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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归何处:淞沪抗战中的“人口失踪”事件

正在这时候,店前走过一群中国人,他们被陆战队和自警团押着,正要送到陆战队去。我不经心地朝这群人看了看,发现里面有鲁迅先生的亲弟弟周建人先生和他的家眷。

正在这时候,店前走过一群中国人,他们被陆战队和自警团押着,正要送到陆战队去。我不经心地朝这群人看了看,发现里面有鲁迅先生的亲弟弟周建人先生和他的家眷。我赶忙跑出去,跟陆战队说明理由,让他们把周建人先生一家释放了。此后,我让他一家先在我家里落脚,第二天让他们拿着我的名片,到安全地带避难去了。这虽是一件偶然的事,但确实太好了。因为当时有一种传说,抓来的人,陆战队不可能一一审问,统统都在私下传来传去的过程中被暗暗地杀掉了。

——内山完造:《花甲集》

日本方面抓捕被怀疑为“便衣队”的中国平民

日本方面抓捕被怀疑为“便衣队”的中国平民

一、抓捕“便衣队”与“人口失踪”事件的起源

十九路军与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交战在1932年1月28日夜间打响前后,包括虹口和杨树浦在内的公共租界东北部的绝大部分地区,已处于日军的控制之下。日军的进驻,彻底改变了这一区域原有的秩序。他们不仅对工部局警察实施缴械,瘫痪了巡捕房的正常工作,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弥补兵力不足,日军还将区内狂热的日侨动员并武装起来。

被动员和武装起来的日侨,由于身着便衣,手缠臂章,被人们称作“日本便衣队”。这个群体的来源非常复杂,既有“在乡军人会”和“自警团”成员,也吸收了来自黑帮和右翼的日本“浪人”。作为日军战时的重要辅助力量,名义上他们的任务包括指挥交通、搜查房屋及充当向导等,但这批失控的暴民,实际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直接把虹口地区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他们不仅擅自组织巡逻,随意搜查行人。一部分狂热分子还手持棍棒和日本刀,把被怀疑为“便衣队”的中国平民一一逮捕,并把这些受害者押往陆战队本部监禁或直接杀害。

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所谓中国“便衣队”是指身着便服的中国狙击手。他们声称,在虹口一带的巷战中,中国“便衣队”常常从背后开枪袭击日军,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为了稳固后方,日军必须肃清战区内的中国“便衣队”。抓捕“便衣队”的开始以及迅速泛化,直接导致大量无辜中国平民遭到拘捕、扣押和虐待。一部分人被公开或秘密处决,而成为所谓“失踪人口”。淞沪抗战中的“人口失踪”事件由此爆发。

现有材料显示,抓捕中国“便衣队”的行动,可能从28日夜间就已开始,在30日至31日“刮起了‘搜捕便衣队’的狂风”。抓捕事件发生较多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沿线。在同属虹口地区的吴淞路、闵行路、密勒路(今峨嵋路)和百老汇路(今大名路)一带也有类似事件发生。此后,随着战事向北推移,在闸北及江湾地区也有中国平民遭到日军拘捕、扣押和杀害的记录。事件爆发不久,日本人在虹口的暴行,便逐渐为上海社会所知。但真正将该事件推升为一个社会焦点的转折,则是“五洲大药房”总经理项松茂的被捕失踪。

项松茂,浙江宁波人,上海著名实业家、五洲大药房总经理。除了工商业家的身份之外,他同时也是一名抗日救亡运动的参与者和领导者。在日本人眼中,项松茂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抗日分子”,而他的五洲大药房则是名副其实的抗日企业。一·二八之役打响后,日本宪兵在29日便袭击了坐落在虹口地区的五洲大药房第二支店(大概坐落于今四川北路1330号)。他们不仅捣毁店堂,还将11名店员全数抓走。项松茂得知后,在第二天只身进入战区营救被拘店员,不幸也遭到日方扣押,此后便宣告失踪。

