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移民：一个新出现的问题
我毕生主张持宽容的立场，并为此感到欣慰。但是，我并不自命有何功劳。我只是在阿尔及利亚才真正发现了犹太人问题。那是1923年，我不过20来岁。我随后在阿尔及利亚一住就是十年，生活在穆斯林的土地上，在那里学会了理解和尊重阿拉伯人和卡比尔人。后来（1935年），我在巴西执教多年，在小说《飘》所描绘的那种气氛中遇到了黑人。最后，我到过所有的欧洲国家，除个别例外，我安适地、愉快地在那里长期生活。
必须宽容，再宽容！只有这样，才能清醒地观察移民问题，众多的、一无所有的移民，今天正向我们拥来。应该设法懂得为什么移民今天竟已成为一个问题，而在这以前，法国世世代代都接纳了、消化了各种不同的移民浪潮，并在物质和文化方面都对法国有所丰富。
可能同化和接受同化，我以为这是实现无痛苦移民的最高准则。
布罗代尔
这正是选择了法国国籍的所有外国移民——个人也好，小群体也好——的情形，他们中有政治避难者，逃脱法西斯魔掌的意大利人，内战中脱险的西班牙人，1917年后的“白俄”，以及各种各样的艺术家、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这些受到诚意接待的移民迅速溶化在我国文明的血液和肌体之中。他们并不因自己的出身而与法国广大民众有所隔阂。这些被接纳的法国人往往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出生在华沙的玛丽·斯克洛多芙斯卡（1867—1934年）即后来的玛丽·居里，同她的丈夫一道于1898年发现了镭，并于1911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帕布洛·毕加索（1881—1973年）出生在西班牙的马拉加；阿米多·莫迪里阿尼（1884—1920年）出生在意大利的里窝那；马克·夏加尔1887年出生于俄国的维捷布斯克；欧仁·尤内斯库1912年出生于罗马尼亚的斯拉蒂纳；沙伊姆·苏蒂恩（1895—1944年）原籍立陶宛，曾在塞雷住过很长时间，给当地人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他在作画时惯于在自己的衣服上擦画笔，至今想来颇觉有趣。要把选择在我国生活的所有外国知名人士的姓名全都列举出来，名单的确太长了。我们之所以珍爱这些杰出人物，不仅仅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贵客，同时因为他们愿意成为我们的一员，成为与出类拔萃的我国同胞一样的法国人，还因为他们为我国异彩纷呈的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
从统计材料看，重要的移民浪潮有以下几批：上世纪末的意大利人；1917年后的白俄；1920年前后在北部矿区和农庄定居的波兰人；还有逃离纳赛尔统治下的埃及或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自1871年起，依据克雷米约法令，在阿尔及利亚生活的这部分犹太人拥有法国国籍），以及1962年从阿尔及利亚返回的“黑脚”（包括男女和儿童在内，其人数在100万以上），这些他乡游子，抛弃了一切，重返故里，却没有受到起码的热情接待，往往同移民一样，全靠自己解决困难。最后，是60和70年代大规模的工人移民浪潮。
外国向我国大量移民的情形出现较晚：1851年，在第二帝国建立的前夜，外国侨民只占法国人口的１％；临近1872年，即第三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占整个居民人数的２％。其中以在北部城市、矿井和甜菜地里干活的比利时人居多，约占移民总数的40％，随后就是意大利人。吸收这些来自近邻的外国人比较迅速，尤其因为1889年６月26日的法令便于他们加入法国国籍。1914年前后，“外侨人数稳定在110万上下，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略低于3％”。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甚至在尚未结束前，法国正苦于劳动力严重不足（在战场上死伤的都是青壮年），第二次移民高潮开始出现，不过这一次的移民主要来自地中海地区，特别是并入法兰西殖民帝国的北非国家（1830年，1881—1883年，1911年先后并入法兰西帝国版图）。1931年时，外籍移民达270万人，即占全国总人口的6.6％。
