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学问》，钱端升著 / 钱元强编，文津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我学习和讲授“中国政治制度史”，钱端升先生主持的《民国政制史》都是基本教材，并且是因为具有经典研究水准而成为教材的。这说明，钱端升先生的学术影响，并不限于政治学、法学，在“政治制度史”这个中国历史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中，钱端升先生也有其重要的地位。钱先生的学问格局和三十年代北大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气象，从新出版的《政治的学问》，可以窥见一二。
在钱端升的政治学方法论世界中，历史学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组成方面。钱端升对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方法的论述，集中在他1925年在清华学校大学普通科所作的演讲《政治学》，1986年在《政治学研究》杂志发表的《为我国政治学的发展进言》这两篇文章。两文也有一首一尾之意，前者是清华学校大学部初创，他担任政治学系教授所发表的演讲；后者是政治学学科恢复建制五年后，他以年近九十的高龄建言发展，并且是除了1988年为《蔡元培政论集》所作跋文之外，他发表的最后一篇学术文章。在这两篇堪称个人与国家学术发展的重要节点的郑重倡言中，他都提到研治政治学，需要融会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第一次提及的是法律、经济学、历史、心理学，第二次提及的是法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和历史学是交集。如果进而联想到钱端升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主修政治学，兼修历史、经济和法学；回国后在清华学校讲授“西洋百年史”，兼任历史系讲师；1972年曾计划撰写一部百万字的《世界史》。我们便可知道，历史学始终是钱端升学术世界中的重要一员，是他研治政治学的重要学术资源。
以他主持的《民国政制史》为代表，钱端升和他的同事们将政治学与历史学结合，不仅在于内容上的详实，更在于使历史学成为行政与政制研究的一种方法，一种学术表达方式。《民国政制史》在制度史领域的影响，有典范的效应，也不仅在于内容的深度与系统，更在于其将政治学理论融入历史叙述的方法和风格。作为中国政治学学科奠基时代的经典著作之一，《民国政制史》的主要风格是叙述与分析，是“论在史中”，而不是“以论带史”，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地方。
钱端升先生在《民国政制史》“序”中强调中国行政研究“每一问题，必法律与实施并重，而历史之演进，尤为必要之基础”。在“增订版序”中，他进而强调：“立言态度亦一仍旧贯，只客观地叙述变迁经过，分析法制要点，而不参以赞否之意见。其所以然，乃因本书之旨在欲有裨于中国政制与行政问题之研究，而不在提供任何方案也。”在学术与现实之间，他坚持学术的价值中立，不为现实提供方案；在理论与历史之间，他坚持把政治学的修为融入历史叙述，在叙述“历史的演进”中，将“法律的规定”和“实际的状况”融进去，我们知道，后两者正是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但他的表现手法是非常朴实的叙述和解释。我今天主要谈对后一点的感慨，因为我觉得，它反映了中国政治学界及北大政治系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学术气象。
大的学术气象，往往是平和、朴实的。《民国政制史》是1937年脱稿、1939年出版；1935年的时候，北大政治系研究室的马奉琛先生编纂了《清代行政制度研究参考书目》（第一辑）。两者可以看作一系列努力的组成部分。马奉琛说，自从戊戌变法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中国经历了从重视基本政治制度到“刷新行政，提高效率”的发展：“不过行政制度及其问题，是有历史性的，就在今日的行政上，还存留着些清代的成规。再说创造新的，必须彻底明了旧的。”
他总结指出，研究中国行政制度有四方面工作必须同时并进：一是整理，整理、考订旧材料，“把同类的记载给合拢来，用去同留异和舍略用详的方法，加一番整理”；二是汇辑，不仅努力收集分散各处的旧材料，而且制作书籍和论文的索隐；三是编参考索隐，就各种行政专题，开列应参考的材料；四是研究，和前面三项工作相辅而行，有助于熟悉已有的材料，有助于改良整理的条理和方法，有助于增加搜集的兴趣和勇气。根据马奉琛的介绍，当时北大政治系研究室已经“暂依清代行政区域分为中央（六部）、省、州县”以及“一个特殊行政问题清代的科举制度”设置研究专题。
这本《清代行政制度研究参考书目》第一辑汇集了北大、北平、清华三所图书馆约五百种“旧籍”编成。“限于既成的政书，或有直接关系的其他纪载”，“其余若旧档、文集、地方志等等”也要陆续汇辑刊出。对于收录的每一部书，《书目》都写明卷册、作者、年代、收藏机构，撰有“提要”，说明书的内容；对于连续刊刻的书，交代编纂沿革。“提要”的水平很高，我们举《皇朝续文献通考》“提要”为例，不仅交待了收录内容的起止时间、取舍特点及原因、与《皇朝文献通考》史源异同，而且还比较了“皇朝三通”的体例，《续文献通考》的体例特点及原因。可见作者虽然研究生毕业不久，但下了苦功夫，做了一定的研究，而不是泛泛的书目汇辑。
这是一部很好用的“清代行政制度研究书目指南”。把这本书目和钱先生的《民国政制史》放在一起，我们就能很直接地感受到当时中国政治学界及北大政治系的前贤们从制度史入手研究行政制度，从资料入手对制度史有全盘掌握、扎实研究的学术抱负。这个工作是很不容易的，马奉琛也说资料整理工作“因为人太少，一时无法进行。等将来经费充裕的时候，共同研究的人数可以加多；那么，我们才能够实现现在的期望！”虽然条件还不成熟，但马奉琛们已经在努力的路上，而没有别寻坦途。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前提，是制度史的基础，八十多年过去了，很多空谈的制度史著作、高头讲章，都不再具有学术价值，而平和、朴实的《民国政制史》成为经典著作，《清代行政制度研究参考书目》让人眼前一亮，这是静悄悄的学术升降的过程，学术的价值选择不言自明，它不是新胜于旧、单线进化，而是汰粗取精、老而弥笃。
