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王元化：一个知识分子的百年史

今年是王元化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王元化是中国当代思想领域开先河之人，这段时间，学界不少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来纪念王元化。学者们撰写纪念文章，出版社再版他的著作或出版研究他的书籍。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清园百年书系》即从不同侧面来展现王元化，这套书系目前有三本，蓝云的《王元化及其朋友》，胡晓明和学生沈喜阳主编的《论王元化》，还有一本是吴琦幸的《王元化传》。蓝云是王元化晚年的学术助手，胡晓明和吴琦幸都是王元化的嫡传弟子，他们都是王元化身边最亲密的人，他们对王元化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思想非常熟悉。今天，这套书系中的三位作者许纪霖、胡晓明、吴琦幸，围绕着百年王元化的学思历程进行了一场隔空对谈。

王元化如何走上革命道路？

许：大家了解的元化先生是一位学者、思想家，但他更是一位革命者。元化先生的父亲王芳荃老先生是圣约翰大学毕业，又留学美国、日本，回国后曾在清华学校教授英文，元化先生的童年是在清华园里度过的，可以说他是个“学二代”。回顾中国现代史上，“一二·九”后投身革命队伍的青年人，特别以北平为中心，学二代、官二代的青年特别多，元化先生也是那个时代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原因促使元化先生走上革命道路的呢？

我在《王元化传》里看到，王元化的原生家庭，特别是母系一族，是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元化先生少年时期在北平曾经就读过孔德学校，也是有基督教会办的学校。我想，这个基督教文化氛围，对他走上革命道路是不是有影响？

吴：先生是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主要是文化工作。促使他投身革命，归根结底是爱国主义。20世纪的三十年代，日本的侵略给了这些年轻人心理上很大的刺激。先生的家庭是一个比较富足的知识家庭，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队在北平的一些暴行，比如开着坦克上街，带着刀枪在街上耀武扬威，对于像先生这样有血性的年轻人，觉得不能容忍。特别是在先生跟随家人从北平逃难到上海，辗转了一年多，途中所见所闻，使得他无法忍受这种被欺压的屈辱。另外，正如许纪霖刚刚讲到的，先生的原生家庭具有基督教背景，他从小在这个环境里成长，受到了基督教平等、自由、博爱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所以对待日本的侵略，心理上是有创伤的。面对七七事变后的北平的惨状，他想到的是要改变，所以他一到上海就加入了共产党。先生走向革命的路径也代表了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走上革命的方式。

另外，先生性格中还有楚人的耿的一面。他一生都在求真求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文章的结集名为《向着真实》。对于真、对于实的追寻也是先生一生的向往。这也决定了他波折的一生，以及晚年反思的动因。

胡：先生曾说过，为什么整个20世纪，年轻人，只要是有血性的年轻人，都深深地被左翼精神所吸引。 民族危机是一个契机，他的原生家庭是一个因素。具体说到先生为什么会走上革命道路，我认为这是“历史的无解”。历史上有些东西是不能用理性、规律性来分析的，就是一种无解状态。当然，刚才两位都说到了先生受家庭的影响。先生父亲王芳荃老先生是十分爱国的，他的外祖父桂美鹏创办的圣公会也有革命的传统，圣公会曾是湖北辛亥革命的一个站点，这些爱国的精神、革命的传统，对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信念，对不平等的反抗，成为先生的思想底色。我举两个例子：

一二·九的时候，先生的姐姐都在城内读书，而学生们在运动，他还对姐姐们说，你们快回到你们学生的队伍中去。那个时候，听说香蕉是从日本来的，所以先生香蕉也不吃，对日本是很抵触的。

许：我最近在研究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我发现一二·九运动的主力是燕京大学，而燕京大学是基督教背景的大学。基督教强调大爱、怜悯、关怀，基督教也有很强的斗争精神。面对日本的侵略，这种不正义、不公正，不仅仅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更是人道主义的。

九十年代，很多人开始反思，而王元化反思是从自身开始的，是什么促使他开始反思的。

许：元化先生所代表的是“后五四”这一代人，他们在精神世界上基本承继了五四一代的价值观念，他们仍保持了对民主、自由、科学信仰和追求。元化先生加入革命后，也是用五四的方式来写文章。我还发现元化先生是擅于说理的，他会用他掌握的理论知识，来分析问题。这也是他后来进行反思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吴：先生与其他的人反思不太一样，他并不是去反思一个事件，一个思想，而是把自己放入反思的对象的。王一生有三次反思，第一次是对文艺机械论的反思。第二次反思是在1950年代，这是他在大量读黑格尔，读马恩原著后的感受，是对个人崇拜，盲目信仰的反思，我认为这是一个方法论的反思。第三次反思是从1991年开始，也就是从为《杜亚泉文选》作序时，这是他对普遍规律性、历史与逻辑统一性以及理性绝对化的反思。这三次反思就奠定了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而到了先生晚年，他对文明的忧虑，对物质主义的反思，让他的反思达到一个很高的境地。

