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生死劫》：以地图的经纬勾勒中国史

最近，中国古代地图文化研究学者、地理科普作家前卫的新书《地图生死劫：天命王权》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以中国历朝历代历史进程为轴，通过历代王朝更迭和帝王传承体系，撷取与地图相关的标志性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史籍记载并加以考证，以期还原中国地图发展历史的本来面目，并配以相关的古图和历朝版图。

全书共有18个篇章，即：禹王天下、夏商之殇、西岐凤飞、祸起春秋、秦皇幻梦、汉宫秋色、回眸东都、三国烟云、两晋遗珠、纷乱南北、魂断隋宫、大唐芳华、五代斜阳、汴梁往事、遥望中原、圆月弯刀、航海时代、大清余晖，以地图的经纬勾勒中国史。

作者在书中着意呈现在历史中重要的节点，古人怎样依据地图呈现的地理、环境、人居状态进行筹谋。作者前卫，军旅出身，中国古代地图文化研究学者、国家版图专家评审组专家。出版著作有：《地图生死劫：天命王权》《地图：谁主沉浮》《就在梦里来去》等。

新书《地图生死劫：天命王权》书封。

地图：王朝更迭的见证

我们在影视剧中常常看在军营的帐篷中摆一个巨大的沙盘，几位将军和智囊们运筹帷幄，而在最近播出的《大宋宫词》中，前几集就讲到当时还是皇子的赵恒在一次治水中为疏导黄河，开堤放水时，没有从地图有效判断下游形势，导致下游村落被淹没，因而给朝堂上反对他的势力落了口实。

在古代历史中，地图代表着一军对于地形的掌握和把控，因而在大大小小的战役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比如在汉代，汉武帝刘彻的登场，汉武帝对版图的渴望和对地图的使用，首先就体现在军事上。在《地图生死劫》中，作者写到：“关于武帝对地图的重视和应用，试举几例。天汉二年(前99年)，汉军三万骑兵出酒泉，在天山攻击匈奴右贤王。担任辎重运输任务的将领是李陵，武帝亲自召见，并嘱托其将所经过的山川地形全部画出来，制作成地图，第一时间派部下快马上报朝廷。这证明了武帝深知用兵离不开地图，精确的地图才是制胜的关键。”

时间转到被讨论最多的三国时期，地图也同样在发挥重大作用，前卫书中写道：“孙权发展海上交通很是值得一提，地图当然在其中大显身手。在孙吴之前，北部沿海的航线已经分段开通，但由于东汉时期江左地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既没有形成强大的政治中心和大都会，也没有开通航路。孙吴立国后，孙权频繁通使辽东，使江左与辽东地区的直通航线得以开通。这条航道，从建康沿长江东下，在长江口北端海门附近之料角转向北行驶，傍黄海海岸北行，绕过山东半岛东端的成山角，进人登州大洋，再沿庙岛列岛北上，渡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南端的都里镇。孙吴出使辽东的船队即停泊于此，在这里进行互市。再由此处上岸由陆路至公孙渊首府襄平。这条海道的开通，便利了江左地区与东北地区的交通。很明显，不去绘制航海图，没有地图的帮助，这种海上交通怎么可能建立起来，海上贸易又如何繁荣呢?”

三国演义中的 张松献地图。

作者前卫认为，中国地图的历史并非沉默的工具和被遗忘的记忆，而是人类文明孜孜以求的见证者和民族繁衍生息的参与者，更是国家历经沧海桑田的追随者。了解地图的前世今生，必然由此可窥视历史的另一种真实面孔。

历史中的地图编撰者们

地图从诞生之初就有着强烈的军事与政治意味，而且在古代中国，空间常常会超越单纯的地域的概念和权利、仪轨等相联系，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

