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研究新范式的可能性

【题记】2020年9月26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等单位联合举办“逻辑与现代性”云端学术研讨会。研讨会设“从语义分析到中国哲学研究”专场，围绕中山大学李巍副教授新著《从语义分析到道理重构：早期中国哲学的新刻画》（商务印书馆，2019年）展开了专题研讨。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社科院、武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宁波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澳门大学、西北大学等单位二十余位同仁参会。研讨活动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刘梁剑教授主持。记录稿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蒋周伟、硕士生陈雪雁根据录音整理。

李巍（中山大学）：小书出版以来，特别感谢梁剑教授多次垂顾，并提议和组织了今天的讨论！特别感谢志伟教授及西电哲学系诸位同仁抬举，惠允提供平台并费心安排！更要感谢诸位师友在百忙中审正拙著并抽空指导，使我能有一个宝贵的集中求教的机会！按照议程，我应当对小书的内容做一个引介，但主要是一些宏观的设想。同时，这次讨论也是“逻辑与现代性”会议的一项议题，我的想法刚好还与逻辑有一定的相关性。

我想从现代逻辑的建立者弗雷格的一个概念谈起，就是思想。通常，我们可以宽泛地说哲学研究思想，中国哲学研究中国思想。但弗雷格对思想这个概念的讨论，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区别了对思想的表达与对思想的断定。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用任何语言表达这样一个思想：2020年9月26日是周五；也能表达另一个思想：2020年9月26日是周六；但除了表达这些思想，还能干什么呢？我们还能以某种方式，比如查日历，确认第一个思想是假的，第二个思想是真的。因此除了表达一个思想，还能断定它，即，断定它是不是真的。当然，正如弗雷格指出的，也可以表达一个思想而不断定它，所以对思想的表达与对思想的断定，是可分离的两件事。但哲学的研究，在我看来，除了表达某个思想，断定其是真是假，也应当是思想研究的一种方式。而关键在于，既然思想是可断定的，那势必是公共的、客观的。因此遵循弗雷格，应当把思想和主观的东西区别开。比如，通过查日历，大家都能断定“2020年9月26日是周五”这句话表达的思想是假的，因此我说出以上这句假话时就至少说出了两类东西：一类是我的主观的、私人的想法，比如错误的记忆或是蓄意骗人的企图，但我究竟怎么想，听众很难了解。另一类东西完全不同，因为大家能断定一句话是假的，表明从这句话中把握到一些公共的、客观的东西，即思想。由此回到小书，书名中“道理重构”的说法，一方面是借用了冯友兰提倡的哲学是讲道理的观念；另一方面，“道理”这个词表示的即弗雷格意义上的“思想”，是可断定的客观的东西。因此小书设想的中国哲学的研究，主要是研究中国思想中客观的或可断定的部分。

如何进行这样一种研究，就涉及到小书题名中的“语义分析”。

我想先说说为什么是“语义的”。作为客观项目的思想不依赖语言，但对思想的谈论却无法绕开语言，所以达米特说，只有通过对语言的哲学说明才能有对思想的哲学说明，这是语言哲学或分析哲学的基本信条。我支持这个观点，但并不认为语言是把握思想的唯一途径，而是在把握思想的众多方式中，断定这种方式所针对的只能是被说出或被谈及的思想。因此以询问真假的方式研究思想，就离不开对语言如何表达思想的研究，所以首先从语义层面研究。当然，与本书相关的语义研究主要是文本研究，因此导论中专门区分了文本和文献的概念。我认为，被称为“文本”的东西是以句子为单位的语义概念，被称为“文献”的东西则是以字词为单位的语法概念。因此，我认为在文本研究中参考文献研究的成果是重要的，但不同意以研究文献的方式研究文本。对于这种方式，小书中也有个概括是“把认字当读书”。这实际是说，对字词的探讨解决不了语义问题，因为基本的语义单位或表达思想的最小单位是句子（以句子为单位，Quine认为还是把格子画得太细了），所以人们在学外语时会有一种经验，就是一句话的每个单词都认识，但拼在一起就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所以，无论文本与文献之分，还是认字与读书之分，我想说的只是对文本思想的研究应当以句子为出发点，不同于以认字为核心的文献研究。

