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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应该从哪天开始?

每年新旧交替之际的除夕、元旦,面对不确定的神秘力量,都应以一定的仪式祛邪祈福,这一点历代中国人都是没有疑义的。

每年新旧交替之际的除夕、元旦,面对不确定的神秘力量,都应以一定的仪式祛邪祈福,这一点历代中国人都是没有疑义的。然而,这里却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时间是无始无终的,虽然四季轮回,每一年循环运转,但新年的第一天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呢?

中国人早已习惯了新年始于隆冬、早春之际,但如果看看世界各地的习俗,就会发现这远非理所当然。泰国的“宋干节”(以及西双版纳傣族的“泼水节”)标志着新年始于4月中旬,之所以泼水,其原初目的也是为了驱邪洁净;波斯/伊朗文化中的新年“诺鲁兹节”(Nowruz)始于3月21日,即以春分作为新年之始,这与黄道十二宫的划分同理,所以十二星座起首的白羊座就始于此时;在古希腊历法中,一年的开端却是在公历的7月初。

英国历史学家伊恩·莫蒂默在《欧罗巴一千年》中指出,在近代早期,欧洲各地的新年起始日期各不相同:

在现代人眼里,16世纪开始于1501年1月。可在当时并非如此——除非你生活在热那亚、匈牙利、挪威或波兰。在威尼斯,新年开始于1501年3月1日。在英格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和比萨,新年开始于3月25日。在佛兰德,新年即复活节,这意味着每年的新年都不一样。在俄罗斯,新年是在9月1日,在米兰、帕多瓦、罗马和许多德语国家,新年是从12月25日开始的。尤其令人深感困扰的是,法国的新年是以下四个日子中的一个,圣诞节、3月1日、3月25日或复活节,具体取决于你生活在哪个教区。只是1564年鲁西永(Roussillon)法令的颁布,规定从1567年开始,法国新年统一定于1月1日。

这乍看起来五花八门,但内在都是有道理的:12月25日是圣诞节,又临近冬至,这原本就与上古宗教观念中新生命轮回的开端吻合;以3月为新年,则是将春天作为一年之始,尤其与黄道的天文运行相关;复活节是基督教传统,以耶稣的复活象征大地回春和新年的开始;俄历9月1日则可能与古希腊历法传统同理,认为旧的一年在夏天达到全年活力最盛的顶点之后结束,再开启下一个循环。

中国上古也曾将冬至作为新年开端。冬至在天文上是一个明确的分界线,也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因而被视为阴阳交替的时刻。古人根据天文观测,推算出一个夜半甲子冬至、日月经纬度相同、五大行星又聚集同一方位的时刻,称为“上元”,由此以冬至为岁首,而将“朔日”(日月交会的一天)作为一月之始。孙英刚在《神文时代》中指出,这些天文知识后来与谶纬思想结合,“发展出‘朔旦冬至’为王者休祥、甲子革令等重要政治思想,进而在隋唐时代的政治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天文的意义上,以冬至为岁首是最明显的节点,但在农业生活上却未必了。《吕氏春秋》认为,一年之中到夏至,阳气增益而阴气亏损,到十一月冬至则阳气衰退而阴气上升,不过它又强调,在一年之始,当“东风解冻、蛰虫始长”之时,太史宣布“某日立春,盛德在木”,此时君王应在东郊迎春。张君在《神秘的节俗》一书中强调:“先秦乃至远古,礼俗所重的还不是正月初一,而是立春日。重大的祈年、迎春、祭祀和农耕庆典均安排在立春日及其前后几天举行。”如今所说的“春节”,原先就是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二十四节气中的首节,只是在近代将阳历新年改称“元旦”后,阴历新年才与“春节”混同了。

换言之,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而言,新年其实应从开春算起。然而在现实中,中国的新年从未设置在3月21日立春之际开始,这意味着中国历来占主导地位的夏历,真正决定性的既不是天文运行,也不是自然节律,而是由圣王根据抽象的数术原理制定的历法。换言之,节日时间最重要的不是自然性,而是政治性——所谓“颁正朔”,岁时在人们生活秩序中的作用极为重要,因而其测定、发布和调整都是留给君王的特权,并服务于其统治。

