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卡雷的谍战宇宙：是职场小说，也是帝国见闻录

同样是描绘情报工作，《柏林谍影》的作者约翰·勒卡雷以其作品风格冷峻、反思性强，兼具悲剧色彩著称，而“007”系列的原著作者伊恩·弗莱明笔下的间谍则被宝马香车、艳情美人簇拥。是什么造成了两者对间谍世界截然不同的刻画？“日不落帝国”的衰落让间谍的身份造成了怎样的变迁？史迈利是英国圆场的砥柱，卡拉乃莫斯科中心的头目，但为什么说他们才是真正可以理解对方的人？在《间谍的遗产》中，勒卡雷对于当下社会做出了怎样一番评价？

今年9月18日，在陆家嘴读书会上，专栏作家、学者、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沙青青与播客《忽左忽右》主播、数字音频Justpod联合创始人程衍樑一起，与读者们从勒卡雷的间谍宇宙说开，聊一聊历史背景对间谍小说的影响、间谍小说对现实社会的映照。

程衍樑：我们都知道，约翰·勒卡雷是一个前情报人员，服务过英国军情五处、军情六处，后来，他退出单位，成为一个作家，他把他过去掌握的信息、使用的技能，加上对于文学创作的热情混杂在一起，从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到2017年，已经过去了60年，基本上每2.5年就会写一部小说出来，是一个非常高产的作家。

沙青青：讲到勒卡雷创造的这样一个间谍的宇宙或者情报的世界，其实我个人最大的感想是，勒卡雷的很多书，包括《柏林谍影》，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当作办公室政治小说来看，你会发现敌我并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分明。在“007”的故事里，我们都知道哪些是主角需要打击的对象，更何况是在冷战的背景之下，双方泾渭分明，能很清楚分清敌友。但是在勒卡雷的世界中，这个界限被打破了。勒卡雷的很多故事中，主角是被所有的势力环绕的，有莫斯科方面，还有办公室的同事，混杂着人际关系展开，不是纯粹意义上我们想象中的正反对抗的间谍故事，更多的是人情世故，讲的是当时当地英国的社会情态，反映的是当时英国人所思所想。所以说，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很难把勒卡雷的小说简单地定义为一种间谍的类型小说，他的小说呈现的就是一个世界的、一个时代的复杂性。

程衍樑：是的。我们在今天说到二十世纪这些英美间谍文学的时候经常喜欢排在一起来说，尤其是勒卡雷和“007”系列的作者伊恩·弗莱明，他们似乎从气质上来说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两种，“007”大家都很熟悉，香车、美女，还有高科技的设备，同时不服从任何法律的管教。这个其实勒卡雷本人自己都吐槽过。勒卡雷最早的一部作品是1961年写的作品，成名作《柏林谍影》1963年出版，第二年弗莱明就去世了。勒卡雷的写作和老一代的007式浪漫故事有很大的不同，其实是根植于他们的出生年份来的，勒卡雷1931年出生，弗莱明则是二十世纪初的人，他们就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

电影《柏林谍影》海报

沙青青：十九世纪以来，英国是一个“日不落帝国”，是一个蓬勃的向上期，整个帝国在扩张，当时出现了很多类似“007”的冒险小说。

程衍樑：对，我们经常聊到的这几位伟大的间谍小说作家，包括他们的作品在气质上有重大的差异，但是还是要放在历史的情境里面来看待。勒卡雷的表达方式确实就更现代一点或者更像严肃文学，本质上也是因为他确实是他生的这个时代更后面一点，他能跟得上当时的文学浪潮。

沙青青：在讲勒卡雷的所谓间谍小说之前，还是要补一些历史课。我们都知道，英国从十八世纪以后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帝国，殖民地遍布全世界。十九世纪以后有两个职业在英国非常流行，一个是职业冒险家，去探索西方世界从来没有染指过的地区，考察风土人情，发现一些新的宝藏、航路、地区和国家。还有一种人就是跟随着冒险家后面去的博物学家。达尔文就是一个博物学家，他去采集各种各样的风土人情。当时的英国之所以会出现这两类人，其实也是跟帝国的扩张，跟帝国的统治是有直接关联的。

当时的英国有意识地培养了这两类人，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为大英帝国的对外扩张服务的。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例子，除了前面讲的达尔文之外，之前还有过一部很有名的历史小说《怒海争锋》，主角是一个随军的医生，他除了有博物学家的身份外，他还是一个间谍，他为英国方面搜集各种各样的情报。这个情境很容易理解，要维系大英国帝国统治，如果不做好情报工作，地区差异、语言差异如此之大，如果你不派出足够多、足够专业的人员对这些地方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情报资料的搜集，怎么样去施展统治呢？所以，在这种情境下培养出来这样一批人，这是一个帝国必然的需要。

