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树志：“一代完人”刘宗周

“一代完人”四字，是乾隆皇帝弘历对刘宗周的评语，很值得细细玩味。

乾隆时代动用举国之力编纂《四库全书》，缘于政治原因，禁毁了大批珍贵书籍。从如今整理出版的“四库禁毁书”可知，当时遭到禁毁的书籍数量惊人。刘宗周著作并未禁毁，《四库全书》收录了《论语学案》《人谱》《刘子遗书》与《刘蕺山集》。弘历亲自为《刘蕺山集》撰写序言，对明清鼎革之际投降变节又谬托前明遗民的人，投去鄙视的目光，而对宁死不屈的抗清志士推崇备至。

《刘蕺山集》卷首，弘历写的“御题”，振振有词地为禁毁书籍辩解：

夫为明臣而指斥我朝，所谓吠非其主，本无可罪。其或人品无系重轻，言事又剽窃无据，及已入本朝苟活求生，有谬托为明遗民，如屈大均之流者，毁之诚不足惜。

有了这样的铺垫，他话锋一转，大力赞扬黄道周与刘宗周为“一代完人”：

若黄道周之博物典汇，刘宗周之疏稿，则不可毁。盖二人当明政不纲，权移阉宦，独能守正不阿，多所弹劾，至今想见其风节凛然，而且心殷救败，凡有指陈，悉中时弊。假令当日能用其言，覆亡未必如彼之速。卒之致命遂志，以身殉国，允为一代完人。

乾隆的御用文人纪昀为《刘蕺山集》撰写提要，阐发“一代完人”的旨意，洋洋洒洒议论道：“东林一派始以务为名高，继乃酿成朋党，小人君子杂糅难分，门户之祸延及朝廷，驯至于宗社沦亡势犹未已。宗周虽亦周旋其间，而持躬刚正，忧国如家，不染植党争权之习，立朝之日虽少，所陈奏如除诏狱、汰新饷，招无罪之流亡，议附循以收天下，泮涣之人心，还内廷扫除之职，正懦帅失律之诛，诸疏皆切中当时利弊。一扼于魏忠贤，再扼于温体仁，终扼于马士英，而姜桂之性介然不改，卒以首阳一饿，日月争光，在有明末叶可称皦皦完人，非依草附木之流所可同日语矣。”

刘宗周像

纪晓岚用“一扼于魏忠贤，再扼于温体仁，终扼于马士英”，概括刘宗周的政治生涯，最后落实于“皦皦完人”。其实，扼于奸臣是表象，最终还是扼于皇帝。纪先生只说对了一半。

一、“奈何以天下委阉竖”

刘宗周，字启东，号念台，绍兴府山阴县人。家境贫寒，父亲刘坡英年早逝，母亲章氏带着遗腹子投靠外家，以纺纱织布守护弱息。万历二十九年，他得中进士，孰料母亲突然病故，丁忧回籍守制。万历三十二年服除，赴京出任行人司行人。次年，因祖父刘焞年迈病危，请假回籍送终、守制。七年后，再度出任行人司行人。

当时朝廷党争蜂起，昆党、宣党、浙党之类出于小团体利益，固执于门户偏见，不择手段攻击东林书院诸君子，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万历四十年，东林书院的创始人顾宪成在一片诽谤声中病逝，宵小之徒对东林书院的围攻仍不停息。刘宗周忍无可忍，愤然发声，向朝廷进呈题为“修正学以激人心以培国家元气”的奏疏。

他早年通过好友刘永澄、丁元荐的介绍，进入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人讲习切磋，对东林诸君子的道德学问十分敬仰，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不随波逐流的立场——

一则说，东林书院是一个讲求学问的场所：“夫东林云者，先臣顾宪成倡道于其乡，以激四方之学者也，从之游者多不乏气节耿介之士，而真切学问如高攀龙、刘永澄其最贤者。”