而这样一种研究为什么是“分析”的。我认为，这仍然与断定一个思想的真假相关。回到逻辑的古代源头，表示“分析”的希腊词“analúein”字面上表示拆开、解开、分解等意思，不仅是把问题说清楚的手段，更是一种求真的手段。比如，亚里士多德说对是的东西说是，对不是的东西说不是——这是最为典范的分析，但绝不仅是一种追求清晰性的手段，因为他马上说“这是真的”，即分析在根本上是求真的手段。只不过在西方传统中，这一手段主要被应用在谓述或表达思想的领域；直到弗雷格，才明确服务于断定思想的目标。而要点是，对思想的断定或求真乃是一切科学的共同目标。所以正如小书导论所说的，以语义分析的方式研究文本，如果能被视为一种解释工作的话，应当以一般科学而非某种特定的哲学观点作为参照。只不过，相比于科学中的解释活动，人文研究中的解释往往牵涉到解释者的个性因素，如价值立场、思维方式、人生阅历等，但是，这不等于后一类解释没有对错，因此无法以求真的态度来研究文本。因为，既然思想是文本表达的东西中可把握的客观成分，而非难以琢磨的作者的心中所想，解释就不可能没有对错。所以，人文研究以求真的态度解释文本和科学研究以求真的态度解释世界，应该是一回事。当然，这不是否认人文研究与科学研究的差别，但若上升到本质差别的高度，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尤其对哲学来说，我认为被视为科学之母的哲学现今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如何为当代科学的发展提供指导，而是如何跟得上科学的脚步。始终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所谓“反思”的态度对待科学，很可能使哲学变成一种前现代的、操持特殊语言的自娱自乐。

以上就是小书依据的方法层面的设想。在一个逻辑的会议上谈论一本中国哲学的著作，说说这些相对宽泛的东西可能比谈论书中的具体内容更有意义。但亟待指出的是，小书设想的从语义分析到道理重构，或者说以求真的态度探讨文本表达的客观思想，仅是把握中国思想的一种方式。选择这种方式，和我对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术的理解有关。哲学是普遍的，但这种普遍性只在哲学作为现代大学的一个专业的意义上成立，即哲学除了是一个对象概念，以不同的思想传统为其外延；也能视为一个方式概念，是以思想或客观道理为对象的专业研究——后者所以是普遍的，正在于衡量一种研究的专业标准是普遍的。因此，不应该把“研究哲学”与“哲学研究”混为一谈，前者是多样的，在于所研究的“对象”只是某种意义上的“哲学”；后者是普遍的，则因为一种“研究”是不是哲学的，不是取决于研究的对象，而是研究对象的方式（是不是符合哲学研究的专业要求，尤其是求真的要求）。鉴于此，我所理解的“中国哲学”不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哲学，而是以哲学的方式研究中国思想，因此并不预设中国文本中有能被“哲学”命名的对象或素材。当然，“哲学的方式”是怎样的，我在“中国哲学作为方式”一文中有专门的讨论。这里要说的是，这种作为方式概念的中国哲学构成了本书全部讨论的出发点。而中国哲学作为现代学术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得出的结论上，更体现在得出结论的方式上。

我就说到这里，敬请诸位师友批评指正！

刘梁剑（华东师范大学）：感谢李巍兄，我提几个需要李巍兄澄清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思想在何种意义上是客观的？第二个问题涉及语言跟思想的关系：是不是通过语言分析来分析思想就够了？比如：语言表达思想，这个表达本身是不是充分的？思想的客观性，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语言影响的？第三个问题：古代汉语不是那么注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分析，这一现象是不是也有它的道理？最后是一个解释学问题。从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观点来看，人文学解释文本的求真和自然科学研究解释世界的求真具有类别上的差异。