在其他文明中,这一权力往往由祭司阶层掌控。芒福德就曾说,上古诸文明中,僧侣阶级“掌管着时间和空间,预言节令性的大事件;而掌管时间和空间的人,自然也就控制着广大的民众”。在犹太教中,《旧约》的律法制定了周期性的休息日,并将这一习俗转变为“原则上适用于所有民族,甚至包括动物在内的一种原则性的、法定的、普遍性的诫命”。在中国有所不同的是,圣王集祭政一体,统合治理天下,也由此确定民众生活的时间秩序。

从夏商周三代建子、建丑、建寅的记载来看,先秦时对于新年从何时起首,仍是不确定的。因为从时间之流中划出一个分界点,也就意味着给混沌的时间赋予秩序。美国汉学家艾兰曾说:“大禹治水的传说其实是创造故事的一种类型,它是人类第一次赋予这个世界的山川河流等自然现象以秩序,对这个世界第一次作政治组织的划分;这个行为并不是自然本身之所为,而是人类有意识的活动。”这里她说的虽然是空间秩序的重整,其实对时间秩序也是同理。

周代不仅确立了现在的正月初一岁首,还尤其突出天命循环的不断更新,故夜间叫三更五更、年初叫“万象更新”,而新年还要用桃符,因为桃“梗”谐音为“更”。在战国时的星相家看来,彗星也是除旧布新的表征,但正如辛德勇指出的,“除旧布新”原本“属于中性的词语,其究竟昭示吉凶祸福,还要看具体的情况”,这就尤其需要顺天应时、修德审慎。

西汉时出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年号”,也是同一思想的产物。因为每次更换新年号,就意味一个新的天命循环开始,旧的坏运气已过去,重新开始,所谓“与民更始”。研究秦汉史的廖伯源早已发现,“西汉人喜言‘新’,好说‘更始’……日新、更始为西汉人思想中臻于至治之重要方法。此所以汉人好新、喜言新”,如果施政数年,“仍不见大治,或事有不顺,乃又改元更始”,目的都旨在弃旧更新,不断改革现状,以图实现天下大治。到后来,这变成中国王朝特有的制度,“建元称帝”意味着“革命创制”,也被入主中国的胡人政权和朝鲜、日本、越南所接受。

也正因为改元标志着气运转换,所以汉代就已牢固树立了这样的观念:改元不仅可以延续统治,且能避免灾祸,延长皇帝的寿命。其结果,很多君主频繁更迭年号,最甚的武则天在位21年竟使用了19个年号。但频繁更换,反过来也意味着政权不稳定,宋末因此出现了一句讽刺性的流行语:“乱王[主]年年改号,穷士日日更名。”(杨慎《丹铅余录》卷三)因为人们传统上也用改名来作为消灾避祸的手段。

到明清时代,基本上每个皇帝都只用一个年号(“一世一元”),这表明年号已逐渐只具有纪年的工具性意义,而那种“改运”的意味则淡化了。不过,政治权力能够决定社会的时间秩序、不断除旧布新的思想,还是一直延续下来,这在民国以后再三试图废除民间通行的阴历新年(即现在的“春节”)而推行阳历新年(“元旦”)的做法上,仍然清晰可辨。至于对民间来说,那种想把旧的一年“晦气”埋葬,辞旧迎新的心态,也别无二致,尤其在经历了鼠年的新冠疫情之后,大概尤为迫切——只是与古人相比,朝向未来的现代人对新年或许少了一份忐忑,而更多了一份希望。

主要参考书目

[英]魏根深《中国史研究手册》,侯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美]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杨民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美]德克·卜德《古代中国的节日:汉代的新年和其他年庆活动》,吴格非等译,学苑出版社,2017年

辛德勇《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

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韩晓莉《革命与节日:华北根据地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英]伊恩·莫蒂默《欧罗巴一千年:打破边界的历史》,李荣庆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日]内藤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储元熹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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