再则说，东林书院倡导澄澈清明的风气：“宪成之学不苟自恕，扶危显微屏元黜顿，得朱子之正传。亦喜别白君子小人，身任名教之重，挽天下于披靡一时，士大夫从之，不啻东汉龙门。”

三则说，围攻东林的党同伐异之风不可长：“东林之风概益微，而言者益得以乘之，天下无论识与不识，无不攻东林，且合朝野而攻之，以为门户云”，“遂使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士习日险”。

这样的谠言宏论触到了当权派的要害，非议之声哗然。刘宗周在朝廷无法容身，罢官而去，这一去就是十多年。张岱《石匮书后集》写道：“先后匿迹林下者十有余年，授徒僧舍，足迹不至公庭。有造庐者拒不见，当道到门，必强再三，然后出见。”因此名重海内，可谓有失有得。

《石匮书后集》

万历皇帝朱翊钧去世，泰昌皇帝朱常洛即位，朝廷出现了“众正盈朝”的局面。刘宗周应召出山，出任礼部仪制司主事，依然锋芒毕露，直言无忌。天启元年，他敏锐地察觉到内廷的问题——太监头子魏忠贤联手皇帝乳母奉圣夫人客氏，沆瀣一气，专擅朝政，于是上了一本言辞尖锐的奏疏。

首先批评皇帝朱由校沉迷于声色犬马：“还宫以后颇事宴游，或优人杂剧不离左右，或射击走马，驰骋后苑，毋乃败度败礼之渐欤？优人杂剧之类不过以声色进御，为导欲之媒，此其危害何啻毒药猛兽！”

接着指出，这背后是魏忠贤和客氏在搞鬼，故意诱导皇帝痴迷声色，不理朝政，以便他们上下其手。所以他说，臣于是有感于宦官专权之祸，首先是蛊惑皇帝无所不用其极：每天弄些狗马鹰犬，摇荡陛下之心；每天送进声色货利，蛊惑陛下之志。凡是可以博得皇上欢心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使皇上是非不分，视正直大臣如仇雠，而后得以指鹿为马，盗陛下之威福，或者假传圣旨，或者兴钩党之狱，生杀予夺为所欲为，国家命运一蹶不振。

他语重心长告诫皇帝：如今东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阉竖！

在阉党专政初露苗头之际，就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显示了刘宗周犀利的眼光和敏锐的嗅觉，一举击中要害。其时魏忠贤羽翼未丰脚跟未稳，颇为忌惮这位名重海内的儒臣，对其加官晋爵，百般笼络，接连晋升他为光禄寺丞、尚宝少卿、太仆少卿。刘宗周不愿同流合污，请病假辞官回乡。

天启四年，朝廷起用他为通政司左通政。刘宗周鉴于正人君子已被魏忠贤斥逐殆尽，拒绝出山，在辞职奏疏中为诸君子伸张正义，抨击腐败的政治风气：世道已经衰败至极，士大夫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往往知进而不知退，举天下贸贸然奔走于声名利益之场，因此庙堂无真才，山林无姱节，陆沉之祸何所底止？

魏忠贤大怒，矫旨严惩，把他革职为民。

在阉党心目中，刘宗周是所谓的“东林党人”，为了防止他东山再起，必须永远禁锢，列入黑名单。

二、“八年之间谁秉国成而至于是”

朱由检即位后，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清查阉党逆案，先前遭到诬陷的正人君子得以平反昭雪。

崇祯元年，刘宗周应召出山，担任顺天府尹——京畿的地方长官。这片天子脚下之地，王公贵族、官僚豪绅盘根错节，一向号称难治，刘宗周向朝廷请求授予更大的事权、更久的任期，以便从长计议，用铁腕手段拨乱反正。成效是明显的：“延三老、啬夫，咨地方疾苦，发奸吏乾没，置之法。又捕勋贵家人豪横不法，及舞文犯禁者，按治如律。颁布文公四礼，俾乡鄙服习。遇中贵梨园什具，责而焚之，辇毂一清。”