在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外侨的人数大为减少，1946年时仅为170万（占总人口的4.4％）。
从1956年开始，第三次浪潮迅速高涨。1976年时，移民人数估计达到370万（占总人口的7％）。在他们当中，葡萄牙人占22％，阿尔及利亚人占21％，西班牙人占15％，意大利人占13％，摩洛哥人占8％，突尼斯人占4％，土耳其人占1.5％，黑非洲人占2.3％（以上百分数依据1975年的人口普查）。他们绝大部分是经过挑选的青壮年，他们的死亡率明显地低于平均数，生育率则遥遥领先：马格里布三国的妇女平均生5至6个孩子，原籍葡萄牙的生3.3人，西班牙的生2.5人，意大利的生2人。“1975年时，全部外来移民的出生指数为3.32，而本国人的出生指数仅为1.84，平均起来，法国所有居民的出生指数为1.93。”但是，外来移民一旦在法国扎根，根据可能追踪的线索，他们的生殖率“便下降到与土生土长的法国人相同的水平”。
伴随着70年代经济危机的到来，第三次移民浪潮达到了顶峰。“1974年已出现停顿……这一停顿仅仅意味着某些外国人开始回国，或者预示着移民浪潮将从此逆转？……从世界人口形势看来，似乎可以假定这是一次暂时的间歇。”
总之，在全国范围内，外国移民破天荒地作为一个“殖民”问题被提了出来。而且这一次的殖民地是在法国国内，由此产生的种种政治纠葛又使人无从透过某些“排斥”现象——这种彼此排斥的现象是不容否认的，也是令人觉得遗憾的——找出其中复杂的背景。是否可能把这些问题理出一个头绪来呢？
航拍法国加莱“丛林”移民营地
一个经济问题
外国工人在我国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与欧洲相同，均为10％。目前的经济危机及失业是否会加重法国工人对他们的敌对情绪？大概有时是可能的。但情况远不如一个政党在其最近的口号中所说的那么严重：“多了150万名移民，就有150万人失业！”
绝大多数外国工人实际上是被当作廉价劳动力使用的，分给他们的工作是为法国工人十之八九不愿问津的苦活，被认为低下的工作。把他们撵走吗？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在绝大多数法国失业工人中，恐怕很少有人愿意到劳动的底层，接替被赶走的外国工人的位置……这使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1610年事关从西班牙撵走不受欢迎的摩尔人时，瓦朗斯大主教所说过的一句名言：“以后谁给我们擦鞋呢？”撵走外国工人后，谁来给我们修路，承担工厂里的苦活和建筑工地上的粗活呢？除非出现一个铁腕政权，能够任意地、聪明地增加劳动报酬，本国工人才肯干这些活计。不久前对巴黎的街道清洁工采取的改善设备、缩短工时、提高待遇等项措施，使这一行业中的本国工人有了明显的增多。
把移民当作低工资劳动力的来源，这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是一种固有的现象，在法国是如此，在欧洲所有工业化国家也同样是如此。甚至在人口过剩的比利时，一边向法国输出劳动力，另一边又从摩洛哥输入劳动力。甚至在意大利也是一样，一个多世纪以来，它不断向美国和南美移民，并且今天依旧接受德国和瑞士的召唤，但它同时接纳突尼斯人在西西里捕鱼，接纳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的厄立特里亚人……同样，在美国，在加拿大，在南美洲或澳大利亚的工业化地区，非熟练劳工，即只有“一身肌肉”的人，也都在国内或国外招募（人们甚至可以远隔千里，对汤因比所说的外部无产者进行剥削）。在苏联的大工业中心，不是同样也有非俄罗斯血统的工人吗？
事实上，外国移民基本上重现了19世纪、甚至20世纪初法国国内的人口运动。当时的工业利用了农村人口外流，从中吸收无产者，他们经受的苦难比我们今天的社会更加深重。后来，外国移民逐渐代替他们充任最艰苦的工业劳动，外国移民也部分地填补我国农村最初出现的劳动力不足（1925年前后，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出现在诺尔省和埃纳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光荣30年”的经济迅速增长，法国自然就不得不招募外国劳工。
