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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对郭沫若的诗和历史剧有什么褒贬?

对郭沫若作品的批评几乎是伴随着郭沫若本人的跌宕而成的。诚如俗语“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郭沫若的作品,换一个角度读,也能读出不少问题。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郭沫若《凤凰涅槃》

学者对郭沫若的诗和历史剧有什么褒贬?

2016年7月9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郭沫若蜡像

11月16日是郭沫若诞辰124周年的日子。从最初的五四时代充满反抗、叛逆的作品,成就时代之标杆,到建国后,在全国文学艺术会、中国文联担任要职,再到逝世后,各界对他在“文革”前后表现的争论,直至今天,人们对郭沫若的评价仍尚存争议。如果不谈其人,只看作品的话,就会发现学界对他传世的作品也有许多争议,一些学者肯定他的反抗与划时代意义,另外一些学者提出猛烈的批评。

对郭沫若作品的褒扬

1921年,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出版,褒贬不一。在褒扬的一方中,最多的是对其自由诗体裁、白话诗风格的肯定。例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写道:“诗的本职专在抒情,在自我表现,诗人的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他(郭沫若)最厌恶形式,而以自然流露为上乘。”闻一多也曾生动形容:“忽地一个人用海涛底音调,雷霆底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

学者对郭沫若的诗和历史剧有什么褒贬?

1921年版《女神》。

在《女神》首版后第二天,创造社作家郑伯奇便对其思想内核进行分析。他认为《女神》是个性解放的产物,郭沫若通过大量直接的情感表达和宣泄,向读者展现出自己心中的理想、矛盾、挣扎,也展示出渴望通过毁灭获得新生的涅槃精神。随后,学者们围绕郭沫若诗中的表达技巧、思想内涵、社会心理等方面作了深入的研讨。这些褒奖最后都指向其浪漫主义精神和对自由的不懈追寻。

学术研究要有新拓展,需要有新解读,新时期以来,郭沫若作品研究者试图从文化品格、文化传统上去理解他的作品。早期郭沫若研究者黄侯兴认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青春型”文化品格,“作为一个诗人、学者,郭沫若的一生,便是在精神、气质、性格、情绪上始终属于‘青年’的印记。”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孙玉石也曾撰文《郭沫若浪漫主义新诗本体观探论》,提出“郭沫若浪漫主义新诗本体论”。他认为诗人的情绪、生命的情绪就是郭沫若浪漫主义新诗本体的核心,情绪是郭沫若“诗歌生命的源泉”。

除了诗作,郭沫若的话剧,特别是历史剧也常常受到赞扬。他一生总共创作过11部历史剧,全都是托古喻今的风格。《屈原》可以算得上是他的代表作,在剧本完成后不久,散文作家孙伏园就撰文赞扬该剧实在是一篇“新正气歌”,认为剧本表现的“是中国精神,杀身成仁的精神,牺牲了生命以换取精神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刘遽然则评价《屈原》的根本价值是“从屈原那种爱国舍身的高尚思想和坚毅不拔的卓越人格上,给予目前在为复兴抗战而奋斗的中华儿女,一番宝贵的教训和楷模”。

学者对郭沫若的诗和历史剧有什么褒贬?

1942年话剧《屈原》剧照,金山饰演屈原,张瑞芳饰演婵娟。

对郭沫若作品的批评

对郭沫若作品的批评几乎是伴随着郭沫若本人的跌宕而成的。早期,学界亦不乏对他作品的批评,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郭沫若出任中国文联要职的时间里,鲜少有批评之声,直至郭沫若逝世,陆续有重新商榷、评估的文章出现。

不可否认,郭沫若并非一位篇篇精品的作者,在他平生的大量作品里,也有不少“粗劣“之作。另外,诚如俗语“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郭沫若的作品,换一个角度读,也能读出不少问题。在前文中提到闻一多曾赞许过《女神》,随后也提出对该作的批评,“诗中夹用可以不用的西洋文字”、“《女神》底作者既这样富于西方的激动底精神,他对于东方的恬静底美当然不大能领略……”

除此之外,目前对郭沫若作品的批评大多集中在他建国之后的作品。有学者指出,建国以后,他的作品是典型的政治化文学作品,例如他在后期常常提及“东风”这一意象。这与毛泽东提出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基调是一致的。从1962年5月对《忆秦娥·娄山关》中“西风”做政治化寓意的解读之后,郭沫若便没有停下对此的附和。政治第一、政治正确几乎成为后期郭沫若创作的核心观念。

同时,他后期的诗作里还充满着口号和标语,从早先追求自由解放,突然带头推崇偶像崇拜,甚至失去理性判断地对各项政策加以歌颂,今天看来实在是巨大的讽刺。例如,1974年,郭沫若写作《春雷》一诗: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除了诗歌,学者对郭沫若历史剧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对传统史实、传说相去甚远的改变和再创造。例如,早期的《王昭君》,他为了表达情感和彰显主旨的需要,进行明显地篡改杜撰。对此,当时的剧作家顾仲彝、作家向培良等人都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再加上其早期的历史剧作品中,确实存在着思想过于直接明显、艺术表现过于简单化的问题,更令学者聚焦了这些不足,从而得出作品艺术性不足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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