除项松茂之外,蒋牧师的被捕失踪,也引起了上海社会的广泛关注。蒋牧师,原名蒋时叙,美国长老会上海鸿德堂牧师。1月29日下午,50余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及武装日侨闯入鸿德堂搜查“危险品”。当时堂内包括蒋牧师全家在内共有30人。没有任何收获的日军对蒋牧师夫妇进行了殴打。此后,带走了8名中国平民,分别为蒋时叙夫妇、儿子、侄子、书记员、两名仆人以及1名在教堂避难的中国平民毛钟浩。蒋牧师一家只有年仅9岁的小女儿,因在外玩耍才幸免于难。这8人被带走之后随即下落不明,宣告“失踪”。

二、领事团的介入与“失踪人口”的移交

工部局在暴行发生3天以后,便已得知大概情形。但他们对日方的暴行无能为力,因为日军对他们提出的抗议完全不予理会。为了尽快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遏制不断蔓延的社会恐慌,工部局转而求助上海领事团,希望后者向日方施压。2月5日下午3点45分,“上海领事团特别会议”终于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召开。当时在沪的各国使节几乎全数参加,工部局总裁费信惇出席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费信惇就对事态进行了定性,他说:“尽管中日之间并未宣战,但日军在虹口地区已开始以交战状态来对待中国人。那些具有狙击嫌疑的华人,遭到了日本人草率的处决。”此后,他又进一步指出“工部局已接到大量失踪人员亲属的求援,要求工部局帮助他们查找失踪人员的踪迹。据工部局所知,目前仍有大量中国人被日军拘押,且工部局无法获知拘押他们的具体原因。”最后,费信惇将“皮球”踢给了领事团,他说“不断的报警会带来一系列公众恐慌,而必然会使工部局饱受指责。这可能成为某些调查的关键因素,也可能会使列强为在上海发生的事件承担责任。……我并不想与谁为敌,不过工部局接到的报告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疑虑,虹口地区正处于并将继续处于糟糕的境地,这需要领事团采取积极措施来缓解这样的形势”。

总裁的讲话尽管十分克制,但柔中带刚地将矛头指向了日本代表,同时也提醒卷入事件的相关国领事可能需要承担的连带责任。他的发言结束后,包括英国和德国领事在内的各国领事纷纷发言,甚至是表达不满。日方代表承受了很大压力,针对各方言论,总领事进行了一番无力地辩解。他老调重弹地将拘捕中国平民的肇因,归结于大量中国便衣队在日军后方开火。他承认一些中国人遭到处决,并对此表示非常遗憾。不过他认为形势已经好转,类似情况不会再发生。但他强调当场抓获的狙击手仍将遭到处决,而对那些只有嫌疑的人,他希望移交工部局处理。总裁追问日本当局是否打算立即承诺不再处决只有嫌疑的中国人。日本总领事表示他可以承诺,未经审判任何人不会再被处决,除了当场抓获的狙击手。

至于“失踪人口”的解救办法,领事团决定成立“公共租界狙击手嫌疑人调查紧急委员会”(简称“国际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所有在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地区被日本人拘捕的“便衣队”嫌疑人。领事团的介入大大推动了“失踪人口”的解救工作。2月6日晚间,日方将首批117名中国平民移交给了工部局警务处。这批人很快被安置在了工部局看守所,等待“国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

经过辨别,调查委员会发现在117名“便衣队”嫌疑人当中,居然有很多老人与小孩。这显然与此前日方所描述的情形大有出入。为解开这个疑惑,委员会在次日专门邀请村井总领事参会。针对委员会的疑问,他做了如下解释:日方原计划只移交65人,但当日本海军“夕张号”军舰将这批嫌疑人运到杨树浦“大阪商船会社码头”时,正好有52名中国平民被日军从战区送到了这里,他们便被一起移交给了工部局,移交总人数也就由65人变成了117人。总领事的解释看似合理,但仍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日方提供的名单显示,“便衣队”嫌疑人的人数是85人,而不是他所声称的65人。这20人的出入,究竟是总领事记忆上的错误,还是日本领事馆与军方的数据产生了矛盾,抑或完全就是托辞,不得而知。遗憾的是,调查委员会也并未深究。可能自知理亏,村井总领事第二天便告知奥尔主席,日方不会对已移交的117人提起控告,因此这些人随即获得释放。

