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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学者撰写的经部善本书志

《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经部》(上下),张宝三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360.00元

《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经部》(上下),张宝三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360.00元

《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经部》(上下),张宝三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360.00元

所谓学者,就是一个通过读书来获取知识形成思想解决问题的人。书有未曾经我读,于是就尽量找到书的提要或书志类书来充实知识。就我这样一个没人指点读书迷津的人而言,就更只有拜提要、书志为老师。虽然我不能像余嘉锡先生那样撰著《辨证》,却也是从读《四库全书总目》(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买到1965年精装道林纸本)开始,继而读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八十年代初买到万有文库本),继而读中华影印的皕宋楼、善本书室等藏书志,但那都是国内民国和清代书目提要。记得八十年代初,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出版,因为有许多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书目提要,自然欣喜,买了二本,一本置之案头,以为可以了解古籍外流甚至像皕宋楼一样在国内缺失的珍贵图籍。继而又借阅过屈万里的《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得知其提要初稿亦出王先生之手,王重民先生无愧是撰写海外书志先驱。

对外流古籍知识的渴念,导致我后来与三部美国所藏善本书志的结缘。第一是沈津先生的《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那时我正供职上海辞书出版社,所以奉命审阅了其中经史部文稿数十万字,一字一句地读,兴趣盎然,眼界大开。时隔数年,我的朋友陈先行研究员以他主编的《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相赠,使我多了一个了解外流古籍的窗口。而张宝三教授这部《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经部》(下简称《芝大书志》)则是新开的又一个了解外流古籍的户牖。沈、陈两位都是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哈佛和柏克莱大学两本书志早已惠泽学子、饮誉学林,也早有人介绍,无容置喙。经部著作一直为有意纂辑清代经学丛书的我所关注,尤其此书系由我的朋友、当代经学学者张宝三教授所著,更令我想稍抒所见。

我得知宝三教授之名是因为他的博士论文是《五经正义研究》,这个题目用上世纪九十年代眼光省视,其分量重到足以震慑学子。果然,后来在台湾识荆,他就送了我一本近达千页的《五经正义研究》。博士阶段能下此功夫,可见其对五经熟悉之程度。当然他任职台大后所专注的,主要还是循其硕士期间开启的《毛诗》研究为多,也关心东亚经学尤其是日本京都学派中国学研究状况,先后出版《唐代经学及日本近代京都学派中国学研究论集》和《东亚诗经学论集》等书。他不仅对经学有精湛研究,对目录学、书志学也深有学养,主编过《台湾大学图书馆藏珍本东亚文献目录》之《日本汉籍篇》和《中国古籍篇》。以一个经学学者而兼具书志学涵养的人来编纂芝大经部善本书志,自会有其独特的眼光和视角。

芝大东亚图书馆首任馆长为著名汉学家顾立雅,继任者是驰誉中外的钱存训教授,且先后接受过劳费尔、李宗侗等庋藏图书,故该馆所藏以经部古籍(含善本和普通本)为其特色,竟有一千七百多部,“且不乏孤椠,洵为全美第一”(沈津语)。这“第一”的双重含义,一是数量,二是质量。作者从中选取六分之一二百八十四部善本撰写书志,无疑是其中精华所在。

先列举一二:前两年出版李卫军编著的四巨册《左传集评》,收录六十余种《左传》评本,我购而阅之,总以为已集《左传》点评之大观。而芝大藏有《名公注释左传评林》一种,题明欧阳东凤批评,明李茂识编次,明万历刻本,作者据评林姓氏中避讳字,断为清代印本。此本唯日本尊经阁文库亦藏一部,《四库总目》和《古籍善本书目》皆未著录,其他公私图书馆亦罕见。该书所列参评者有三十一人,除真德秀、朱申、穆文熙等寥寥几人外,他若杨慎、邹守益、唐顺之、李攀龙、王世贞、王宗沐、王锡爵、陈与郊等,或因未有专书,而皆为《左传集评》所遗,可见《评林》一书之价值。又《春秋公羊经例比》六卷,以《春秋》经文相同或相近之文句分类排比,加以申述,有类于杜预之《释例》,因系稿本,自为他馆所未收。作者细察前后内容之重复,断为未完之著。虽然为未完之著,但因《左传》有《释例》,而《公》《谷》二传则缺如,有此一稿,足可启迪来者研究之路向。

书志所要展现者,并非仅仅据书撰志,还须对馆藏著录有所考证。即就《春秋公羊经例比》稿本而言,因有“文廷式章”白文方印一枚,馆藏旧目原著录为文廷式著。作者查阅文氏现存著作、日记、随笔均未提及此书,唯《纯常子枝语》有“余尝欲为群经撰句例一书,惜匆匆未暇也”,遂排纂文氏行年要事,谓“似少有可能撰作”此稿。复据“易印漱平”之印,推定先由文廷式藏弆,转为易培基所有,传之独女易漱平,遂随其夫君著名学者台大教授李宗侗藏书转让芝大。又如清抄本《大易讲义合参》与上图所藏《周易讲义合参》稿本(实为抄本)同出一源。因上图本有“惠栋之印”“定宇”钤印,被定为惠栋所著,但不久即被质疑。作者从比勘两种抄本内容入手,查得上图《八卦取象歌》等六图为芝大抄本所无,复就抄本用字、讳字、行款等考校,左证了上图本非惠栋著作之说。由是可见上图稿本识语称“惠定宇先生著《周易本义辨证》既成,复著《周易讲义合参》。今《辨证》已刊版行世,《合参》祗有钞本,而流传亦希。此则先生之原稿”云云,乃递藏者出于自珍的想当然之说。

