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重年口述历史：父亲武和轩同赵祖康的关系

武重年（1938—2017），山西文水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长期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参与上海大学文学院（原复旦大学分校）档案学专业的创建。曾任民革中央委员，第七、八、九届上海市政协委员，第九、十届民革上海市委会常委，2005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其父武和轩（1902-1986），曾用名肇煦，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政治学专业。回国后，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内政部、蒙藏委员会任职多年。上世纪30年代因参与反蒋活动一度被开除国民党党籍。抗战胜利后，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后又任立法委员。1949年9月，与其他52位立法委员联名发表《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宣言》，宣布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和轩长期担任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等职。

拥有传奇家世、博闻强记、谈锋极健的武重年先生，与上海市档案馆马长林研究馆员合作完成的《武重年口述历史》，记录了武家父子两代人所经历的上海民革和统一战线曲折发展之路，弥足珍贵。《武重年口述历史》一书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第四辑之一，于2020年5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正式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节选。

武重年陪父亲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留影

赵祖康在上海解放前是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工务局长，他应该说是一位比较正直的技术官员，用他自己的话说：抗战胜利后他到上海任工务局局长，以“致力工程，为民服务”这八个字为自己的志愿。1949年2月初开始，经亲戚介绍，他多次与中共地下党进行接触，地下党组织劝慰他留下来为上海解放做点工作，他为地下党提供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动态等情报。5月23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代市长陈良在逃往台湾前夕，任命赵祖康为上海代市长。在上海解放前夕的关键时刻，赵祖康按照中共地下组织的要求，采取措施阻止了政府机关混乱和档案等遭到破坏，所以在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在北四川路苏州河南岸、外滩一带同国民党军队激烈作战时，上海这么大一个城市，电话照样打得通，电力供应没有中断，电车还在马路上行驶，这也是个奇迹。在赵祖康协助下，上海一解放即顺利完成了政府职能包括档案等向中共新政权交接，所以他对上海解放初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政府工作的恢复，是有功的。为此当时陈毅首长对他的行动给予赞赏，说“其贡献在于使文件档案、公用器材，从上海旧租界工部局时代起，经过日寇，直至国民党时代，完整地转交于人民之手”。上海解放后他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局长，1949年7月上海遭受百年罕见的特大台风和暴雨袭击，沿江地带上百公里海塘因几十年没有修缮，出现20多处决口，赵祖康组织市工务局工人抢修海塘，堵住决口，疏通市区下水道，排除积水，为恢复城市交通，保障人民群众正常生活作了努力。

解放前曾是上海“代理市长”的赵祖康（右），和1949年2月4日与其会面的地下党王月英同志（化名李敏）

1951年10月全国政协召开一届三次会议时，经陈毅推荐，赵祖康被特邀参加会议，这在当时也是很高的政治待遇。赵祖康1950年7月就提出申请要求参加民革，很快得到批准，1951年7月，民革中央致函上海市分部筹委会，加派赵祖康担任民革上海市分部筹备委员会委员。当时是我父亲主持讨论是否吸收他参加民革的会议，后来父亲认识了赵祖康，开始熟悉起来，并一直在一起共事，共同负责民革上海市委工作30多年，友谊也达30多年。

1955年上海民革第一届市委正式成立，赵祖康任副主委，主委是丁超五，我父亲任秘书长。1958年赵祖康任主委，我父亲任副主委，兼秘书长。1958年8月到1964年，三、四届也是这样。后来我父亲受到批判，只保留一个职务——促进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排在最后，但赵祖康对我父亲从来没有另眼看待，人前人后仍称我父亲为“和老”——民革中一般用名字当中的一个字称“某老”，不以姓称。实际上我父亲比赵祖康年龄小。赵很放心地把工作交给父亲去做，父亲称他为赵主委，时时注意请示，大事从不擅作主张。从1953年到1964年，两人和谐共事。父亲被批判后，赵仍一如既往，使父亲感到很温暖。父亲曾多次对我说：你赵伯伯是个好人。父亲对赵老尊重，赵老对父亲信任，他们这种互相信任和尊重的友谊，在民革堪称典范。