尽管日方已在2月6日移交了部分在押中国平民,但这批人都是2月4日以后被捕的。对于在形势最混乱的1月28日至2月3日之间“失踪”的人口,日本当局既未移交,也未提供名单。这实际上意味着日本当局,至少日本领事当局并未完全掌握战争爆发最初几天的情况。在这段恐怖的一周时间内,他们也无法确定究竟有多少中国人遭到拘捕和屠杀。这也意味着包括项松茂、蒋时叙等在内的2月3日之前“失踪”的中国人的下落已很难查找。

即使是2月4日之后被捕的中国平民,日方也并未全部移交。此后,由于领事团、工部局以及日本当局对于调查委员会的权力权限、管辖范围和存续时间存在争议,在押平民的移交工作难以为继。据工部局警务处统计,自2月6日至3月11日,日方共向工部局移交了185人。此后,再无“失踪人口”的移交记录。

三、“失踪人口”的遭遇

日军在2月6日移交给工部局的首批117名中国平民,无论精神还是身体状况都十分不理想。见到工部局警察后,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你们是否要枪毙我们?如果是的话,就请立即动手,使我们尽快解脱。”他们大多已超过三天没有进食,而且精神极度紧张,以至于一些人连稀粥都无法喝下。在工部局看守所期间,他们一般都蜷缩在某个角落,只要听到开门的声音,就会被吓得突然跃起。这117人当中还有10多人身负枪伤或被刺刀刺伤,其中最严重的一名伤员,在移交给工部局不久便被紧急送往医院手术。伤员当中甚至还有一名3岁儿童。

2月15日,《申报》刊载了一篇题为《三元宫内灾民惨状》的文章。这是上海媒体第一次详细披露日方针对中国平民所实施的暴行,也使上海社会首次全面了解被捕华人在拘押期间遭受的非人遭遇。然而,由于《申报》是华文媒体,其中立性遭到质疑。报道刊出以后,工部局还专门派人前往三元宫进行调查,但否认有华人被拘押和遭到虐待的事实。

有关被捕平民在押期间遭遇,最详细可靠的材料仍来自于“国际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以后,曾对获释中国平民进行专门调查,并取得了一些幸存者的证词。兹举几例:

储松项(音译),46岁,木匠,浦东人。事变爆发时他正好居住在日军控制区内的嘉兴路。2月9日下午4点半,他下班回家。在嘉兴路桥附近被10名日本水兵拘捕。当时他穿了件白色夹克衫,日军认为他是便衣队,便将他拘捕。被捕之后,他被双手反绑押往北四川路上的日本小学。在路上,他不断遭到殴打,所幸没有受伤。到了日本小学之后,他发现已经有50至60个人被关押在那里。当晚8点半,所有人被转移到隔壁的日本剧场。那里的看守人员大概有10个人,但没有人对他们进行审讯。晚上,他们每人得到一碗冷饭。在被关押了近10天之后,包括储松项在内的10人又被送回日本小学,在那里有个日本军官问了他们的名字,然后就把他们释放了。

关押中国平民的地方

关押中国平民的地方

第二位幸存者是家住上海法租界善钟路(今常熟路)138号的王女士。她于2月12日被日本水兵拘捕,在被扣押了4天之后获释,此后便一直卧病在家。被捕之后,她先是被拘押在北四川路日本小学,翌日转移至日本剧场。在那里,她发现被关押的平民有80人左右,当中有男有女。她认出有一些人是她在教会的教友。一些教友告诉她,有一些受害者从1月28日就被囚禁在这里。