程衍樑：英国秘密情报局在1909年成立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实情报行业和英国所谓的最早的间谍小说和作者之间是一种交织的、共生的关系，这些早期的间谍小说或者谍报小说的作者推动了对德国间谍的恐惧，反过来促成了军情六处和秘密情报局的设立。

沙青青：“一战”之后，英国的国运就开始迎来了一个转折点，不得不面临帝国的分崩离析，一直到“二战”的时间段，就迎来了像勒卡雷这样一代人。勒卡雷这批人其实就是在目睹一个帝国崩溃的过程，“一战”以后的英国整个国家的实力发生了大幅的下降，导致的结果是，原来在幕后的这批情报工作者不得不被顶到前线去，因为他必须要做到一个能够缓解帝国崩溃的进程，在帝国崩溃的过程中让英国保留一丝体面，从帝国版图扩张的助推者变成了帝国崩溃的缓解器。

柏林谍影 : 五十周年纪念版

[英] 约翰·勒卡雷 / 刘险峰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5

程衍樑：尤其是在“二战”以后，我觉得热兵器的战争等于是退出了一线，相反的，在暗流之下的交锋就成为实质上的一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才发现，冷战的漫长的岁月看上去波澜不惊，但其实底下各种暗潮涌动，给间谍小说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九十年代以后，整个的间谍文学有一个巨大的衰退，一直到阿富汗战争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类型的作品。但是在这之前，出现了包括勒卡雷巅峰的那几部作品，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提到的像《柏林谍影》、“史迈利三部曲”、《女鼓手》等等，不可否认的是，大量的素材就是堆积在冷战那个年代。

沙青青：如果你有对冷战史背景有所了解，其实能读出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地方。英国情报系统出过像“剑桥五杰”这样的人，勒卡雷笔下的英国情报圈或者“马戏团”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内讧不断，一直在掉链子的机构。它是一个崩溃帝国或者一个衰败帝国之下的一个机构，面临的就是一个帝国分崩瓦解的历史不可逆的过程，很多人读了勒卡雷的小说，总觉得有一种非常压抑的感觉或者一种宿命般的悲剧命运在里面。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 史迈利三部曲第一部

[英] 约翰?勒卡雷 / 董乐山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2-3 

程衍樑：1979年，BBC拍了电视剧《锅匠，裁缝，士兵，间谍》，非常好看，当时剧组聚餐，勒卡雷去了，还去了几个过去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的老总，其中一个老总在那里吐槽说，自从这小子开始写小说以后，我们招大学生就越来越困难了，很多大学生出来之后在考虑是不是要找一份情报工作的时候，看了一两本勒卡雷的小说迅速地打消了这个念头。

沙青青：文景最近出的这本《间谍的遗产》的英文原版是2017年的时候出版的，故事发生的时间也非常接近当下。故事的缘起是当代的军情六处把几十年前退休的老间谍突然召回伦敦去，要追查当年《柏林谍影》发生的事件，那次行动死了很多人，现在当年的牺牲者的家属来政府告状了，情报局对老间谍说，你是当时的直接负责人，你要跟我们交代一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小说的主角就是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电影里“卷福”扮演的角色，当时他已经七八十岁了。归根结底，现在的情报局就是希望这个退休的老间谍能背当年的锅，让他去负责。这个故事是非常现代语境发生的故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切入。勒卡雷在这本书里面充满了对当代英国圆场新一代的嘲讽和不屑，在他看来，现在的这一批圆场年轻的一代，他们没有一个崇高的欧洲理想在背后支撑他的行动，更多就是一个上班族，一个工薪族，一个普通的公务员，不存在一个所谓宏大的理想，他们根本很难想象在冷战的环境之下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牺牲，为什么要做这样艰难的道德的选择，以至于他们愿意去承担这样的后果，现在这批年轻人无法想象，这也是回应了笼罩勒卡雷一生的疑问，怎么样去解释金·菲尔比这些人的行为，其实类似金·菲尔比的人在英国非常多。

间谍的遗产

[英] 约翰·勒卡雷 / 文泽尔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20

程衍樑：后来BBC采访过当时负责菲尔比个人生活的一些苏联这方面对接的工作人员，对方就说，菲尔比在莫斯科的晚年，他依然从不后悔自己这些事情，他只是偶尔特别想念伦敦。

沙青青：在勒卡雷的笔下，无论是作为对手出现的比如说苏联方面的一些人物，还是圆场里面像史迈利这样的主角，对他们来说是给予他们平等的关照，他不会区分谁是正面、谁是反面，没有一个所谓正反对立的关系，他认为无论是苏联方面的角色，还是史迈利，他们是同类人，他们在冷战非常紧张的环境之下，彼此厮杀，彼此对决，彼此加害，但是本质上面，他们是同一群人。如果你看过《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电影版的话，当中有一幕非常有意思，就是一帮圆场的英国特工在圣诞晚会上，所有人齐唱苏联国歌，这个场景让人印象非常深，所有人都是用流利的俄语在那里高唱，这个说明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道理上是同样的，对他们来说，莫斯科也好、苏联也好，是你斗争的对象，但是久而久之你跟他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关系和张力，因为你做的一切只有他能理解，他做的一切只有你能理解，你跳出这样的场域的话是不为外人所理解。