外国劳工的生活往往十分艰苦。谓予不信，只要去看看那些破房、地窖和贫民窟……就够了。1939年以前，这些棚户往往设在巴黎早已废弃的围城工事沿线，它们今天已迁出近郊之外，移到芒特、拉约利等远郊地区。上塞纳省1980年约有20万移民，占当地居民总数的15％……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勒德扎的阿尔及利亚泥瓦工今年56岁，在法国已住了35年，他说：“在为法国人修建了那么多幢住宅之后，最后分给我一套‘低租金公寓房’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住“低租金公寓房”仍要花费一大笔钱，难道这是有八九个孩子的家庭所能问津的吗？这些家庭能够像“有产者”一样过舒服的生活吗？是否可以建造一些简易住房呢？办法确实是不错。可是，杯水车薪又能解决多少问题。乔治·蓬皮杜任命的雅克·沙邦戴尔马总理曾慷慨陈词，许诺拆毁贫民区，仿佛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一了百了地动次手术是完全可能的。对于这些漂亮的言辞，人们能不记忆犹新。好吧，那就拆除一处贫民区试试：不等一处拆完，另一处又会在更远的地方出现，发展之快犹如雨后春笋。尤其，从1956年起，第三次移民高潮的到来使法国张皇失措，根本来不及做好接待的任何准备。于是，又只能因陋就简，让新来者忍受巨大的苦难。
今天，当经济出现衰退时，是否应该责备外国劳工给我国经济增加了负担？怪罪他们领取一份失业救济金？或说他们生育子女太多，使社会福利基金出现了亏空？这些非难全都言过其实。但是，难道问题就不该提出了吗？早已在我国定居的外国移民对法国的经济增长，对我国部分无产者上升为中产阶级，对法国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做出了贡献。我们今天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给予报偿，甚至以略微降低一点自己的购买力为代价，应该说是完全合理的。
雅克·沙邦-戴尔马
种族主义问题
不幸的是经济危机激化了种族冲突。例如，在法国人和北非人的一些稠密居民区，种族冲突变得严重起来；这些穷伙伴往往不得不并肩谋生，但又互不混杂，他们因此成为两个对立的群体，强烈地表现各自的特性。
这是一个老问题，但始终具有现实性。问题的根源在于相异性，即是觉得相异一方的存在便是对自己，对自己的特性的否定，因而这种真实的或臆想的差异使双方都感觉不快，甚至互相表现轻蔑、恐惧或仇恨……我们为了求生，难道必定要与对方势不两立吗？民族主义曾使欧洲分裂，变得疯狂和野蛮。我们法国人曾对西班牙人、英国人、德国人恨不能饥食其肉，渴饮其血……这些先生们也以同样的办法回敬我们。1815年时，普鲁士军官佩戴的红色领章据说意味着“法国佬的鲜血”。相异性最残酷的发明无疑是轻蔑，英国人铁板着脸对法裔加拿大人说：“请像白种人一样说话！”
你觉得以上这一切可笑吗？每个时代都无不藏污纳垢，无不夹带违背真理的、荒谬愚蠢的东西，当时的人身在其中，并不始终都能觉察。正因为如此，纳塔尼埃尔·韦尔的《卡尔·马克思是种族主义者》一书可能使读者觉得有趣，却并不能说服人。马克思在其信件或著作的某个角落，似乎有一点“赞成奴隶制”的味道。他写道：“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进步最快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这句话至少可作多种解释）照这么说，马克思也是殖民主义者了，因为他相信白人对非白人的优越。1849年，正当美国人从墨西哥人的手里夺得加利福尼亚的时候，马克思写道：“没有暴力，历史便一事无成……富饶的加利福尼亚从对它毫无作为的懒惰的墨西哥人手中摆脱出来，这有什么坏处呢？”这段话又意味着什么？无非是说，人在一定的时代生活，必定打上时代的烙印，即使马克思也不例外。种族主义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不占统治地位，但肯定也略微有所沾染。他在世界殖民帝国的中心伦敦生活已久，不能完全不受惩罚。