葛四友（武汉大学）：我的感觉就是李巍兄的书，还没有做得特别彻底。以某个哲学家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做的是二阶研究，而所有的二阶研究都依托于对根本问题的研究。如果一阶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问题，哲学家们各给一种解释。解释有好坏取决于我们认为一阶哲学问题是有解的，或者如李巍兄说是有客观真理性的。以这个方式来看，可能李巍兄更彻底一点，我们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是对一阶问题的见解。如果这样的话，传统的哲学思想、观念，今天究竟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价值与意义。另外，我觉得可能还需要用更现代性、更日常的语言去处理传统哲学资源。

宋宽锋（陕西师范大学）：李老师讲文本解释，跟西方解释学传统相联系，强调通过对文本的解释把握思想。解释有多样性是常识。李老师似乎认为有一种解释是真的。从解释的目标来看，他更侧重传统的方法论，即存在着对文本的唯一的客观的解释，并似乎以此为目标，而这在解释学传统里是被反思过、非常有争议的目标。我的问题是，如果文本有一种更好的或客观的解释，那怎么证明？怎么把真的解释挑出来？怎么证明那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唯一的真理性的解释？

才清华（复旦大学）：我想是不是可以分两个层次说。一个是中国哲学古代文本自身的表述方式，一个是现代中国哲学的表达方式。

就第一个层次来讲，我们看中国古代文本时，不能无视文本本身的表达方式，比如《老子》《庄子》里的各种言说方式。我们要顺着它的言说方式去理解为什么要以特别的方式去传递那样的思想。冯友兰说中国哲学是一种启发、暗示、指点的语言。但是，启发、暗示、指点的语言是意味无穷的，意味里也有一些内涵和思想。这种语言本身也是值得关注的。

如果说中国有语言哲学，可能跟西方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哲学是错位的，但是里面其实也有可以沟通交流的地方。比如西方语言哲学里关于隐喻的问题。隐喻不光有字面意思，还有metaphorical meaning。Metaphorical meaning可能指向关于语言的理解的更丰富的面向。这时候语言作为一种行为起到了更深的作用。于此，我们可以更好理解中西哲学可沟通和交流的地方。

另外，我觉得李老师这本书有很大的关怀。这就涉及我想说的第二个层次：如果我们不否认中国哲学作为现代学科的话，它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现代学者应该怎样言说、发展它？中国哲学表面上没有形式系统，怎样通过现代学术表达的追寻，整理出它的实质性的系统？

以上两个层次不是各自独立的，它们之间有很重要的关联。在思考现代中国哲学的表达方式时，不能完全脱离对中国古代哲学文本自身表述方式的理解，即便现代语言的表述习惯跟古代的很不一样。从古代的言说方式可以发掘里面更丰富的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发现对我们现在重塑现代中国哲学的学术表达方式，也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

吴晓番（上海财经大学）：李巍兄讲语义分析时，涉及语言分析与哲学分析的关系。但语言现象的分析，我觉得还不是太够。此外，在某种意义上，认字、读书等也没有那么简单。古代汉语跟现代汉语不一样，语言本身也不仅是描述的过程，还有隐喻等其他多种用法必须要有所考虑。

此外，我觉得讲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没什么意思，重要的是，语义分析对具体的哲学问题的讨论有什么促进作用？李巍兄考察过濠梁之辩跟心灵哲学的关系，我觉得类似这样的考察很有意义，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中国哲学其实可以加入当代问题的讨论。

彭传华（宁波大学）：首先，以哲学的方式研究中国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哲学不是一种地方知识，而是恰如其名地探索一般智慧。这必定以普遍理性为主体，以思想的一切可能性为对象。普遍道理的理解，就是李巍兄讲的哲学的理解。

