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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中国边疆观念的“变”与“不变”

当国家自身和外部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时,国家为了实现有效的统治和治理,就必须调整边疆观念。而边疆观念的调整,往往引起国家总体治理中的地理空间格局调整。

摘录

由于边疆观念不断的调整、变化,不同历史时代的边疆观念之间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迥然不同。今天,根据国家自身的状况和所处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和重构边疆观念,从而形成与传统边疆观念不同的全方位边疆观念,将会使中国的边疆观念的内涵更加丰富。

秦统一中国后,为了对庞大的疆域进行有效的统治和治理,将疆域的边缘性部分确定为边疆并采取特殊的政策治理,因而逐步形成了具有特定内涵的边疆观念。但是,边疆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处于不断的调整和变动的过程中,因而形成了一个边疆观念演变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边疆观念以及边疆理论、边疆治理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

历史上边疆观念的重大变化,往往是最高统治者或中央政权主动调整的结果。但边疆观念之所以进行调整,是由于国家自身的状况和外部环境条件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当国家自身和外部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时,国家为了实现有效的统治和治理,就必须调整边疆观念。而边疆观念的调整,往往引起国家总体治理中的地理空间格局调整。

中国自古以来边疆观念的重大变化,基本上都是在国家自身状况和外部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后才逐步实现的,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从实际效果来看,如果中央政府对国家自身状况和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具有及时和准确的判断,并根据形势适时调整或创新边疆观念,进而在此基础上制定恰当的边疆战略和边疆政策,就能够促进边疆治理水平的提升,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相反,在国家自身的状况和所处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国家的边疆观念僵化,不能适时调整,就不能制定恰当的边疆战略和边疆政策,影响边疆治理的绩效,进而影响到国家的发展。

 

周平:中国边疆观念的“变”与“不变”

中国的边疆观念在演变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一些倾向性的东西,或许可以概括为边疆观念演变的总体趋势:

第一,边疆观念逐渐由片面发展为全面。在整个王朝国家时期,中国的边疆观念都是指向陆地的,或者说,就是陆地边疆的观念,虽有某些海洋的认识,但尚未将其纳入边疆的视野。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海洋边疆的观念越来越明晰,越来越受到重视;与此同时,高空边疆、地底边疆的观念逐步形成。进入21世纪以来,战略边疆、利益边疆、信息边疆等内容,逐步添加到边疆观念之中,边疆观念逐渐发展为一个全方位的、多向度的、立体化的观念。

第二,边疆观念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在王朝国家的前期,国家将疆域的边疆性部分确定为边疆,目的在于维护核心区的安全。随着王朝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王朝逐步拓展了对疆域的认识,给予边疆以更大的重视,但总体上看,仍然将边疆视为国家安全的屏障,是一种内敛性的思维和观念。在构建民族国家之后,随着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加强,并越来越受到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影响,边疆观念逐渐被置于全球视野之下,逐步形成从国家关系、地缘政治、世界格局的角度来看待边疆的思维和观念。

第三,边疆观念逐渐由感性转向理性。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边疆的开发和建设长期滞后,加之交通、通讯不发达,边疆往往被从感性的角度定位为遥远、偏僻、贫穷、落后、不开化、野蛮的地方,人们对其通常是望而远之、畏而避之,甚至谈边色变。但是,随着边疆的开发和建设,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边疆开发和边疆建设,再加上交通的便利和通讯的发展,人们对边疆的认识逐渐改变,逐渐从国家的安全、稳定和发展的角度认识和看待边疆,理性的成份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周平:中国边疆观念的“变”与“不变”

汉西域诸国图

第四,边疆观念逐渐由模糊发展到清晰。在边疆观念形成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边疆与核心区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更没有明确的外沿线,因而显得十分模糊。到了清代,随着边界的确立,边疆的外沿线逐步明确,但边疆与内地的之间的划分仍不明确,边疆的范围仍然难以明确界定。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随着边疆开发和建设的发展,国家版图内的边疆范围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从行政区域的角度确定边疆的方式受到广泛认可,人们越来越多地从较具体的行政区域(如县)的角度去界定边疆。

第五,边疆观念由重视文化内涵逐渐过渡到注重治理内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边疆往往被视为异族生活的区域,将边疆视为异文化区、化外之地的思维和观念占据统治地位。边疆在相当大程度是被作为文化概念使用。到了当代,边疆仍与民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被称为“边疆民族地区”。不过,在边疆观念演变的过程中,边疆一开始就具有的治理内涵逐渐凸显,并且越来越受到重视。今天,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待边疆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界定边疆、治理边疆的认识和观念也将越来越受到重视。