照这么说，你是否认为，种族主义在我国既没有落脚，又没有生根，不像水底的气泡那样，穿过深深的水层，冒到自由的空气中炸裂？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让一般的社会新闻充当见证，借用它们的语言做出回答。社会新闻所报道的都是些市井琐事，但它们屡次反复，层出不穷。一位朋友为此责备我说，这种性癖不符合科学。我坚信自己的理由，如果读者愿意评判孰是孰非，这里不妨举两三件事作证，这些事例都是我的亲身经历，虽然并非出于自己愿意。它们与许多其他社会新闻不同，即至少不带悲剧的色彩。
我住在巴黎的十三区，那里有许多来自非洲和亚洲的移民。一天下午，我同妻子一起正不慌不忙地在路边走着，来到一个路口，另一条路与它呈直角交叉，由高往低，坡度很大。突然，一个十五六岁的黑人青年，身高至少1米80，穿着相当讲究，脚蹬旱冰鞋，从呈斜坡状的街道直滑而下，顺势来了个急转弯，冲到这边的行人道上，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他片刻不停，擦着我们的身体快速转了过去，差一点把我们撞倒。我怒气冲冲地大声呵斥，不过两三句话，滑旱冰的小伙子已经走远了！但是，他立刻又朝我飞奔过来，对我高声叫嚷，怒不可遏地喊道：“还让不让我们活！”他重复了一遍这句令人吃惊的话。显然，我这个糟老头子，不该挡住他的去路，而我的抗议对他也就成了种族歧视的挑衅行为！我没好气地宽慰自己，心里说，换一个白人孩子跟他一样在这里滑旱冰，说不定也会对我出言不逊。不过，要是早十年，恐怕我就要对他不客气了。
另一次，我安详地坐在一辆出租汽车里。我包乘一家出租汽车公司的车子已有15年了，认识出租车的司机。他是马提尼克人，身材魁梧、壮实，和华盛顿的那些黑人司机差不多。路途很长。他跟我说，他晚上还得干活挣钱，为一个乐队伴奏。他跟一个法国女子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并且说个个长得很漂亮。其中一个儿子是牙医，娶了一个芬兰女孩子为妻。“先生，您想得到吗，我还有个满头金发的小孙女哩！”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这一情景我描绘得不太好，但它确实使我很开心。一个多么幸福的移民！不知道为什么，晚上当我乘坐这家公司的另一辆出租车回家时，我对司机讲到了这件事。开车的换了名法国年轻妇女。没料到这回竟惹了祸！她大发雷霆，破口大骂那些外籍司机。我认识她丈夫，也是出租汽车司机。我还知道他们没有孩子。难道他们像恨外国移民一样恨孩子不成？于是，我忍不住打趣说了这么一句：“要是你们生儿育女，今天在巴黎也就不会有这么多外国人开出租车了！”
另一件事可能是对我个人才有意义。我要说的是一位阿尔及利亚的年轻姑娘，是加入法国籍的第二代移民。这位女大学生在电台里诉说——可能你们也听到了她的讲话——她生活中的艰辛、苦恼和困难。她的法语说得那么地道，那么讲究（法国学校确实有它的长处），以致我产生一个愉快的、或许有些荒谬的信念：至少对她来说，成功只需待以时日。
我们且把这番不着边际的话放过不谈。但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会记起这一类琐事，从而证明种族主义始终是双方的事情：正因为互相格格不入，双方的隔阂才得以保持。与爱德华·德鲁蒙（1844—1917年）——《犹太人的法国》一书罪不容赦的作者——那时相比，排犹运动在法国已大为缓和；但令人不安的是，随着针对其他外国人（他们的数量更多，也更难同化）的种族歧视在法国蔓延，排犹运动又会死灰复燃。由此便产生出日常的摩擦和各种危险。
然而，在法国，谁又能把“人种”问题说清楚？马格里布地区的人是白种人，而我国南方的人却带有萨拉森、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血统。社会学家奥古斯丹·巴尔巴拉说，“看看巴黎的地铁里或里昂、马赛、里尔、格勒诺布尔等城市街道上的行人，当可一目了然。”肤色和脸型的极端多样性不但使人们注意到我国人口的成分异常丰富，同时也表明，“外国佬滚出去”这类口号何等荒谬。“法国人是由分属许多地区、许多人种的人共同汇集而成的一个有机整体，100多年以来，又增加了来自欧洲或更遥远地区的其他国家的一批又一批移民。”从史前时代直到不久以前，“众多移民”不声不响地淹没在法国人群之中，以致我们可以打趣说，如果往后追溯几百年或几千年，所有的法国人都是外来移民的子孙。以多样性为特征的法国难道就不能让人口组成也变得多样化，甚至更加多样化吗？
一个文化问题