程衍樑：在那部电影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勒卡雷在英国这边塑造了一个像史迈利这样的形象，就是有价值观的典型，同时对自己的事业尽职到底，但是又有点颓丧，在家庭方面非常失败的英国情报领袖的形象。在他的对立面是一个苏联人卡拉，他从来没有正面出现过，但是在电影里面给了各种各样的线索，他跟史迈利中间有惺惺相惜的关系这个电影里面其实非常隐晦地表达这样的态度，无论是在英国阵营，还是在苏联阵营，你们在这条战线上最尽职尽责的这群人，你们是一类人。

沙青青：你们虽然背负着看似天差地别的目标，但是其实差不多。

程衍樑：按照《间谍的遗产》的设定，史迈利那时候应该100多岁了。

沙青青：是的，按照之前的小说设定，他现在应该至少100岁了，但是他在小说最后还是粉墨登场。最后有一段表达，他拍拍“卷福”饰演的那个人物说，说到底，我是一个欧洲人。这本书是在2017年的时候出版的，当时英国发生了“脱欧”，在勒卡雷的眼里，作为一个冷战时期走来的在情报战役上工作过的人，为了欧洲的理想做出牺牲了奋斗，做出了很多很艰难的道德选择，结果你们这一代人居然“脱欧”了，葬送了整个欧洲的梦想。背后就是隐含着很强的遗憾在里面，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更能够理解他们这一代人的失落感为什么会这么强烈，现在这批工作者已经丧失了目标、丧失了理想的一代人。

沙青青：反过来说，你更能感受到他笔下史迈利的宝贵之处，他对外要对付卡拉，对内要对付办公室政治，为他自己的欧洲梦想一直坚持到100岁，还是念着他的欧洲梦：我是一个欧洲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可能是比一个“007”式的人物更难得的文学形象，或者是勒卡雷理想中的一个间谍的形象。

程衍樑：在冷战的过程中，两种不同小说有不同的风格和受众人群，承担的政治任务不一样，对于普通读者或者对于完全不看小说的这些电影的受众来说，“007”当时是一个宣扬英国或者宣扬英美情报界光明面的文艺作品，在文艺战线上，特殊的时代有特殊的作用。如果从文学的眼光上来看，历史上最终我们会觉得可能像勒卡雷更像是一只脚迈向了经典的文艺殿堂。

沙青青：讲了这么多勒卡雷，也讲了很多英国冷战时期情报圈的故事。最后，我想收尾的事情讲到一个小轶事，想分享一下，为什么像史迈利这样的人，能够很执着地去追踪一个情报线索几十年，这个事情为什么能够在英国发生。

这个故事从日本开始讲，日本在战前有自己的情报组织，但这个组织在1945年之后被撤销掉了。在1950年之后由于冷战的形成、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人重新成立了类似特高科的组织，就是所谓的公安警察。当时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公安警察的负责人叫后藤田正晴，他当过副首相，位置非常高，这个人比较有意思，他是一个亲华人士，对中国态度非常友好，当过中日友好会馆名誉会长。但是在六十年代的时候，他直接负责公安警察相关的事务。在六十年代的时候他去英国业务学习，向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取经，你们是搞情报的，我们要学一学。这个也很正常，我们知道美国的情报机构CIA其实也是在英国人的指导下成立的，在“二战”之前，美国没有一个综合性的情报机构，当时在“二战”期间，在英国人的帮助之下成立了战略情报局OSS，后来才有了CIA，这一点确实受到了英国情报机构的影响。到六十年代，后藤田正晴去了英国取经，见到了军情五处的官员进行了很深入的交流，军情五处的官员突然问他一句话，他说，你能不能帮我们一个忙，我们想了解佐尔格的情报，你们是不是还有保存着“二战”时期佐尔格相关的情报，能不能给我们？佐尔格是苏联“二战”时期最传奇的间谍，当时牺牲在日本，他也来过上海，在远东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网，后来被派到了日本，以德国记者的身份在日本长期潜伏，传回了大量有用的情报，甚至也是属于最早一批苏联情报人员，他最后被日本的特高警察逮捕，杀害了。当时日方非常意外，现在已经是六十年代末了，你突然问我1945年前发生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都已经发生20年了，你们军情六处为什么关注这个事情？这个跟冷战时期的背景有关系吗？当时军情六处的官员突然讲了一句话，意思就是说有关系，为什么呢？他情报网的根还在，还是开枝散叶的，所以我们想追查这个事情。后来他忍不住好奇就问了一句，他说在哪里？后来军情六处的官员就回一句，在上海。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从中可以看出，英国人情报系统运作方式的执着，以及像史迈利这样的角色在真实世界中也是真真切切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