1958年11月民革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右一）和上海代表赵祖康（左一）、吴艺五（右二）、武和轩（左二）亲切交谈。

我父亲性格耿直，看到问题就要直讲。1983年，上海市政协举办了一次有关祖国统一和涉台政策图片实物展览，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国民党军政界人士，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张承宗事先关照策划人员“务必请民革的同志先看看，听听他们的意见”。一天，在上海的原国民党军政界人士刘昌义、宋瑞珂、徐国懋和我父亲等接受邀请到预展现场观看。刘昌义要求将涉及他的“投诚”二字改为“起义”，宋瑞珂要求将他“师长”头衔改为“军长”，理由是他“领导的是整编师，实际实质都是军一级规模”。

事后，有记者个别走访了徐国懋，了解那天几位到底有什么看法，徐国懋说了以下一番话：

我们民革几位同志，所提意见都是不错的。他们不是为了出风头，争体面，而是为了把事实搞准，把表述搞贴切，把祖国统一的方针政策宣传好。

说明徐国懋对我父亲的为人和脾气都很了解。

我父亲特别容不得别人混淆黑白或颠倒是非，像后来碰到有人对赵祖康进行攻击，我父亲义不容辞地进行反驳，就是典型事例。此事发生在1980年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针对某某对赵祖康的攻击，我父亲作了反击。

全国五届政协会议上，上海特邀委员和广东、湖南特邀委员编成一个大组，有100多人，驻地在建国门空军招待所。一次会议上某某作了一长篇发言，大讲自己遭到不公正待遇，说民革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副市长和上海政协副主席的职务，都是陈老总当年答应给他的，但都被赵祖康抢去了，一派控诉的口气。会上大家听了他的发言一片哗然，广东、湖南的委员不知内情，听任他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述说。散会时我去接父亲时，迎面见到某某和广东省委统战部长郑群并肩走出来，听到郑群拍着他的肩膀说：某某，想不到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啊！父亲非常气愤，回到房间就跟我说：某某在会上大放厥词。我让父亲休息，同时给赵祖康打电话，赵此时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驻地在阜成门外国务院第四招待所，他已知道此事，非常气愤，也很紧张，我则安慰他不要为这事着急。午饭后，我对父亲讲，我帮你起草明天的发言稿，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大家。

第二天，在同样的场合，父亲作了澄清真相的发言，讲了前一天某某所讲到的这三个职位是怎么来的。上海民革市委第一、第二届主委都是丁超五，不存在陈毅对某某的承诺，也不存在赵祖康抢谁的位子，后来丁超五调往福建，他的位子由赵祖康接任。父亲还指出，当时上海副市长人选，是刘述周召集一小型协商会大家提名产生的，参加会议的人有黎照寰、沈体兰、陈望道和我父亲，当时信息完全是保密的，会上父亲代表上海民革提名副市长人选，不是赵祖康，结果会议协商下来认为不合适，于是提名赵祖康，实际上也是事先刘述周同父亲商量过的，会上予以确定。在1957年1月上海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一次会议上，赵祖康被选为上海市副市长，民建是沈佩华，工商联是荣毅仁，所以也不存在赵祖康抢某某职位事。陈毅老总也不可能答应某某任副市长，任市政协副主席，赵祖康担任市政协副主席已经是“四人帮”粉碎之后，此时陈老总早已去世。父亲的这番发言，事实详细，也引起全场哗然，大家议论纷纷，散会时已无人再与某某同行，他非常孤单和狼狈。会后我打电话告诉赵祖康，他非常高兴，紧张的心情已完全消失，但气愤仍在，他说得感谢我父亲，做了件好事，为他澄清了事情真相。

本文节选自《武重年口述历史》，武重年口述，马长林撰稿，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