李巍兄主张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处理中国古代的经典文本，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语言分析方法的限度，分析哲学的语言在逻辑化程度上过于苛刻，使哲学损失了太多的意义。而且视野受限于自然科学的知识标准，缺乏哲学所需的全视域。中国学者大都倾向以人生论为中国哲学之根本和强项。但中国的人生论，更多的表达在诗词文章、琴棋书画方面，这种艺术化的经验就难以理性化分析，也就难成理论。这就是中国哲学家书写中国哲学史，以人生论为重点经常遭受的批评。

苟东锋（华东师范大学）：李巍兄这部书采取语义分析的方法，这接续了冯友兰的思路，把没讲清楚的道理讲清楚，没讲出来的道理讲出来，在这个基础上，把哲学理解为一种道理重构。道理重构就是讲道理。但问题就在于，道理是不是可以讲清楚？冯友兰和金岳霖都认为存在一个超越名言的世界。所谓哲学属于名言世界还是非名言世界呢？如果属于名言世界的话，问题就很简单，讲清楚就可以。但在很大程度上，哲学的工作主要属于非名言世界。哲学的主要工作就是说不可说的东西。不可说，但是却要说，这正是哲学的魅力。哲学观的差异是做哲学的元问题。这个问题有时候很难沟通，但可以做一些沟通，这个沟通可能才是最有意思的。

谭延庚（山东师范大学）：把中国哲学说清楚是必要的。中国哲学研究的说理和李巍老师谈到的说理结构，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应该是我们比较缺，我们需要有。我提一个小问题。大作认为，性恶说是基于经验的一种理论。我不太同意这一看法，因为人性不是经验归纳来的。荀子谈的本心，可能是一种最本质的自我规定，essence。人之为人不是因为在经验中如何才这样的，它恰恰可能反过来是经验的前提。本性在社会生活中不加节制才是乱，意味着人心的主宰作用的自我放弃从而造成恶。所以从性到恶，中间一定要谈心。善恶是心在善恶经验之前的作用，这是一种先验性的理论。

陈鑫（海南师范大学）：李巍老师引用了达米特的观点，认为对思想的分析的唯一途径是语言分析。从符号学角度看，语言分析包含三个领域：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李老师显然是从语义学层面来探讨中国哲学中的一些问题。李老师的语义分析应该是从弗雷格来的。弗雷格提出了著名的语境原则，即我们只有在句子或命题中才能确定语词的含义。因此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文本进行分析，实质是对文本中各命题的分析，由此衍生出对命题中的词的含义的分析。比如“道”的多义性，只有在各个命题之中，才能对它进行比较清楚的分析，才能从各个维度接近“道”本身的意义。从传统的形式逻辑角度看，“道”像是西方的“存在”，都是不可定义的。我们只能用冯友兰说的烘云托月的方法来接近。

李庭绵（澳门大学）：李老师所采取的语义分析，可以说是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而不是把分析哲学的某一个理论读进中国哲学文本中。伴随方法论自觉的是他对语言使用的自觉，即一种更清新的书写、言说方式。这两点，我觉得是李巍兄新书最大的特性和贡献。

我想提出两个跟语言哲学比较相关的问题。首先，我不太确定我是不是同意李老师说的识字跟解读文本的区分。我也同意解读文本的工作是解读文本语句的意义，而非文献学的研究。但文本意义的解读有时需要借助于文字学或文献学的研究成果。如果具有命题内容的语言单位才是我们理解意义的对象的话，那我们对字义的判断应该也是建立在语句跟文本意义上。所以对文本的意义或语句意义的理解是更基础的。其次是关于作者的原意。我不太确定是否还原作者原意就会属于历史研究，而不属于文本诠释的工作。在语言意义的理解上，作者的意图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李友广（西北大学）：有两个问题想讨论一下。一是语义与道理的关系，这是李巍兄非常重要的议题。语义有时代性、社会性，道理可能没有语义受时代性、社会性影响这么强烈，两者之间可能会有差异性。如何处理或看待这种不一致性？二是求真，这是一种重要的思想研究的目标，如何处理求真和文本思想的不确定性、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从求真的角度看，多种解释中可能有一种最为合理，这跟文本形成、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之间似乎会产生一定的张力。