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唯一现实而又令人担心的问题，那就是文化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更应该借用贝尔纳·斯塔齐在其作品中说过的话：“在有关移民问题进行的艰难的论战中，最缺少的是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人们把“融合、同化、接纳”这些词犹如黑和白一样截然对立起来，从而掩盖了事实的真相。
文化与文化的联姻从来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犹太人问题就是佐证。很久以前，有位历史学家在斯特拉斯堡执教，我对他留有深刻的印象。当时有人向他提了一个问题，要他站在犹太人立场上进行回答，他毫不犹豫地说：“我不是犹太人，我是法国人。”我对他的答复真想高声叫好！但是，塞尔日·科斯泰在最近接受的一次调查中，表现更为坦诚，他说：“法兰西是我的祖国，我的语言、我的爱心都从属于它。以色列不是我的国家，但我对它怀有绵绵不息的感情。”大概是1958年的一天，我去利普家吃午饭，在座的有雷蒙·阿隆。他当时对我解释说，作为犹太人，在某种场合，他必定以某种方式行事。我的回答是：“不过，雷蒙，您并不是犹太人，您是洛林人”（他的家庭，就像他享有盛名的亲戚马塞尔·莫斯的家庭一样，原籍都是这个省份）。我记不起他是否面露微笑，但我肯定他没有作答。的确，这位以色列后裔对他最初完全陌生的各种不同文明的了解已经达到了融会贯通、炉火纯青的地步，但他的内心却始终以一种文明作为归宿，即便想要超脱也不能完全超脱得了。
然而，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不过1400万（其中法国为60万，人数之多仅次于美国）。犹太移民的辉煌成就在历史上真是不胜枚举：15世纪的意大利、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的波兰、18世纪的德国、今天的美国，还有巴西和法国……他们为什么没有与当地居民融为一体呢？为什么他们不像许多其他移民群体那样，在接纳他们的土地上长期生活后，便与当地人打成一片呢？
一位记者最近解释说，这可能是因为“每当犹太人团体趋向接受同化时，打击便不期而至，使他们恢复原状，回到受苦受难的过去，困守对外隔绝的小天地。假如我在1933年前会见雷蒙·阿隆，难道他会用同样的言语跟我讲话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在经历过希特勒的大屠杀后，任何一个犹太人，即便在内心深处对以色列民族主义的某些表现有所抵触，怎么可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呢？
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1980年的近东之行以及他对巴勒斯坦人表示的关切立场，由于新闻媒介的渲染，招致了旧病复发，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犹太人论坛报》曾扬言在选举时采用“惩罚”措施，对方刚以谩骂和责难进行反击，形成了一股反犹浪潮。所幸的是，双方的知识界发出了保持冷静和理智的呼吁。但这起事件本身确实发人深思。
小群的犹太移民在我国苦心经营，奇迹般地存在了几百年时间；相比之下，最早几批移民的同化却显得极其迅速。当然，他们的处境最初曾相当困难，甚至出现了骇人听闻之事。1896年，意大利移民在我国共有29.1万人，但主要集中在南方：10％ 在瓦尔地区，12％在罗讷河口地区，20％在阿尔卑斯滨海省……这些“意大利佬”被公开指责为抢了法国人的饭碗，到处遭人追逐。为此曾发生过流血冲突，出现过名副其实的种族迫害暴行，甚至在阿莱斯还有私刑处死的事件。30多年后，波兰移民大批来到法国，他们主要聚居在北部地区。他们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生活圈子，自己的手工工匠，与外界几乎隔绝，因而遭到普遍的敌视。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天主教都没有起到凝聚的作用。恰恰相反，马赛港的那不勒斯码头工人干活时在胸前画十字，竟遭人耻笑，并被冠以“受难基督”的绰号。波兰人表达宗教感情的形式，如对神父行垂手礼，被北部地区的法国人视为滑稽可笑。这些移民要求由波兰人出任神父；他们说：否则，我们又怎么忏悔？教会对这一要求设置了重重障碍。总之，一谈起他们，各省的省长异口同声地说：“波兰人是同化不了的！”但是，毕竟有学校，主要是学校。有时还有工会活动，有政治组织（共产党在意大利移民中尤为活跃）。从第二代开始，无论如何，从第三代开始，同化便相当彻底了。到了今天，只有他们的姓氏以及某些传统习惯才使人想起移民的原籍。看来，随着最近一次移民高潮来到法国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除了已到退休年龄、带着积蓄返回家乡的人以外，同化进程似乎相当迅速。