大的学术气象，又是开放、会通的。钱穆先生到北大，也是三十年代。1932年，钱穆先生在历史系开“中国政治制度史”课程，历史系主事者认为“中国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专制。今改民国，以前政治制度可勿再究”。钱穆坚持“言实际政治，以前制度可不再问。今治历史，以前究属如何专制，亦当略知，乌可尽置不问。”当时北大历史系是“新史学”的重镇，制度史“可勿再究”实则只是其次，傅斯年等新史学主将不认同钱穆的“旧史学”的眼光和方法才是更主要的。结果是历史系无人选课。但是，“当时法学院院长周炳霖（应为：周炳琳）告其同事，学生来校只知西洋政治，不知中国政治，今文学院开此课，当令学生前往听课。遂有政治系全班学生来选听此课。”钱穆先生讲得好，这个效果又反馈到历史系：“稍后，人益多，乃历史系学生前来旁听。”我们今天都知道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制度史的重要的小书，其源头就是北大“中国政治制度史”这门课，是课程大纲的“简编”。所以，当年北大政治系的开放的气象，不仅促进了中国的政治学的研究，还参与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一门学科，能通过自己的一个发展举措，影响及于其他学科，这是对其学术判断力的非常好的说明。“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界诸流竞起，但以学术文化的中心北平而言，与西方‘科学的史学’相汇合的考证学仍然居于主流的地位。”“与西方‘科学的史学’相汇合的考证学”支配下的新史学主流也重视制度史研究，但他们看重的是像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那样具有新史学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的著作，不欣赏钱穆、蒙文通这些旧史学的“通人”。对旧史学之本有追求的不解与偏见，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之于杨树达先生的学术评价上亦有相似的表现，虽然杨树达是作为“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的专而不通的代表而被归入旧垒的。旧史学中的“通家”与“专门”，都已被新史学视为故物。（新、旧史学在多个层面上的分野与交融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难以简要说尽，本文仅是就在社会群类上形成的区隔而言。）但被新史学奉为开山的王国维说过：“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做到了“学无新旧”的，不是本有旧学渊源的历史学，而恰是主要从西方舶来的政治学。周炳琳先生北大法科经济系毕业，后来到美国、英国、法国留洋，学习和研究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是典型的新派社会科学家。旧学科持新裁断，新学科容旧手眼，“东家流水入西邻”，这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中饶有趣味的一个小故事，今天说起来，更让人感佩北大政治系的开放包容与追求中西古今会通的努力。
陶希圣的境遇则又是新旧格局中选择之一种。陶希圣能够接到北大的聘书，起因是史学系的学生向校长蒋梦麟提议，并希望开设社会史学、唯物史观等课程。但“被胡适派挤得靠边站”，落脚于法学院政治系。陶希圣对“社会史论战”生搬西学理论进行了反思，转而重视“历史的事实”，强调“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倡导“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而陶希圣婉拒政治出山的信中，亦提到北大政治系正在研究三个题目，一是“清代以来中央各部之组织及办事程序”，二是“省政府之组织地位及职权，此题欲从历史探求，尤注重于清代以来”，三是“清代以来县行政之研究”，“现正整理书目、制作提要，并分题研究”。这三个问题，与马奉琛介绍的研究计划高度一致，说明其为当时北大政治系学术建设的共识。面对“与西方‘科学的史学’相汇合的考证学”的新学排击，钱穆的旧史学，陶希圣及“食货”派的新史学，都在法学院政治系的包容下，在北大安顿下来。我们今天读钱穆、陶希圣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论述，总能受到新的启发，在其传承影响下，中国思想史、社会史已蔚为大观，只有开放包容，学问的不同路向才能从容交流，新认识才能在交汇处生长。
今天我们纪念钱端升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是要从钱端升先生“接着讲”。传统中国的制度与行政研究，可以有很多种路数，我无意于做优劣、取舍的判断。我只是在想，如何从钱端升先生，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政治学界以及北大政治系的学风和学术追求“接着讲”。那曾经是一种普遍的共识，瞿同祖先生1962年出版的《清代地方政府》仍然立足于“描述、分析和诠释”的结合，在“关于官僚政治的学理性研究和经验性材料之间，有着一定差距”的学术认知背景下，他坚持“所有行为分析必须放到特定的情境中进行，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按照任何行为在具体社会和政治条件中实际显示的情形来思考分析它。从这种意义上讲，在特定政治环境中的中国官僚的行为模式，一般来说也应能说明中国行政管理及官僚行为的一般规律。”今天，我们对历史上的政治、制度、行政、社会有了更多的认识。思考“何为中国制度”，需要打通政治学、历史学以及相关学科，构建基于政治、行政与社会的“整体史”意义上的制度史。而这个制度史的样子，是否能够不仅有着扎实的史实基础，而且理论的新见融于其间，它既不是材料的堆砌，更不是理论的注脚。“论在史中”，这条路很漫长，但可以从学术史中汲取力量。
（本文中提及的陶希圣信函，承蒙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金安平教授慨示；《清代行政制度研究参考书目》一书，蒙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文杰副教授告知；周炳琳、马奉琛先生生平事迹，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硕老师提供，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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