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元旦、春节前后，一般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年终总结活动，读书人和文化口的媒体人比较热衷于评选年度好书，我也很喜欢通过书单了解一些新的资讯。不过，书单虽好，自己读过的，才亲切有味。年底有机会得读几种新书，感觉颇有所获，草此短文，与同好共享。
《读史与治史》，辛德勇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12月
此书是人称“辛神”的著名历史学者辛德勇教授在三联书店出版的随笔系列的一种。就我个人而言，读后很有启发的文章有两篇，其一是《<史记>的体例与历史研究——以<六国年表>为例》，强调“读古人书，须识其义例”（钱大昕语）。田余庆先生有一篇深具影响的秦汉史论文，题作《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在辛德勇看来，田先生这篇名文“基本结论和论证过程都存在严重瑕疵，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往往先入为主而未能顾及史书所固有的‘通例’，从而造成对史料的误读误解”。早就耳闻作者撰有此文，但一直未见其公开发表，也就无缘拜读，直到此次收入随笔集。
另一篇读后印象深刻的文章题为《不暇亦学——读<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由中华书局于2018年出版后，我读过一些书评类的文字，然而现在脑海里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不暇亦学》早在2018年10月2日发布在作者的微信公众号“辛德勇自述”上，但我未曾第一时间获读，竟致错过了。因缘巧合这回结集成书才碰到，读罢觉得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谈郑天挺先生其人其学的文字。通过《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究竟能读出多少东西，这是非常考验学者眼光和功底的。所谓“内行看门道”，《不暇亦学》就是一个范例，作者以其版本学、目录学、金石文字等方面的深厚积淀，谈他对“及时学人”郑天挺读书治学的观察和体会，尽可能“撮述其造诣所在与其渊源所自”，而又充满“同情之理解”，差不多可以视作“郑天挺学述”，平实、周正，有大家风范。
书中追怀故人（如李学勤、钱锺书、宿白、范学辉），都出语真挚，读罢感慨良多。这些逝者离现在都比较近，或许过个二三十年，就是珍贵的史料了。最后几篇是作者为他人的书（郭声波《〈史记〉地名族名词典》，苏枕书《岁华一枝》，李广洁《金戈铁马——与山西有关的著名战役》）而写的序，读后不禁想追着读，从中亦可见其术业有专攻，以及文辞之恳切。
在当下的出版界，一个集子能达到这个程度，似乎也不容易了，当得起“值得一读”四字。
《文心雕龙讲记》，龚鹏程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
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近世备受推崇，誉之者赞其“体大虑周，识采丰美，是评藻之圭臬，文章之冠冕”，是文学批评的最高典范。近代治“龙学”者不乏名家，但在腹笥渊深、视界宏阔的龚鹏程教授看来，前贤时彦之作有不少荒谬可怪之论，“树越大，阴影就越深；名越高，误解也越多，凡物皆然，此书亦不例外”。藉2010年9月至次年6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授课的机会，作者将课堂录音整理成书，遂有了这部《文心雕龙讲记》。
作为“龙学”的门外汉，我几乎一口气读完此书，受益良多，不由得赞叹作者才气纵横，博学卓识。作者在序言中表示：“讲《文心雕龙》，目标不在书上，不为谁做功臣孝子。只是以这本书做个例子，教人如何读书、读人、读世、读理。”掩卷思之，这个常常让人觉得目空一切的龚夫子，通过讲授“雕龙”与“雕虫”，并不像粗粗看上去那样狂妄，内里确有真功夫，而且气度轩昂，襟怀恢廓。该书近五百页，正文有十五讲，内容着实丰富，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略作介绍。
观其要，知其蔽。作者在第一讲提出了阅读《文心雕龙》的四个原则，分别是：古今异谊，中外异理，观其要，知其蔽。可以说，全书大体上就是从这四个方面对此前诸家诠释的辩解——以今例古，以西格中，不知根本，盲目推崇，这是今人治学极其常见的毛病，有的人堕入其中，却洋洋自得。而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大纲大本不能搞错了”，这就像黑夜里带着手电筒赶路，那一束光让他洞悉此前名家著作的关节和软肋，所以书中常常出现某某“不通”、某某“大谬不然”之类的字眼，这种地方就很值得揣摩、推敲。