那么，为什么今天涉及在我国定居的穆斯林移民（他们绝大部分来自马格里布地区），情况竟截然相反了呢？困难出现在第二代移民的子女当中，他们不被当地社会所接受，并且自己也拒绝实行同化，虽然他们的父辈或祖辈过去却有时做到了这一点。障碍是严重的：互不信任，恐惧感，种族偏见，还有信仰和习俗的隔阂。由此出现了两种文化的并存和对立，而不是融合。这同美国有点类似：尽管美国生活方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那里的文化差异问题仍然存在。在我国，情况比美国更紧张和更不稳定；表现形式也更加细腻，因为我们是个古老的国家，移居我国的外国人的原籍国与我国接壤相邻，也是古老的国家。我们的北非工人只用几小时时间就可以抵达机场，在阿尔及尔下飞机，重返卡比利亚山区，重温或追忆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幸福生活。美洲则距离遥远，中间还有大西洋的阻隔，使人望而却步。人们只在发财致富以后才荣归故里，那也并非全都如此！西班牙探险家斐尔南·科尔特斯登上墨西哥海岸后，毅然把船付之一炬。
我对国内的犹太教堂和东正教堂没有任何看不惯的地方，我同样也不反对在法国日见增多、出入人数也越来越多的清真寺。但是，伊斯兰不仅是一门宗教，也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文明和生活方式。一位来自马格里布地区的姑娘被她的几个兄弟所劫持和禁闭，因为她想嫁给一个法国人。数百名法国妇女在与北非人结婚、又离婚后，她们的孩子被生父夺走，并送回阿尔及利亚，他们只承认自己对子女的拥有权。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普通的社会新闻，而是象征着北非移民所遇到的主要障碍：不同于伊斯兰文明的另一种文明。这是一种权利，一种法律，它不承认建立在《古兰经》——伊斯兰的最高准则——基础之上的任何权利。父权也好，妇女地位也好，无疑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们触及社会的基础结构：家庭。在法国，每年平均有2万对男女结成混合型婚姻。其中的离婚率高达三分之二。原因是这类婚姻势必要求一方放弃自己原来的文明方式，如果不是双方的话。然而，没有这种通婚，移民的同化也就失去了可能。
法国圣丹尼斯清真寺
马格里布移民中年轻一代的犹豫和痛苦正是由此产生的，他们难以忍受我国的经济危机和大城市对移民的敌视。他们出生在我国，从法律上讲已是法国人，但是或者出于对故国的忠诚，或者对不公正待遇耿耿于怀，往往拒绝接受法国国籍，仍然编织着返回故乡的美梦，尽管他们对此很难相信，甚至也不情愿这样去做。
这些难忍的痛苦有时是致命的，并且也导致了一些轻生事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为此感到歉疚。一名北非青年被投入了克莱沃的监狱，他在狱中自杀，留下了一份奇特的遗书：“度日如年，痛苦难熬，恨不得立刻去死。就像癌症正在吞噬着我。我满怀着仇恨和爱心离开你们：我所丧失的爱，没有得到的爱，我想给人的爱。”这篇感人至深的遗书虽说经过塔哈尔·本·约鲁恩的文字修饰，但我们确实听到了发自内心的呼喊！
还有另外一些不幸的牺牲者：两名越南人“孤苦伶仃地生活在法国中部的一座城市里，没有工作，没有住所，远离家乡的天空和土地，丧失了求生的勇气。他们经受了两次死亡的痛苦。作为负责接纳他们的法国人，我们对此又于心何忍”。