中国传统士大夫以治国平天下为抱负，喜欢议论朝廷大政，刘宗周也不例外，眼光不会局限于顺天一府之地，不断向皇帝进谏，坦陈政见。

崇祯二年六月，酷旱不雨，皇帝朱由检焦虑不安，向群臣表示，自己要到文华殿斋宿，希望大小臣工竭诚祈祷，然后话锋一转，指责大小臣工办事不力，应该深刻检讨。刘宗周认为问题的症结不在臣工而在皇帝本身：“今陛下圣明天纵，卓绝千古，诸所擘画动出群臣意表，遂视天下为莫己若，而不免有自用之心。”批评皇帝刚愎自用，旨意出乎群臣意料，救过不及，谗谄猜忌之风随之而起。他反问道：依仗一人之聪明，凭借一己之英断，能治理天下吗？陛下不近声色，不爱宴游，勤于朝政，但是求治之心操之过急，带来一系列问题：功利、刑名、猜忌、壅蔽。请看他的议论：

而至于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潜滋暗长，而不自知者。

因此他的意见是，“陛下亦宜分任其咎”。

皇帝认为他的议论过于迂阔，鉴于他的忠鲠，不与计较。刘宗周再接再厉，请求皇帝取消凌驾于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之上的东厂和锦衣卫，蠲免新近加派的军饷。皇帝责备他“不修实政，徒事空言”。他又纠弹皇帝倚为股肱之臣的周延儒、温体仁“倾侧事上”——打击排挤同僚，邀宠于皇上。

刘宗周心灰意冷，连上三本乞休奏疏，辞官归乡。出京时，随身携带的行李，只有两个竹编的箱笼。官员见了大为惊讶，赞叹道：“真清官也！”

对于进与退，刘宗周一向看得很淡，回归书生本色，与好友陶奭龄一起聚会讲学，阐释“人人可以为圣人”的修身之道。

崇祯八年，为了选拔大臣，皇帝命吏部推举在籍官员作为阁臣候选人。吏部上报孙慎行、林钎、刘宗周，供皇帝圈点。

次年正月，孙慎行病逝，刘宗周与林钎进京，觐见皇帝。朱由检征询关于朝政的见解，刘宗周侃侃而谈，仍然坚持几年前的观点，批评皇帝求治太急，措辞比先前更加尖锐：“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因此之故，诸臣畏罪饰非，不肯尽职尽责，有人而无人之用，有饷而无饷之用，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当务之急应当收拾人心，首先必须放宽官员的责罚。道理是很显然的，责罚苛重则吏治败坏，吏治败坏则民生困难，民生困难则盗贼日繁。

他的这一席话，实质是在谴责内阁首辅温体仁。朱由检是信赖温体仁的，认为刘宗周的意见过于迂执，他已经觉察到刘宗周与温体仁的政见分歧，没有起用刘宗周入阁，出乎意料地任命他为工部左侍郎，让这位喜欢议论朝政的儒臣去处理烦琐的营造事务。

刘宗周到了工部，目光依然盯着朝廷积弊不放，不断议论时艰。他最不能容忍的是特务机构东厂和锦衣卫，特别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诏狱，越过三法司恣意妄为，不经过司法程序，逮捕惩处官员。他的谴责锋芒凌厉，用一连串排比句直击要害：

自厂卫司机访，而告讦之风炽；

自诏狱及士绅，而堂簾之等失；

自人人救过不给，而欺罔之习转盛；

自事事仰承独裁，而谄谀之风日长；

自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众；

自诏旨杂治五刑，岁断狱以数千计，而好生之德意泯；

自刀笔治丝纶，而王言亵；

自诛求及琐屑，而政体伤。

朱由检再三阅读这本奏疏，怒气渐消，拿起朱笔批示：“宗周素有清名，亦多直言，但大臣论事，宜体国度时，不当效小臣，归过于朝廷为名高。”