王珏（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李老师区分了文本研究和文献研究。我其实没有太理解文本研究和文献研究的区分的适用范围，就是说在思想研究中它可以涵盖全部还是哪一部分？比如孔子的“述而不作”是文本研究还是文献研究。

陈志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我提两个具体的问题。李老师把“因是”作为核心概念来解读《庄子·齐物论》。但是，“因是”确实在《庄子·齐物论》里出现次数较少，以此来解读《齐物论》，还是有一点偏。是不是还是要从“通”来看《齐物论》这样一篇奇文？另外，李老师从“不忍”和“不忍人”的区别来重新解读孟子的人性论。这个角度我觉得特别巧妙。“不忍”是情境下的呈现，“不忍人”是个体对仁义礼智的自觉。这种自觉可能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对“人”的践行，而“不忍”是在某种情形的刺激下展开、呈现的状态。儒家德性原则首先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也就是李老师说的“不忍人”的行动是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的。但是，普遍性的德性的展现必须在情境的前提下呈现出来，如果没有情境，普遍的德性原则得不到呈现。

蔡添阳（华东师范大学）：李老师将“不忍”和“不忍人”处理为两种不同的认识，前者是情境下的发动，后者是自觉，这看起来似乎是将“不忍”和“不忍人”对立起来。但李老师在文本中，似乎是说实际上我们要通过“不忍”达到“不忍人”的状态，涉及了从不完满到完满的过渡，两者并不是在对立层面上被探讨的概念。

匡钊（中国社科院）：李巍兄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在哪儿？就是要明确学科的边界在什么地方，也就是中国哲学作为学科而存在的行规。行规要提供知识的可公度性标准。这一点对于全部做中国哲学研究的人来说，应该是最具启发性的。这本书起了示范作用。具体的处理文本的操作要具有知识上的可公度性，而这些操作成立与否，可以把它一步一步回溯出来。

叶树勋（南开大学）：关于语言跟道理之间的关系，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语义分析如何通向道理重构？我概括为一个背景、两个方法、一个宗旨。一个背景是什么？导论里李老师特别强调了方法和方法论的区别。我们不要动不动就讲“方法论”，其实我们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讲的都是具体的方法，不是方法论。这个背景对于我们理解李老师这本书或者对于做中国哲学都是重要的前提。两个方法，第一个是广大和精微的结合。语义分析首先是概念、语词的语义分析，是精微性的工作，道理重构是广大的东西。但李老师这本书，不管是整体的架构，还是具体论题的分析，都做到了广大和精微的结合。第二个是视域转换和老题新论。先来讲老题新论，李老师的书有个很大的特点，他讲的题都是老话题，但在老话题上讲述了新东西。老题新论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视域的转换。但视域转换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出于本心，要客观地反映文本的意义，不得不提出一种新的说法。老题新论基本的可能性、依据在于视域的转换，而转换的依据是尽可能地求真。终极的真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这本书副标题叫“早期中国哲学的新刻画”，刻画的宗旨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是古代中国哲学的理性性格。在中国哲学学科里边，去哲学化的倾向比较强，比如在思想史路数上不自觉或者自觉地跟哲学疏远。还有国外的汉学家有意地消解中国哲学。还有更加极端的，就是经学立场上对哲学的拒斥。如果哲学是科学中的皇冠，那我们还是要尽量去反映理性性格。而这种理性性格在早期中国哲学中已经有所铺垫。去哲学化的倾向反而把早期中国哲学的理性性格不断弱化、淡化。所以一个宗旨就是要刻画中国哲学的理性性格。

李巍：谢谢各位同仁的批评指正。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就讨论中涉及到的一部分问题做一点简短的回应。

关于语言跟思想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我是比较正统的弗雷格式的观点，就是思想是句子表达的含义，句子的含义是思想，句子的所指是真值。我谈论语言跟思想的问题，主要因为这是分析哲学的正统话题。我之所以要谈论思想要以语言为载体，实际是针对中国哲学研究，强调谈论语言的时候要定向于文本。