这些社会新闻的确让人感到痛心，甚至为之悲伤，但与前法国殖民当局雇佣的“北非民兵”的厄运相比，也就算不了什么。这些拖儿带女的“民兵”至少有40万人来到法国定居，而我国的统计材料并不把他们列入移民一类。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曾为法国军队效力，作为报偿，他们有权获得法国国籍。在签订埃维昂停火协议后，为了免遭屠杀——他们中已有数千人蒙受杀身之祸——他们逃到了法国。他们在这里处境维艰：一些人作为外国劳工流落各地，但处处遭到排斥，首先被一般的阿尔及利亚移民视为“阿奸和叛徒”；另一些人至今依然生活在洛特加龙省的比亚斯和加尔省的圣莫利斯阿尔多瓦兹接待营里，“此外还有散居在洛泽尔省、利穆赞地区和孚日山区……的36座守林人村落中”。他们挤在简陋不堪的棚屋里，靠军队提供的微不足道的津贴艰难度日，靠拼命生养孩子获得一点多子女家庭救济金……这些人，甚至连他们的后代，再也没有重返阿尔及利亚的可能。以往对他们作过一些慷慨许诺，如今被付诸实施了吗？我们对他们的命运负有责任，不论这些人昔日效忠法国出自什么动机，忠诚程度如何，他们毕竟都为法国卖过命。我承认，再没有别的景象能同样深刻地打动我。不过，话说回来，善良的感情又有什么用处呢？
难道唯独法国才有过错吗？过错双方都有，而且历来都是如此。例如，某些偶然在法国住得过久并且习惯了这里生活的马格里布人，尤其是那些在法国出生的人，一旦他们返回马格里布，临时也罢，永久也罢，不是也都受到相当恶劣的对待吗？请听在里尔大学上学的一位26岁的阿尔及利亚大学生忧伤的自白吧：“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重返阿尔及利亚还是留在法国。这种选择似乎十分简单，但它确实让我左右为难……在我们的故乡，我们被当作外国人，并且处处让我们感觉到。在接待我们的国家，我们同样是外国人，因为我们没有法国国籍（这位大学生出生在阿尔及利亚），而且因为我们有着黝黑的皮肤。”
被戏称为“伯尔人”的第二代北非移民，不仅在法国感到格格不入（他们有权加入法国国籍，但不论他们加入与否，情况都是一样），而且在阿尔及利亚也都觉得有许多隔膜，因为他们仍然被看成是“半外国人”。受到这种排斥的原因是什么？有时是因为他们喜欢吹嘘，在回国度假期间以他们的穿着、汽车等等到处摆阔，炫耀自己的“奢华”。他们有时也对家乡表现轻蔑。其中的一个“伯尔人”返回法国后说，“那边没有东西吃，简直像倒退回中世纪一样。”另一个说：“那里实在太闷气了，休想有玩乐的可能，家里总是盯住你不放。”“伯尔人”还经常触犯当地的风俗习惯，尽管并不总是有意，但他们的所作所为特别惹人反感。哈桑曾断断续续地来过巴黎几次，但都没有久留，他认为“移民的环境……简直乌烟瘴气”。他说：“在我们这边，有一些传统需要尊重。你看，那里，你就丧失自己的人格……在法国出生的年轻人，完全失去了传统的观念……说真的，我不能与他们为伍……他们压榨父母的血汗……至于我，即使到了60岁，我也尊重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一句话，正如一位阿尔及利亚心理学家所说的，“这些移民让人觉得可怕，因为他们携带着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危险因素”。
至于移民方面，他们确实也有自己的苦恼。一位阿尔及利亚姑娘说：“往往在大街上，就有人高声地评头品足：‘瞧，她准是移民。’原因十分简单，无非是我没有低着脑袋走路。”要让家乡的人重新接纳自己，哪能是件容易的事！贾迈尔这位22岁的小伙子，全家都在法国，只身返回故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能客居他乡，卡比利亚山对他比“眼珠”更要珍贵。于是，他在提济乌祖进了医学院求学。“头几个星期真不好过，我豁了出去，想方设法与其他大学生打成一片……他们还把我当移民看，但总有一天会再不提这事了……几年以后，我将在一处设备简陋的诊所里当医生，靠国家的薪水生活。这里的条件远不完美……但我相信并希望事情会发生变化，我愿意在这里尽一分力量。”
可是，有这种勇气、这种激情的人又有多少？出生在圣莫尔的阿马尔已经作过两次尝试，将从此打消这个念头：“我算让鬼迷了心窍，以后可再也不这么干了，再干岂不成了犯病。官方把‘安置移民’说得天花乱坠，实际上可全是空话。没有人做任何事来帮助我们，接待我们。你甚至不能上阿拉伯语课，整天就是讨论所谓移民或巴黎人的问题。”