经学、史学、哲学下的文论。《文心雕龙》向来被视作古代中国一等一的“文学批评”——这样说，粗看并无不妥，一旦深究起来，就可以牵出很多问题。比如，用“文学批评”这个术语界定《文学雕龙》，就是西学东渐之后参照西方的文类划分来处理中国的文学作品。中西之间，有的地方可以比附，有的地方则有类圆凿方枘，本性迥然有别。作者强调：“刘勰的根底在经学，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是要阐发经义，因此他将所有的文体推源于经典。这就是全书的大纲维、大脉络。”近代学人受到清儒的影响，渐渐形成“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两相对立的学术思想史判断，又遭受西学的巨大冲击，身世沧桑的《文心雕龙》在被刻意拔高的同时，也遭到很多误解。本书力图正本清源，指明魏晋南北朝虽有追崇老庄、鼓吹玄学的风气，但那个时代的思想主流仍是推尊礼法、经史传家。“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的《世说新语》造就了“魏晋风流”，也造成了巨大的遮蔽。本书通过“经学礼法社会中的文论”“文论中的经学”“文学解经的传统”三讲，步步为营，深入透彻地剖析了经典与时代的复杂关系。不止于此，本书还进一步在史学（文学史）、哲学（“文字—文学—文化”一讲）的视野下探察刘勰的文学观。其中，作者对近代以降在革命史观裹挟下“把中国文化描述为一种西方文学的山寨版”作了深刻的剖判，对历史学系不研究文学的历史，对近世文学史写作与教学“对历史中审美活动之无知无视”等常人熟视无睹的怪现状的揭批，让人大呼过瘾的同时，也不禁令人嗟叹，引人深思。
与《文选》《诗品》的关系。近来不止一位学者认识到“文”在中国史上的重要性，而且尝试多角度予以探究。确如龚鹏程所说，“文”在中国乃是最复杂也最重要的一个字，而如何历史地认识“文”的历史，无疑是一个沉甸甸的课题。而本书的一大胜处在于，作者清楚地意识到，“好的专门之学，可以从一个点上无限展开，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文学乃至社会、思想等许多问题。”因此作者论《文心雕龙》却又不局限于《文心雕龙》，而努力延伸、贯通。《文心雕龙》与昭明太子《文选》、钟嵘《诗品》的关系，是治“龙学”者绕不开的题目，本书对此也有详实剀切的解说。
由此牵连开来，书中还涉及文学研究中的“抒情传统”、史学研究中的“常态与变态”、思想史研究中的“佛教与文学”、艺术史研究中的“文学与书法”、学术史研究中的“文献分析和处境分析”等诸多议题，而作者一一辨析，给出鞭辟入里的诠解。总之，是书卓见迭出，如在山荫道上，令人应接不暇。
《科学史的起跳板》，田松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6月；《什么是科学史》，吴与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7月
吴以义教授在《什么是科学史》中说：
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绕过原子物理学的发展而对20世纪的政治史、外交史做完整的说明，或者能忽略人对于自然的研究而对文艺复兴做出合于理性的解释。工业发展之中的科学因素是有目共睹的，科学革命的理性精神之于稍后的社会变革的影响更不待赘言。我们可以说，为现代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的产业革命，为现代社会奠定精神基础的启蒙运动，在历史渊源上都指向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现代之所以为现代，追根溯源，无不由此而来；正是由此产生的理性精神，定义了现代社会。
田松教授在《科学史的起跳板》里说了一段与之意思相近的话：
20世纪之前的历史学家可以写一部通篇不谈科学的历史著作，并且被视为优秀著作，到了20世纪，这已经不可能了。科学及其技术改变了我们生存的世界，以及我们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甚至，包括我们看待历史的基本方式。以科学及其技术为基础的工业文明，在20世纪这一百年来，尤其是“二战”结束至今，造成了全球性的环境危机与生态危机。科学无疑成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两本书都是关于科学史的，但写法很不一样。简单地说，吴著更“科学”，田著更“历史”。吴著在每一章通过串联、疏解科学史上的经典文献，涉及“科学的历史研究的方方面面”；田著则是课堂讲稿，“与大家讨论科学史和历史的基本问题和基础问题”（真的保留了部分讨论内容）。在我看来，吴著对读者的要求更高——只有真正读过他提到的那些科学史文献，才能对他的讲述有比较真切的认知。这么说，并不是指田著就可以随意对付，而是指它的可读性相对更高，更容易引起普通读者的思考和共鸣。我甚至觉得，田著可以列为历史系本科生的必读书，或加入广义的“通识书单”。
田著一上来就引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科学家写论文的时候，通常不使用第一人称单数代词，而使用复数的“我们”；不少学术期刊要求用“笔者”作为第一人称代词。藉由这个现象，作者告诉我们：历史写作也是有人称的。“而只要是人写的，就会有人的立场、人的偏见和短见。”这似乎早已成了人文学科的常识，但对于不了解科学史的读者来说，无异于旧瓶里的新酒。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一些司空见惯的问题，比如作者会提“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喝牛那种动物的奶”“中医为什么要有科学依据”这类乍一看很古怪的问题，但稍作思考，可能会让你脑洞大开，从而进入一个新的思想境界。随着讨论的深入，作者在不经意间抛出他的答案：“所有历史都是辉格史，不同之处在于，以往的历史学家可能是不自知的辉格史家，而此后的历史学家，应该是自知的辉格史家。”相对于历史学工作者仍在辉格史观和避免辉格史观之间徘徊，科学史工作者显得直截了当、掷地有声，就像一盆冷水扑面而来。
为避免更多剧透，我把该书的目录抄在这里——第一讲，历史的本来面目；第二讲，历史的细节；第三讲，历史的再阐释；第四讲，历史的功能；第五讲，历史作为依据——读还是不读，就看读者的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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