既然皇帝嘉奖他“有清名多直言”，他索性清直到底，再次上疏，申论三点：一是皇上终日用阁臣而不足，二是皇上终日用九卿而不足，三是皇上不得一言之效。结果是，始则皇上出言以为是，辅臣莫敢矫其非；继而辅臣出言以为是，部院诸臣莫敢矫其非。即使间或有矫其非者，皇上也无从得知是非之实，国是终于不可问。

朱由检不予理睬，刘宗周继续进谏，依然不予理睬。一气之下，他索性掼纱帽——乞休。朱由检乐得放他走，免得听他那些逆耳之言。哪里晓得辞官离京之际，他又呈进一本奏疏，措辞更加严厉，矛头直指皇帝宠信的内阁首辅温体仁。

早在此前，他写了一封私信，批评温体仁：“阁下身秉国成，故有进退人才之责者也。苟天下有一贤之未进，与一不肖之未退，必责之阁下，而阁下所为进退天下士，殊有不可解者。自皇上御极以来，所废置天下士百余人，多天下贤者，而阁下不闻出一语救正，时有因而下石者。”他列举若干事例：内阁同僚王应熊遭到弹劾，不能正言相告，而以其家奴之故发配充军，“近于卖友”；皇上特简文震孟入阁辅政，未见其有可摘之过，温体仁竟借许誉卿事件，激怒皇上，导致罢官，“近于罔上”；内阁同僚何吾驺因与文震孟同调，温体仁诬陷其“腹诽”，致使罢官，“近于诬下”；至于同僚钱士升以言得罪，则“近于阴挤”。总而言之，“自此人人树敌，处处张弧，人之所以议阁下者日多，而阁下亦积不能堪，一朝发难，明借皇上之宠灵，为驱除异己之地”。对于这些忠告，温体仁置若罔闻，一意孤行。

刘宗周忍无可忍，在奏疏中厉声责问道：“八年之间谁秉国成，而至于是？臣不能为首辅温体仁解矣！”

无官一身轻，他终于可以向温体仁摊牌了，文章写得纵横恣肆，酣畅淋漓，从“小人之祸国无已时”入手，揭露温体仁“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的真面目，以及种种祸国行径：

臣观频年以来，皇上恶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讦进；皇上录清节，而臣下多以曲谨容；皇上崇励精，而臣下奔走承顺以为恭；皇上尚综核，而臣下琐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类，窥其用心，无往不出于身家利禄，而皇上往往不察而用之，则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觉矣。

刘宗周一举击中要害——“崇祯皇帝遭温了”。

劣迹昭彰的温体仁得到皇帝重用，舆论为之哗然，京师民谣“崇祯皇帝遭温了”，集中体现了舆论动向。“遭温”之温，与瘟疫之瘟谐音，讥讽崇祯皇帝受温体仁蒙蔽而不自知。温体仁担任内阁首辅之后，推行没有魏忠贤的魏忠贤路线，以蛊惑皇帝、残害忠良为能事，刘宗周较早察觉温体仁祸国的苗头。直到明朝灭亡以后，才有人恍然大悟。王世德《崇祯遗录》写道：“上初即位，事事宽大。自温体仁入阁票拟，务从深刻，由此遂失人心。论者谓：亡国之祸体仁酿之，良然！”《明史》把他列入“奸人传”，绝非偶然。

由此去看刘宗周《痛切时艰疏》的结尾，就可以领略内在的分量了：“八年之间谁秉国成，而至于是？臣不能为首辅温体仁解矣！语曰：‘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体仁之谓也。”

这是迄今为止对于温体仁最为严厉的批判。温体仁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百般诋毁刘宗周。朱由检此时正在“遭温”，站在温体仁一边，怒斥刘宗周“比私乱政”，把他革职为民。

三、“朝廷待言官有体”

崇祯十四年，朱由检又想起了这位耿介之臣，起用为吏部左侍郎，旋即晋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监察部门的首席大臣，企图借助他的铁腕作风，整顿吏治，提振士气。

