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 登录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
读书网-DuShu.com
当前位置: 首页新闻资讯书评

網野善彦的“日本观”:读《何为日本》

2020年的前八个月,我在东京。此前已经到日本多次,总是想抓紧时间查找研究资料,所以忙着看书和写作,无暇四处参访。

【说明】

2020年的前八个月,我在东京。此前已经到日本多次,总是想抓紧时间查找研究资料,所以忙着看书和写作,无暇四处参访。这次有八个月时间,不免就动了“日本走透透”的念头,本打算南下萨摩,北上函馆,也打算去濑户内海的中岛和真言宗圣地高野山,甚至还想去一趟冲绳。可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让这些计划化为泡影,于是,只能宅兹东京(不是宅兹中国),定下心来读些日本史论著。

顺便说一句,在日本读日本史论著,是这次一开始就定下的计划。不过,尽管专心读日本史论著,但我心里想的,仍是中国史问题。因此那些日本史论著,就成了我重新在亚洲理解中国史的背景。这里选录的,就是若干篇我在东京读日本史论著的摘录和笔记,随便起了个题目,就叫“东京读书记”。

網野善彦的“日本观”:读《何为日本》

網野善彦(あみの よしひこ,1928-2004)是日本史的著名学者,我的朋友羽田正教授甚至认为,網野善彦之后,日本就没有愿意从宏观叙述历史的大学者了。他的这本《日本とは何か》(东京:讲谈社,2008、2019)是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已经重印过很多次。

《日本とは何か》,網野善彦著

《日本とは何か》,網野善彦著

让我觉得有趣的是,这本谈论日本的书,从第一章起就激烈批判传统的日本论,诸如“绳文时代的日本”,“弥生时代的日本”等。他认为,成为“日本”只是七世纪到八世纪的事情,“日本”这个国名,是公元689年飞鸟净御原令才确定下来,这是“日本”第一次出现在世界史上。所以,日本不是“自古以来”而是只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同时,他也激烈地批评日本人是同一的、均质的单一民族的说法,认为现代的日本人来源很复杂。冲绳人在十五世纪还是另一个国家,阿依努人更晚才并入日本人中,所谓日本人的“岛国根性”并不合符历史;他甚至也不同意日本弥生时代以来主要种植稻米,主食为稻米,所以日本文化的根本就在稻作这种所谓“瑞穗国日本”的说法。

读網野善彦这本《日本とは何か》,常常可以读到他奇特而富于启迪意味的思想。像第三章《列岛社会与“日本国”》,他就极力强调,“倭”并不是“日本”。他举出几点来讨论:首先,他指出田中健夫《倭寇と东アジア通交圈》(《日本の社会史》第一卷《列岛内外の交通における国家》,岩波书店,1987)、村井章介《中世日本の内と外》(筑摩书房,1999)等,都已经证明所谓“倭寇”,整体上是西日本海的领主、商人,济州岛、朝鲜半岛南部、中国大陆南部的海上势力,虽然一方面“讲倭语,着倭服”,但实际上应当是一个超越国家的海上势力。而日本室町幕府从陆地政权出发,对这些海上势力,是三番五次禁止的,如果室町幕府代表了日本,那么“倭寇”就不是日本人;其次,通常用来讨论日本历史缘起的《三国志》的《倭人传》,其中记载的倭国女王卑弥乎,是所谓“亲魏倭王”,实际上,只代表后来广义的东国地域,不能算是日本。所以,直到五世纪的倭王武给刘宋皇帝上表文时,还说“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可见那时还没有“日本”这个国家。要到七世纪末(673年到701年),准确地说大概是681年,天武朝开始编纂的,天武天皇死后持统天皇时(689)实行的“飞鸟净御原令”,才有了“天皇”名号和“日本”国号(83页),从这个时候起,才算有了“日本”和“日本人”;再次,这个时候虽然有了日本人,但仍不能包括全部现在的日本,比如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就不能包括阿依努人和琉球人。

据網野善彦介绍,早先的森巢博《无境界家族》(东京:集英社,2000)对过去“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的批判就非常激烈,他甚至自称是“国贼作家”,更说“如果说,拥有日本国籍的人就是日本人,那么,‘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日本文明论’等,就根本不能成立”。据说,森巢博批判的对象,可能是江藤淳的《日本人论》。森巢博质问江藤淳,你(江藤淳)说的日本人,包括阿依努、维尔塔(库页岛,中国叫鄂温克)和ニブヒ人吗?包括冲绳和小笠原的人吗?更进一步,包括“原在日本”的二十万以上的朝鲜“归化人”吗?

很巧,我手边正好有一本網野善彦的《东と西の语る日本の历史》(讲谈社学术文库,东京:讲谈社,1998、2018),这部书仍是在强调日本东部和西部的历史与文化差异,比如所谓“东船西马”,他的意思就是说,日本在古代它们就不是“一国”。这种观念现在大概已经是日本史学界的共识,像冈田英弘的《日本史的诞生》、村井章介的《古琉球》,其实都有这个意思。

这本书后面附有大津透教授的《解说》。这篇解说中说到,大津透2003年曾去看病中的網野善彦,听他说过去的事情。其中很有趣的是,網野善彦虽然出身世家子弟,但1952年参加为了人民解放而模仿中共的“山村游击队”,到乡下驻扎。1953年,他进入东大,又参加了日本共产党,成为东大共产党活动的主导人士之一,同时,又参加了石母田正的历史学研究会及“国民的历史学”(关于“国民的历史学”,参看小熊英二《“民主”と“爱国”》,新曜社,2002)。但一年之后,他就离开这些活动,尤其是1955年日本共产党自己的方针转换,抛弃了极左冒险主义的方针,他也就与这一思潮彻底分离(343-344页)。

这真是一个有故事的学者。

 

热门文章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