古籍流传,有草稿,有清稿,有初刻,有重刻,错综复杂。据书撰志,既要参考各公私藏馆著录,又要稽考序跋,联系内容,以定刻本年代。作者现任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以往曾执教台大多年,且尝撰写台大图书馆古籍藏书目录,熟稔该馆藏书,因在考述元郑玉《春秋经传阙疑》之版本时,引录芝大館藏所无的台大同书书末郑肇新跋文一篇,揭示了三百年来此书稿本在宗族中传抄之迹。更征引《四库总目》《经义考》及各馆收藏目录,基本理清了此书之源流与初刻、重刻之本。而若“《诗经喈凤详解》八卷《图说》一卷”一书,版式分上、中、下三栏,题为清陈抒孝撰,清汪基增订。作者以汪氏尝自著《古文喈凤》一书,遂溯其改陈氏《诗经绎传》为《诗经喈凤详解》之由,揭示明人在科举参考书中改头换名行径之一例,且指出该书“备考”由汪氏新增,“图说”亦经汪氏斟酌取舍。至于中栏“汪氏庭训云”语,则据书首吴启昆序汪氏“尊人沐沧先生口授札记庭训汪子兄弟”云云,定为汪父之说。是皆能实事求是而深中肯綮。

前人撰写书目提要,或一人见闻所限,或假借众手所成,像《四库全书总目》和《续修四库提要》皆属巨制,前者积篇过万,后者更达三万多篇,难免疏漏纰缪。自胡玉缙之后,纠错者接踵而来,更正者何止千百,《芝大书志》于此亦时有所见。武英殿本《四库总目》卷六《周易述》提要有云“其注疏尚缺下经十四卷及《序卦》《杂卦》两《传》,盖未完之书”,文溯阁书前提要同。而文渊阁和文津阁书前提要则作“缺下经第四卷”,《芝大书志》指出此书第八卷注“全卷阙”,此即下经第四卷,乃知殿本、文溯阁本皆误。另《芝大书志》又指出《续修四库提要》中伦明撰陈孚《学庸窃补》提要据序文定为乾隆十一年刊本,又著录为九卷,而实际原书是《大学窃补》五卷,《中庸窃补》九卷,总十四卷。且芝大藏本书前书名页有“乾隆庚午新镌”字样,乃疑伦明所见本无书名页,故有此误。

古籍流转递藏,自属事理之常,而欲追踪其流转之迹,则藏家印玺每为重要依据。作者在撰作书志时,于藏书钤印颇能用心。若毛晋汲古阁刻本《诗外传》钤有“风树亭藏书记”朱文长方印一枚,因易培基故居正位于长沙南门外白沙井枫树亭,尝刻“风树亭收两汉六朝碑志”印自用,遂将此书归之易氏所藏,而书又有“李宗侗藏书”印,乃知亦为由易而李,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入芝大馆藏。

尤其值得一提者,是作者在撰志过程中,尝发现某些善本古籍书页上钤有蓝、红色长条形纸厂印记,像明张岐然《春秋四家五传平文》卷六、卷十七、卷三十五个别页面,元陈师凯《书蔡氏旁通》卷四第十一页右面,皆钤有蓝、红色纸厂印记,于是追本溯源,博证文献,撰成《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钤纸厂印记研究》一文,初步理清纸厂有色印记的原委与年代,并援此以考定某些古籍印刷年代。《春秋衡库》一书,芝大缺书名页,北大图书馆藏同版书前题有李长庚天启五年序,因著录为“明天启五年吴县昆池刻本”。作者发现北大与芝大两本之卷一及卷五版心为单白鱼尾,与他卷单黑鱼尾不同,凡例亦增加两例,更重要的是,两本均有蓝色长条形图案的印记,由是推测两本皆明天启刻清修补印本。同理,因芝大与多家图书馆皆有收藏的题为崇祯刻本的《禹贡汇疏》,因北大图书馆藏本卷二第八页钤有纸厂印记,遂亦疑其为崇祯刻版之后印本。用纸厂印记来佐证印刷年代,为研究版本者启一新涂。

作者以经学学者身份从事书志撰写,书前《前言》中尝云:“本书志之撰作,除对经部各书作适当之著录,使读者得以对中国传统经学有基础之了解外,亦期望本书志可作为有志从事经学研究者之梯航。”悬此标准要求,“恒自惕励”,力求文献正确、论证有据,解读无误。而在一些人物生平和经典内容介绍方面,也尽量详细,使一般读者一编在手,少假他求甚至不假他求,而能明了经籍著者、抄者、刊者、序跋者先后抄刊、重刻过程。

迭经清末民初之战乱与通商,古籍外流不计其数,而随着中外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古籍影印回流和撰作书志介绍也日益增多,企盼此类书志撰写到一定程度,能有人予以总结梳理,描述中国古籍外流途径和缘由,补上中国书籍史上重要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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