果然不负所望，刘宗周一上任就大力整顿腐败的吏治，在《条列风纪疏》中说：“惟是官不得人，则法久而弛，令熟而玩，种种受弊之端，遂开天下犯义犯刑之习。”为此制定了风纪条例，涉及各个方面：

一是建道揆——提倡书院讲学，端正士风；

二是贞法守——案件一概由三法司专断，不必另下锦衣卫；

三是崇国体——杜绝官员“朝升堂而受事，夕系囹圄”的反常现象；

四是清伏奸——慎防外奸内宄；

五是惩官邪——官员之失德由贿赂始，屡禁不止，必须严厉惩罚；

六是饬吏治——吏治关乎国计民生，必须大力整饬。

这时发生了姜埰、熊开元之狱。礼科给事中姜埰弹劾内阁首辅周延儒，为了钳制言官，故意激怒皇上，谴责言官持论太急。朱由检看了姜埰的奏疏，勃然大怒，下令逮送锦衣卫诏狱严刑拷打，一时舆论哗然。

行人司副行人熊开元认为周延儒难脱干系，弹劾他欺君误国，也被关进锦衣卫诏狱惩处。

姜埰、熊开元之狱，激起正直官员的强烈不满，议论蜂起，刘宗周说得尤其尖锐：

——而矫枉不无太过，至以卫狱（锦衣卫诏狱）处言官，自今日始，所伤国体似非细故。臣犹记枚卜会推之役，干触圣怒，诸臣各得罪以去。

——臣愿皇上姑宽此二臣，以彰圣度，盖敕法司勘问，少存言官之体，以作将来怒蛙之气，则圣德于此益善，而以之为匡济时艰之本，亦有余裕矣。

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二十九日，皇帝在中左门召见群臣，讨论如何抵御清军，任用得力督抚等问题。临近结束时，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徴作为六科的“科长”，责无旁贷地为同僚吏科给事中姜埰求情：“如同官姜埰干犯天威，亦皆臣等之罪。但京城作令清苦，居官清饬，身体孱弱多病，伏望圣恩宽宥。”

朱由检拒不接受，训斥道：“尔言官为朝廷耳目，自己不正，何能正人？”

吴麟徴申辩道：“言官只管言，即言之当否，与称职不称职，自听朝廷处分。”他又把话题转移到熊开元身上，说道：“顷熊开元亦以奏诘辅臣周延儒得罪，虽是出位妄言，第谚曰：‘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贤相。’封疆事败坏至此，岂得不责备首辅？”

朱由检反驳道：“熊开元假托机密，阴行谗谮，小加大，贱凌贵，渐不可长。”

一向敢于犯颜直谏的刘宗周挺身而出，请求释放姜埰、熊开元。他说：“朝廷待言官有体，言官进言，可用则用之，不则置之。即有应得之罪，乞敕下法司原情定案。今熊开元、姜埰狂躁无知，不能无罪。但以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言下诏狱，大于圣政国体有伤，恐非皇上求言初意。臣愿皇上俯念时事艰危，扩圣度于如天，以开诸臣诤谏之路。”他越说越起劲，列举黄道周的事例为证，说道：黄道周言语激烈，有朋友不能堪者，我皇上不但待之以不死，而且得以起用。为何黄道周幸而受到破格之恩，姜熊二臣不能蒙受法外之宥？

对于刘宗周咄咄逼人的责问，朱由检显得理屈词穷，勉力强辩：“人臣见有无礼于君者，即当纠劾，三法司、锦衣卫俱是朝廷衙门，你说言官有体，假使贪赃坏法、欺君罔上、溷乱纪纲的，通是不该问了？”

刘宗周毫不退缩：“陛下方下诏求贤，姜埰、熊开元二臣遽以言得罪。国朝无言官下诏狱者，有之，自二臣始。”

他越说越激动，无所顾忌地反驳皇上所说“三法司、锦衣卫俱是朝廷衙门”，大声喊道：“厂卫不可轻信，是朝廷有私刑！”