我做的两个区分，一个关于文本跟文献，一个关于认字跟读书，其实区分得非常随意。它的背景是什么？文本跟文献的区分就是语义概念和语法概念的区分。思想研究以句子为单位。为什么要强调以句子为单位？也是针对中国的传统学问。文本是以句子为单位的语义概念，而文献是以字词为单位的语法概念，读书实际上在我看来就是以句子为单位。但我们要读懂句子也需要文献学的知识，但文本研究才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或者说是中国哲学的专业性的底线所在。另外，文本是以句子为单位的概念，由此不仅要关心句子，还要关心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就是语境的问题。我所谈论的是不同的解释，对同一句话的不同解释一定是可以判断优劣的，判断依据语境的原则，即一致性、层次性和节约性原则。不同的解释可以同时成立，等于没有解释，在我看来是这样。

关于解释学，我所谈的解释的范围是现代大学里一般的科学的解释。现代科学研究中的解释不仅指人文学科的解释文本。我们不能认为解释只是解释学的专利，有很多其他科学理论专门讨论解释。这些东西对哲学的解释、人文学科的解释、文本的解释，应当是有帮助的。

关于作者的原意的还原，实际上语句的意义，meaning 这个概念是个垃圾筒，里面什么都能装，其中就可以装作者的原意。但文本中客观的意义就是我称之为思想的东西。科学的解释没法验证作者的原意是不是作者的真实想法，但是文本表达的意思是可以判定的。

关于求真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得到绝对正确的东西。但是我们为什么仍要这样做？因为这涉及学科规范问题。现代学术作为专业化的学术，有它特定的专业化的标准、规范。其中的一个规范就是求真。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追求到终极的真理，或者能够把问题说清楚。作为科学的信念或规范，求真是必要的。我们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但求真强调分析和论证，这并不是对哲学的专有要求，而是整个现代学术的一般规范。

关于普遍哲学，我想说的是，大学里作为现代学术的学科分化下的哲学是普遍的，没有古今中西之分。既然能够叫做一门学科，那么学科有没有专业的标准？专业性体现在哪里？这是普遍哲学的问题。我说中国哲学是研究中国思想的一种方式，实际上主要指的是作为哲学一级学科下的专业的一种研究方式。如果哲学专业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其他学科不能提供的知识，那它必定有它专业的判断标准、方法和方法论。

另外葛四友老师提到一阶研究跟二阶研究，还有吴晓番老师提到我们的研究能不能跟一般的现代的哲学问题接轨。我的意见是，对我们传统留下的文本，以一种知识探索的态度做重新的处理。这个处理实际上更重要，我们首先得把它说的是什么搞清楚，这个问题远远没有搞清楚。下一步才是我们能不能把它转化成为以现代的方式能谈论的。我在小书里想做的是第一步的基础性工作。但确实在方法和方式上需要调整。如语义分析是不是要容纳不同的方式。才清华老师提到文本的表述方式和中国哲学的学术表述方式，其实我现在也在反思这个问题。才老师讲到隐喻的问题，而我现在主要关注类比的问题。

“道”到底能不能说得清楚？假定老子确实说了道是讲不清楚的，而我们仍然能把道讲不清楚的道理说清楚。也就是，老子说道说不清楚时，他表达了什么样的想法，他的理由、思想是什么？

关于荀子的性恶，我所说的问题是荀子批评孟子“性善”时，有一个理由是没有“辩合符验”，然后荀子就开始讲人性恶，举了很多的经验依据。我的论证是说这些经验依据论证不了人性恶，并不是说荀子的性恶论是一种经验理论。

刘梁剑：我们的讨论从晚上六点开始，不知不觉进行了四个多小时。中国哲学何为？从胡适、冯友兰开始，这样的问题就一直贯穿着中国现当代哲学史，每代学人都不得不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回答。也许，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哲学将出现新的研究范式。感谢李巍兄的大作提供了讨论的契机，感谢各位同仁贡献自己真诚思考所得的真切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