张青公(音译),25岁,绍兴人。他于2月16日下午3点半左右在百老汇路交天潼路路口处被捕。起因很简单,就因为手中拿了一张中文报纸,一个日本士兵见状,便把他抓起来押往熙华德路25号日本电信局。此后,他又被送往老靶子路和吴淞路处的日军司令部。在那里,他遭到搜身。除了那张报纸之外,日军还搜出一些印有军队头衔的名片,张青公随即遭到毒打,身受重伤。此后,他与另外三人一起被送往日本小学审讯。在那里,他发现被关押平民有30至40人左右,但没有女性。在押期间,他没有获得任何食物和水。第二天上午10点,张青公被日军释放。

浙江人李月松(音译)是沙逊洋行职员。事变爆发时,他只有19岁。2月16日凌晨1点半,他在北四川路被日军拘捕。他们从李月松的身上搜出一张照片,然后便将他送往吴淞路的日军司令部。在那里被拘押了半小时之后,他被押往北四川路上的日本小学。李月松在那里被审讯了三次,后来便被关进一个十分拥挤的小房间,里面差不多挤进了40多人。一名十分凶悍的日本士兵负责看管他们,只要谁说话,就会遭到木棍毒打。李月松被投入这个小房间的时候,已有3个人的腿被打折,一个老人手上还有枪伤。李月松旁边的一个人,遭到木棍和皮带毒打,伤情很重。此外,很多人还染上了小病。他们每天获得两次冷饭,但分量很少。由于饥寒交迫,大家看起来都很虚弱,有些人正在生病。2月17号上午9点半李月松获释,一些人托他向亲属告知下落,此时这些人都还活着。

四、那些永远无法回家的人

5月5日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结束了长达三个多月的一·二八事变。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由于事先约定谈判只讨论军事问题,因此在长达一个多月的历次会谈中,主要议题只围绕停战和撤军展开,而包括“便衣队”、“失踪人口”等问题在内的其他议题,均被归为“政治性质”不予讨论。“人口失踪”事件由此成为一桩悬案。此后,随着冲突的结束,国际调查委员会的解散以及日军的撤离,这一事件逐渐被人们遗忘,而“失踪人口”的下落就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解答的历史之谜。

项松茂失踪以后,上海各界积极奔走寻找他的下落。从2月初开始,他的家人、五洲大药房、上海市商会、上海国货工厂联合会及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先后致信工部局,要求后者与日方联络,协助查找项松茂的踪迹。项松茂之子项隆勋更是三次深入战区寻访,但均未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在这种情况下,项隆勋于2月8日和3月16日,分别致信费信惇总裁和率领国际调查团来沪的李顿爵士,希望他们帮助找寻其父下落。为了获得项松茂的消息,项隆勋还以五洲大药房的名义开出5000元的赏格,希望重金能换取一些蛛丝马迹。然而,尽管尽了最大努力,项松茂仍如石沉大海一般杳无音讯。在经历了两年多的等待与煎熬之后,项家最终接受了项松茂已然遇害的事实。在1934年4月16日,以衣棺入殓的方式为他举行了丧礼。

蒋时叙牧师一家失踪后,上海青年会秘书长费吴生曾致信领袖领事克宁瀚,请求他协助查找下落。为敦促日方释放蒋牧师一家,费吴生还两次致信日本驻沪总领事。在百般交涉,毫无音讯的情况下,上海的基督教团体和信徒最终在1932年7月3日于西藏路慕尔堂为蒋牧师一家举行了追悼会。

在这场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当中,究竟有多少人如项松茂、蒋时叙一样,在被日军拘捕之后就陷入了“活不见人,死未见尸”的状态,是一个不得不讨论的问题。事变结束之后,上海市社会局的战损统计显示,在整个事变中共有10400人失踪。另一方面,日本领事馆在3月13日去信告知国际调查委员会,日本宪兵队共计拘捕便衣队嫌疑者484人。其中有37名正规军和5名便衣军人,其他442人被移交给了工部局或直接由领事馆释放了。这是目前唯一可以看到的来自日方的统计数据。相较而言,工部局的数据要丰富和精确得多。“人口失踪”事件爆发以后,工部局警务处设立了“失踪人口调查股”,并在3月至4月间多次发布失踪人口的统计数据。随着冲突的逐渐平息,“失踪人口调查股”在4月30日最后一次发布了数据,工部局最终认定的失踪人口的总数,最终定格在了646人。事实上,现在对于“失踪人口”数量的考察,更多是出于一种学术研究的目的。就事件本身而言,这一考察的历史意义并不大,因为无论是646人还是10400人,或是其他数字,都无法改变日方暴行的反人类性质。