听到如此蔑视厂卫的言论，朱由检顿时肝火大旺，厉声申斥道：“东厂、锦衣卫俱为朝廷问刑，何公何私？”

《愿学集 刘蕺山集》

刘宗周见龙颜大怒，立即伏地叩头，连声请罪。

朱由检怒气未消，谴责道：“似尔愎拗偏迂，成何都察院？卿等起来，刘宗周候旨处分！”

刑部尚书徐石麒请求皇上宽宥刘宗周，由他来承担罪责，不仅甘愿代替熊姜二人请罪，而且当廷主动承担责任，使刘宗周免予处分，真正是君子坦荡荡。

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金光辰，冒着风险表扬自己的上司治理都察院的卓越业绩，希望皇上优容：“都察院激浊扬清，纪纲之地，自陛下召用刘宗周，宗周正己率属，大著风采，诸御史凛凛饬法，都察院最为得人，望赐优容。”

兵部尚书张国维不顾皇上愤怒，也乞求宽恕……

竟然没有一名大臣支持皇帝的决定，令朱由检颇为尴尬，很不高兴地停止了御前会议，退回勤政殿，写了一道手谕：“宗周愎拗偏迂，着革职，刑部议处。光辰降二级调外。”命太监送到内阁，传出执行。

看了皇上的手谕，吴甡与周延儒商量，当面请求从宽发落。周延儒和吴甡等人进入勤政殿，耐心劝导，朱由检面色稍微缓和，随即在手谕上抹去“刑部议处”四字，以示从宽，还不忘补充一句：“故辅温体仁曾言其愎拗偏迂，果然！”一句话泄露了天机。隔了多年，“崇祯皇帝遭温了”，依然如故。

次日，六十四岁的刘宗周骑着驴子，后面跟着一名肩扛包袱的仆人，两袖清风离京南下。堂堂都察院首席大臣竟然如此凄凉落寞，旁人感叹不已，他却淡然赋诗一首：

望阙陈情泪满襟，孤臣九死罪何如。

止因报主忧逾切，却愧匡时计转疏。

白发萧萧清禁外，丹心耿耿梦魂余。

自怜去国身如叶，毕罢朝参返故庐。

四、“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南京政府衮衮诸公，直至四月二十五日才“北报确信”，商讨善后事宜。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监国，起用刘宗周，官复原职——都察院左都御史。他看到小朝廷内部的种种腐败迹象，坚决推辞，未蒙恩准，立即前往南京就任。

南明小朝廷一开张，就是一派亡国之相。福王朱由崧毫无帝王的样子，《明季甲乙汇编》说他“深拱禁中，惟渔幼女，饮烧酒，杂伶官演戏为乐”，听凭马士英摆布。马士英窃取内阁首辅兼兵部尚书大权，起用阉党余孽阮大铖、杨维垣之流，排斥正直大臣，卖官鬻爵不遗余力，民间歌谣讥讽道：

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

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

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

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与马士英沆瀣一气的江北四镇将领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拥兵自恣，根本无意于光复大业。小朝廷从上到下，浑浑噩噩，醉生梦死。正如兵科给事中陈子龙所说：“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复旧物。陛下入国门再旬矣，人情泄沓，无异升平之时，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下。臣诚不知所始终矣！”

刘宗周先后呈进《草莽孤臣上痛哭时艰疏》和《追发大痛疏》。有鉴于封疆大吏与统兵将领畏缩不前，致使淮北大片国土失守，主张发兵征讨，以图光复。他提出四点意见：

一是据形胜以规进取——江南非偏安之地，请进而图江北，尤其应当重视中都凤阳，驻扎陛下亲征之师，以此渐恢渐进。

二是重藩屏以资弹压——犹可恨者，路振飞坐守淮安，借口家眷在外地，倡先逃跑。于是总兵刘泽清、高杰相率借口家书寄籍江南，尤而效之。按照军法，临阵脱逃者斩。

三是慎爵赏以肃军情——高杰、刘泽清败逃，不追责，反而加官晋爵。武臣既滥，文臣从之；外廷既滥，宦官从之。臣恐天下因而解体。应当综核军功，申严军法。

四是核旧官以立臣纪——为邦本之计，贪官当逮，酷吏当诛。循良卓异之官当破格奖励。臣更有不忍言者，当此国破君亡之际，普天臣子皆当致死。幸而不死，反膺升级，能无益增天谴？