但是，面对这些纠纷，阿尔及利亚政府大概同我国政府一样无能为力。1983年，阿尔及利亚计划部的一名年轻官员在评论局势时，毫不容情地指责这些移民是“高利贷者”，说他们“在外汇交易中牟取了暴利”后返回阿尔及利亚，并且成为“唯我独尊、不可一世的新资产阶级”。这位官员不赞成“强迫遣返”，不赞成利用暑假期间“强迫在法国出生的阿尔及利亚姑娘突击成婚”。他说，“对移居国外的人，确实存在一些不可思议的排斥和反感。比如说，在我们大学的院系里，移民学生处境孤立，受到冷遇。人们对他们冷嘲热讽，女孩子则简直被当成妓女。对属于第二代移民的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通常只能保持几个星期的克制。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不同于我们的新人。在法国谴责种族主义，自然是件好事。但要在这里制造新的种族主义，那是不可容忍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应对在法国的穆斯林移民团体中最近出现的、几乎截然对立的两种潮流之间的争论感到惊异呢？
第一种潮流继续大肆鼓吹找回自己的根，回到《古兰经》和“普救人世的伊斯兰”那儿去。德里斯·艾尔·雅扎米认为：“只有宗教才能把我们，把所有的马格里布人，甚至包括 ‘北非民兵’的后代在内，汇聚在一起”；才能面对法国的特性，捍卫马格里布自身的“特性”。但是，这种“面对”不就很容易变成对立了吗？这是鼓动原籍马格里布的法国人拒绝参加选举，并将参加选举当作一种文化反叛行为。这是在伊斯兰教的宗教义务和法国的公民义务之间制造冲突，在离婚、父权等问题上制造纠纷。
特别在一个多文化和多种族的社会里，宗教的作用难道不应该仅限于个人信仰和个人伦理的范围之内吗？在1980年的争论中——我在前文已提及那次争论——雷奥·哈蒙在呼吁对立双方保持理智时，明确指出了任何一个“信仰犹太教的法国人”应该履行的职责。在我看来，这也正是愿意生活在一个像我们这样一个没有官方宗教的国家中所有人应尽的职责。他写道：“‘存异’的权利应以不损害‘求同’的原则为前提。在现代社会里，任何人都从属于宗教、哲学、职业、文化、民族等不同的范畴。但是，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只能有一个国家，因此，对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他只能从属于一个具体的民族。在这个条件下，每个人才能充分享有权利，才能同整个社会协调一致……如果我不这样想，如果以色列成了我的主要从属对象，而我又不在以色列生活，这也就是犯下了不可宽恕的罪过。”
简而言之，必须做出选择，而这恰恰正是另一种潮流所代表的倾向，并且在有关选举问题所展开的争论中表现尤其突出。“阿尔及利亚在法劳动者协会”秘书长、年仅26岁的贝尔卡塞姆解释说：“大家知道，90％的马格里布人将留在法国。我们的口号是：我的未来在这里，我决定投票。”29岁的经济学家斯利马纳·蒂尔是鲁贝市的“马格里布文化研究行动中心”的创办人，他毫不犹豫地说，大多数移民认为“实实在在的国家在今天就是法国”，想要返回故里只是“逃避现实”的“神话”。他们应该参与政治，参加选举，接纳新文化，“进而成为新公民”。为此，“必须做出抉择。但太多的年轻人却陷于逃避选择的境地”。
让·弗朗西斯赫尔德在《事件》杂志同期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做出选择，这是第一道关口，决定未来前进道路的关口。属于第二代移民的年轻人已开始领悟到，一张选民证给他们带来的希望，比对《古兰经》的诚惶诚恐或对返回家园的憧憬更加实际得多。且不说展望未来，等到“第二代移民，人数众多的第二代移民，经过艰苦的拼搏，当上了教师、外科医生、商人、议员、市长以后”，他们将能改变“与绝大多数的居民的关系”。
但愿他言之有理！到那一天，来自马格里布地区的移民将会出人头地，将在我们生活的大家庭中出人头地。尤其因为，在当今世界上，移民归属问题的发展的确使人担心会因宗教导致十字军战争。法兰西肯定不是非基督教国家，但它已变得比较宽容，宗教狂热已缓和多了。很久以来，我们法国人已经摆脱了宗教战争的纠缠。但几个世纪的时间并没有使我们忘却这场战争的残酷。我们之中又有谁愿意看到新的宗教战争在我们的土地上重新爆发呢？
（本文摘自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法兰西的特性》第二编“人与物”，商务印书馆2020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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