那么,这些“失踪人口”究竟去了哪里?如果他们都惨遭杀害,为何在战事结束后,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遗骸?这个历史谜题,直到事变结束之后才由一些日本士兵和亲历者的回忆所揭开。

日本的《赤旗》杂志在1932年9月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作者是一名参与了事变的日本士兵。他写道“十九路军派出的便衣队不断遭到逮捕。其中,有很多是女人和孩子。日本士兵挨个对他们进行枪杀。……其实,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杀他们而只是在杀他们。在战地的日军行动完全就不是人干的事情。而且,如果是枪杀的话还好,可以一下子把人干掉。但是(我们是)使用刺刀把人杀死的。我们把半死不活的人和尸体一起用卡车运到长江上,扔到江里。长江水流共分三层。如果把尸体扔到水的中央的话,他们是不会浮上来的,这正符合我们的要求。”

日本著名的军旅作家火野苇平也是事变的亲历者。事变爆发以后,由于上海的华人装卸工人罢工,他曾带领一批从日本招募而来的工人前往码头工作,而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处理尸体。1957年,他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出版了小说《魔の河》。在书中,他对日军如何处理遇害中国平民的遗体进行了详细描述。他写道,几乎都是在深夜,我们被强行拉上卡车。在宪兵的指挥下,被带到一处不知是何处的江边。一艘驱逐舰停在那里,灯都灭了。我们被命令在黑暗中把尸体从甲板往船舱里搬运,其数量或有几十具,数字不是很清楚。百具以上也说不定。看上去并不像是士兵,而是像农民或普通的市民。宪兵队说他们是便衣队,但看上去像军人的不多,都像是农民或苦力的样子。日本工人们需要把尸体装进麻袋,但偶尔也会碰到舞动着手脚的活人。看到满脸吃惊的搬运工,宪兵会一边说着“不可能有活的”,一边用军刀往里乱刺几下,然后命令他们快点运走。这些麻袋一般都会被扔到长江主流上去。因为如果是一两具尸体的话,扔到黄浦江里也不会有人知道。但十数百具尸体就会有问题。黄浦江上有正在监视日本的各国舰船。趁夜里,搬运到驱逐舰上,再把他们扔到长江主流里去的话,就可以秘密地处理掉了。

结语

中日两国在1931—1932年冬春之交爆发的这场军事冲突,规模并不算大,持续时间也不长,但它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打击是沉重的,造成的灾难是全方位的,以至于它被深深地嵌入了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永远无法褪去。与大多数历史上发生过的战争类似,后世的人们在以各自的方式回忆、叙述和“生产”有关一·二八事变的记忆、信息与文本时,往往被大事件、大问题吸引。战争的起源、实力的对比、政治形势以及国际格局,都是人们津津乐道,反复消费的话题。而为数众多的真正见证、体验和参与过这场战争的芸芸众生,却常常为史学家所冷落。“小人物”们在战争中的遭遇、感受和命运,不仅很少被写入卷帙浩繁的史学研究之中,也很少得到社会的真正关注。在整个事变当中,有大量中国平民因遭到日军和武装日侨的杀害而“被”失踪。这个消失了的群体,在法律上并没有被认定为死亡,但他们却永远无法回到家人身边。这个不幸的群体一直遭到忽视。在时隔八十多年之后,重新使他们回到公众的视野,并非为了追究战争的罪责,而是为了以一种更为直观的方式让人们认清战争的残酷与暴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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