇，因为它出自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之手。

同样，西蒙·玻利瓦尔试图结束与神话般的曼努埃拉·萨恩斯的婚外情。已婚美女“海丽特”回到丈夫身边，令精于玩弄女性的卡萨诺瓦颇为伤心。莱昂纳德·科恩在不久于人世时，向奄奄一息的爱人告别，后者曾启发他创作出非常伟大的歌曲，包括《再见，玛丽安》。我最喜欢的告别信是赢得胜利的西班牙哈里发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写的，他在临终时回忆，在50年的荣耀生涯中，他只享受了14天的快乐。很少有书信所表达的痛苦比艾伦·图灵因同性恋受到迫害而抒发的更令人心碎。而在大屠杀的死亡集中营里，一封妻子写给丈夫的诀别信则传递着令人难以忍受的恐惧。

有一些书信讲述了重大事件或者奇观：哥伦布向他的君主报告“发现”了美洲；一位年轻飞行员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讲述了不列颠之战——特别令人心酸，因为这名飞行员不久后便阵亡了。契诃夫评述了萨哈林岛流放地绝望的罪犯所遭受的痛苦。小普林尼目睹庞贝遭到摧毁。伏尔泰对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进行了反思。

而一些被我们称作旅游类书信的信件讲述了在有趣的地方发生的冒险经历，它们在18世纪和19世纪颇为流行。当时，旅行作为一种休闲方式，从富裕的贵族扩散至中产阶级，他们乘坐火车出游。旅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缩小”了世界。契诃夫和福楼拜以优美的散文愉悦地描述了与日本妓女、奥斯曼青年的邂逅。

还有家信，它们让我们见证了伟人与子女之间的亲密关系，例如莫卧儿帝国的这两位皇帝：巴布尔建议他的儿子宽容忍让；奥朗则布在临终时写信给他的儿子，当时他的帝国正分崩离析。查理一世在等候自己的审判时写信教导儿子如何当国王。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告诫女儿玛丽·安托瓦妮特，傲慢会毁了她。也有子女写给父母的：斯韦特兰娜扮演“独裁者”，并向父亲下达命令——整个苏联一年内禁止布置家庭作业。也有尴尬的家庭，其中皇室所占的比例大到壮观的程度：后来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向她的姐姐——女王“血腥玛丽”——乞求活命。约瑟夫二世来到巴黎，成为他妹妹玛丽·安托瓦妮特的性顾问，当时路易十六无法与她行房。

关于一桩火药阴谋的匿名警告信对挫败阴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它一举改写了历史。拉斯普京写信给尼古拉二世，试图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是失败了。一些书信本身就是杀戮命令：3000年前，一位埃及统治者让他的妻子干掉两名下级官员，然后让他们的尸体“消失”。

有一类特殊的书信，内容涉及自我毁灭：奥斯卡·王尔德收到了他情人的父亲发来的侮辱性信件，写信人称他为“鸡奸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亚历山大·普希金则通过书信走向导致殒命的决斗之路。还有一种特别的书信是告别信，例如沃尔特·雷利爵士在被处决之前写给妻子的信。哈德良皇帝意识到自己即将离世，写信给他的养子和继任者安东尼·庇护。玻利瓦尔疾病缠身，心力交瘁，在信中诅咒美洲。卡夫卡要求毁掉他的作品。不只是卡夫卡怀疑自己作品的价值，在济慈关于爱情与死亡的信中，从米开朗琪罗在为西斯廷教堂作画时写的信中，在T. S.艾略特拒绝出版乔治·奥威尔的新作《动物农场》的信里，我们都可以读到另外一个主题：对自身创造力的失望及其带来的折磨。

在这里，您还将读到一些永恒的书信，这些书信讲述了争取自由的勇敢斗争，例如奴隶解放、妇女选举权和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杜桑·卢维杜尔领导海地奴隶发动反抗法国的起义，建立了美洲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共和国，但他却为家人的活命写了一封乞求信。纳尔逊·曼德拉告诉妻子温妮如何怀着希望生活，即使他自己身在狱中。罗莎·帕克斯质疑亚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政策。还有阿布拉姆·汉尼拔的信，他是一名奴隶，可能在西非被俘获，后来被贩卖到伊斯坦布尔的奴隶市场，被出售给俄国沙皇，而后成为欧洲第一位黑人将军。才华横溢的女性不受束缚：埃达·洛夫莱斯在信中写到她对科学的热爱；范妮·伯尼和曼努埃拉·萨恩斯公然向以男性为中心的、令人厌烦的婚姻发起挑战，认为它不是必要的；埃米琳·潘克赫斯特为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暴力活动辩护。

互联网的冲浪者，置身于看不见彼此的难以计数的人群中，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易感到孤独，但提笔给某个人写一封信的人就不孤单。拜伦勋爵（这部选集提及他的女儿埃达）理解这个道理，他曾沉思道：“书信是连接孤独与良伴的唯一工具。”写信者的灵感来自温暖的期盼——远方的人很快就会分享他或她的情感。希望这本书可以鼓励您提笔写信，并受到这些范例所展示的才华启发。

《书信中的世界史》，[英]西蒙·蒙蒂菲奥里著，王涛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