顾炎武《圣安本纪》把刘宗周的主张概括为“请上亲征”和“四镇不宜封”，意思是，敦请福王朱由崧率军出征江北，刘泽清、高杰、刘良佐、黄得功四名总兵不应加官晋爵。张岱《石匮书后集》进一步点明，刘宗周大谈“慎封爵”“核旧官”诸事，其实是在纠弹马士英，因此，“马士英恨宗周次骨，嗾刘泽清、高杰公疏劾宗周”。

《刘宗周全集》

刘泽清、高杰本来就对刘宗周指责他们逃跑耿耿于怀，经马士英嗾使，刘、高二人立即弹劾刘宗周：劝上亲征以动摇帝祚，夺诸将封以激变军心，不仅仅是不仁不智，简直是心怀“逆谋”。

朱由崧大为恼怒，要他御驾亲征，显然有“谋危社稷”之嫌，勒令刘宗周致仕。于是乎，仅仅担任四十九天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宗周，罢官而去。

正当南明君臣忙于内斗之际，清军大举南下，南京、杭州相继沦陷，国祚大势已去。弘光元年（1645）六月二十二日，门人王毓蓍投水自尽，致书老师：“门生毓蓍已得正命，伪官俱已受事，此一块土非大明有矣，顾先生早自决。”刘宗周见信赞叹死得其所，随即写信给女婿秦祖轼，表示以身许国之意：

信国不可为，偷生岂能久。

止水与叠山，只争死先后。

其实此前他已有殉国的意愿，在“哭殉难十公”诗中有所流露。其中哭倪元璐诗写道：

台阁文章星斗寒，风期与俗异咸酸。

回澜紫海皆通汉，照乘明珠只走盘。

拟绝韦编年待假，争先殉节死逾安。

读书所学知何事，蒙难坚贞尔许般。

诗前的小序对倪元璐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公官大司农（户部尚书），知国事不可为，时怀一帨于袖中，曰：时至即行。及三月十九日之变，公即以巳刻死。自此遂有继公而起者。”刘宗周自己也有继他而去之意，故而说“读书所学知何事，蒙难坚贞尔许般”。

二十五日，他外出投水自尽，被随从救起，暂息灵峰寺。儿子刘汋拿了清朝请他出来做官的公文，他闭目不看，开始绝食。亲人问他心境如何，他回答：“他人生不可对父母妻子，吾死可以对天地祖宗；他人求生不得生，吾求死得死；他人终日忧疑惊恐，而吾心中泰然如是而已。”

黄宗羲《弘光实录钞》说，刘宗周此时早已下定求死得死之心：“宗周不食，又渴甚，饮茶一杯，精神顿生，曰：‘此后勺水不入口矣。’门人曰：‘虽圣贤处此，不过如是。’宗周曰：‘吾岂敢望圣贤哉，求不为乱臣贼子而已矣！’”

张岱《石匮书后集》描述六十八岁刘宗周生命最后时刻的文字，读来令人泪目：

廿九日，作绝命词曰：“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济意。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与从容，何难复何易。”嗣后，止闭目端坐，不出一言。（闰）六月六日，命家人扶掖南向坐，有顷，迁北向。息奄奄欲绝，犹提笔书一鲁字。至八日戊时乃绝。刘中丞绝食者两旬，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三日，有骨如柴，骑箕始去。呜呼，烈矣！

本文首发于《书城》（2020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