胡：谈到先生的反思，反思的内容，为什么会反思，现在已经讨论的很多了。理论上、学养上、理论深度和问题意识的挖掘，让先生的反思都在一个很高的高度上。如果说起先生反思的原因，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即求真与求善的合力。林同奇先生曾评价先生的反思，说他是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经历作为反思的机制、动力、方法与思考的对象。把先生的反思放到中国传统儒学中，强调生命的“体证”，强调“为己之学”，这是可以找到归属的。林毓生先生认为这是中西方学人的不同，西方学人强调客观地求真。林毓生先生认为中国深刻的文学家也是深刻的哲学家。中国近现代学人的特色，像先生，既有中国传统学人的求善，生命在其自己之思；又有西方学人的求真，生命在其外部，应客观对立起来思考。这是一个辩证关系。在中国传统学问求善中，也有深刻的求真；在西风学问中的求真外，也有深刻的追求道义、良机的求善，这是有其内在的张力。

先生晚年，在林毓生先生的引介下，开始了解、研究史华慈的思想。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西哲人在对文明的忧虑的问题上，是有一点心有灵犀的。

许：史华慈对晚年王先生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的《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一文让王先生十分震撼，有深刻的共鸣。史华慈提出，千禧年的危机是科技的发展是否会让从古罗马、希腊、中国、印度等轴心时期留下了的轴心文明崩塌呢？人类文明都是建立在轴心文明的基础上。当然，新时期会有新的文明，文明也需要更新，但是更新的文明如果没有轴心文明作为底，对人的关怀，对超越世界的关怀，那这个未来的世界，用王元化的话说，这世界不再让人着迷。假想一下，未来世界如果是被人工智能肯定化以后，都是十分确定性的东西，失去了让自己穷尽一生去追寻、探索的东西，失去了超越性，这个世界的意义感就不存在了，那这还能让人着迷吗？

王元化在学术上的贡献

许：王先生不仅是思想家，也是大学问家，因此也有了“南王北钱”之说。他提出“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是如何贯穿这一思想的？

吴：先生作为学者，与其他学者有着明显得不同。先生交好的朋友，如林毓生、余英时，他们有一个完整的受教育的背景。先生不是学院派。他参加革命后就是职业革命家，他没有按照父母的愿意走学术道路，只是在断断续续的自学中，通过自己的思考，获得了自己做研究的理论和思想资源。他做学问用生命来体悟，这与他的学习、他的工作、他的经历密切相关，他不断地用他的思考对他的学问进行拷问，这就走出王元化的思想道路、学术研究道路，这是他治学的路径。所以他提出了“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也完整地体现了他的学术观。

胡：学术、思想这二者是有一个内在的紧张的。先生虽然倡导“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但他并不是要绝对的、毫无疑问的，绝对化的要把二者统一起来，他一直反对绝对化。学术、思想这二者是可以区分的。比如他主编《学术集林》、主持编撰《古文字诂林》，这些都是纯粹的，在学术上的求真求实。先生曾在给林毓生先生的信中说，当前的学术研究，其中有一点就是，要把从西方的概念中引来的，一知半解的东西，搞清楚，搞明白；做学术也要由粗至精，由浅至深。所以，学术与思想是可以分开的。学术与思想的统一是个理想状态，先生做《文心雕龙创作论》，后来他不断地修订它，不断精密化，也是不断学术化的过程。这本书就是既有思想又有学术的体现。

许：元化先生著《文心雕龙创作论》，为文艺理论，特别是古代文论，在方法论上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范式，这是有开创性的。元化先生不局限于文学、文艺理论，他把义理、词、考据，把文学、哲学、历史都打通了。回到他提出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二者即具有独立性、自主性，但又有相对性。好的学术不是空谈，背后是有学理的；学术是有价值的，但如果能提升到普遍价值、普遍意义上，就赋予了其思想性。在元化先生的著作中，《文心雕龙创作论》是“有思想的学术”作品，而《九十年代反思录》《思辨随笔》，是“有学术的思想”作品。在当代学人中，能不能让自己的学术，让自己的专业，能不能在学理的支撑下，再深刻一点呢？元化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