以周王朝来看，前卫认为：“极度兴盛和完全衰败共存、高度强权和弱势同在的一个王朝，非周天下莫属。为什么在始皇帝统一中国之前各路枭雄始终无法动摇周王朝，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王权理念的遵从；二是宗族势力的制衡；三是诸侯各得其所的追逐。周王朝虽然风雨沧桑，各路诸侯纷纷踏上争霸之路，但大家始终都秉持一个中国原则，有着天下一统、不容挑衅的共识。因此，周天下始终维持了国家统一的版图，让这种传承绵延后世，也就形成了中华文明帝王传承体系中最独特的一种文化，即认定一个王朝和帝王的历史地位，必须以国家是否统一、疆域是否广袤、主权是否完整为核心来作衡量标准。”

历史上，很多名家也投入到地图的编撰事业中，如晋代的裴秀。裴秀认为，地图的出现由来久远，但地图制作最大的弊病是很多图的绘制都依赖图书作为参考，数据并不翔实。晋王朝兴起统一天下后，很尴尬的一个现实就是地图存量严重不足，仅有的一些图，也无非是汉代《舆地》及《括地》等杂图。这些图既不设统一比例，又不考证方位，名山大川的记载也不完备。虽然有粗略的形制，但都不精当，不能作为朝廷推行国策的依据。

于是裴秀以《禹贡》为参考，对《禹贡》的记载做了详细的考订，最终将《禹贡》记载的山海河流、平原洼地、池塘沼泽、古代的九州和现代的十六州及郡国县邑、疆界乡村，还有古国盟会的旧地名、水路陆路都绘制出来，编制成地图18篇，是为《禹贡地域图》。

现在《禹贡地域图》已经散逸，但是裴秀提出的“地图制图六法”保存了下来，一为“分率”，用以反映面积、长宽之比例，即今之比例尺，二为“准望”，用以确定地貌、地物彼此间的相互方位关系；三为“道里”，用以确定两地之间道路的距离；四为“高下”，即相对高程；五为“方邪”，即地面坡度的起伏；六为“迂直”，即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

这六条原则的综合运用正确地解决了地图比例尺、方位、距离及其改化问题，第一次明确地建立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理论，在中国和世界地图制图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时至今日，除经纬网和地球投影外，现代地图学中地图的主要因素，裴秀在西晋时就几乎全提了出来。因此，称他是“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也是名副其实。

汉代全国性的地图称为“舆地总图”，涵盖了全国的州郡、分国和县域。曾有一幅《天下大图》的总图，由于体量巨大，用八千匹细密的绢制作而成，使用起来极为不便。裴秀在其助手京相璠的协助下，以一寸折地百里，比例尺约为1:180万，缩绘成全新的《地形方丈图》。

封建王朝的天命王权，真的是由地图决定的吗？

对于中国历史发展和演进的描绘或者勾勒，实际上可以从无数个角度进行切入，比如从人物志的角度、从生产力变革的角度、从王朝战争的角度、从都城变迁的角度、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每一个切入点，都是串起整部中国史并将其立体呈现出来的脉络线。

以地图的发展变化作为主线，并辅以人物群像来展现从尧舜时期至清朝的王朝更替，这正是《地图生死劫：天命王权》一书最具特色的地方。作者前卫以拟人化的手法，将地图与王朝的更迭变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意在使本来略为枯燥的反映古代民生、贸易、军事和运输等事关国计民生事宜的地图的发展，生动活泼起来。

在进入每一个朝代时的引入章节内容，前卫通常是以一个具体的历史场景的再现来完成，该种描述，比较像是作者自己描绘的故事而非历史史实。评论家王毅在本书的书评中写道：“这种写作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一本图书的学理性、严肃性和客观性，或者说，对于读者是否认可该书的权威性可能是会有所影响的。该书前后文风也存在着一些变化。可能是由于唐朝及以后，地图的发展与之前朝代相比，在丰富性和专业性上实现了跨越式的突破，所以作者在行文时，书中有关古代地图的资料性的表述明显增多。因此，较之前面偏讲故事的风格而言，后面在论述地图的发展之时，学术性的风格比重增大。”

作者前卫谈道，自己在该书的创作过程中，参考史籍资料上百万字，引用注解达六万余字。每一章节涉及的人物、时间、事件，都多方考证，希望足够准确。

汉西域诸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