由于边疆观念不断的调整、变化,不同历史时代的边疆观念之间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迥然不同。在此过程中,边疆观念的积淀也越来越深厚,内涵也变得越来越丰富。今天,根据国家自身的状况和所处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和重构边疆观念,从而形成与传统边疆观念不同的全方位边疆观念,将会使中国的边疆观念的内涵更加丰富。放眼未来,边疆观念还会继续演变,发生更为深刻和更为重大的变化。

周平:中国边疆观念的“变”与“不变”

传统天下观的“中心”与“化外”

不过,中国的边疆观念在演变的过程中也积淀了一些不变的内涵。这种不变的内涵,构成了中国边疆观念的价值底蕴,体现着中国边疆观念的本质。而这样的价值底蕴,是由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所决定,并体现着这样的核心价值观念。因为从本质上说,边疆观念不过是国家治理中关于特定地理空间区域的认识和看法,是一种国家治理的思想观念,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并深受其影响,体现着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边疆观念要超越或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都是不可能的。

美国边疆学派的创始人特纳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不仅分析了美国在西进运动中对边疆的不断拓展,而且还论述了这个边疆拓展过程对美国精神的塑造。他指出:“这种不断的再生,这种美国生活的流动性,这种向西扩张带来的新机会以及跟简单的原始社会的不断接触,提供了支配美国性格的力量。只有把视线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大西部,才能真正理解美国的历史。”其实,美国对边疆的拓展,不仅塑造了美国精神,也塑造了美国的边疆观念。所以,美国的边疆观念中总是包含着扩张的冲动,蕴涵着侵略性。按照这样的边疆观念,边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移动”的。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和追求,美国会坚定不移地将其他的国家、他人的家园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变成自己的边疆。美国今天提出的许多新边疆观念,都有这样的内涵,体现着这样的“美国精神”。

 

周平:中国边疆观念的“变”与“不变”

特纳《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

中国的边疆观念,则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基本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体现着中国精神。自从统一的王朝国家将核心区的外围定为边疆以来,划定边疆就是为了实现有效的治理。诚然,王朝国家对边疆采取了“守中治边”和“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治理之策,对生活于边疆的各个民族采取了恩威并用的手段,即所谓的“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1]或“慑之以兵,怀之以德”[2],“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3]。但也要看到,在边疆各民族接受了王朝国家的统治以及边疆安定的情况下,王朝国家采取的是“抚之以仁义”、“怀之以德”以及“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4]的政策,广施德政,实施教化,促进了边疆和边疆各民族的发展。这些政策和手段的目的,都在于保持边疆的稳定和安宁,促进边疆与核心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和谐发展。这样一种包涵着和谐主义的边疆观念,不仅持续到今天,而且通过“兴边富民”等一系列的政策体现其建设性。

而在与边疆直接相关的周边国家关系方面,建立在天下主义的世界观基础上的亲睦九族、协和万邦的“明德”[5]思想更是发挥着根本性的影响。自古以来,中国以“亲睦”、“协和”的政策和方式对待周边四邻,以期在一种和谐的氛围中达成共赢。今天中国实施的“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就是这种影响的必然结果。在新形势下,中国在根据需要而重构新的边疆观念的过程中,必须借鉴西方国家率先提出的新边疆观念,以新的内容充实传统的边疆观念。但是,中国新型的边疆观念,也将包涵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内涵,是一种合作主义的边疆观念,在促进中国的发展的同时有助于相关国家的发展。(文/周平;节选自《国家的疆域与边疆》一书;编辑:子杰;配图来自网络。)

相关注释:

[1]《贞观政要》卷五。

[2]《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十一。

[3]《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

[4]《旧唐书》卷199下《北狄传》。

[5]《尚书·尧典》曰:“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图书简介

 

周平:中国边疆观念的“变”与“不变”

《国家的疆域与边疆》,周平 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4

中国在快速发展和全面崛起的过程中,国家的边疆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赫然凸显在世人面前,边疆治理也成为了国家治理中重要而特殊的部分。本书为弥补“现有”的边疆政治知识与“应有”的边疆治理理论之间的鲜明反差,汇集了周平、方铁、刘俊珂、孙宏年、方盛举、吕朝辉、朱碧波、王志辉和王砚蒙等九位学者在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领域的最新29篇代表性学术文章,既有对传统的边疆及边疆治理理论和经验的全面挖掘和总结,也有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边疆划定和边疆治理实践的系统梳理,还有对其他国家边疆构建和边疆治理的经验和教训的成功借鉴,为实现边疆及边疆治理理论的创新进行了可贵探索。

作者简介

 

周平:中国边疆观念的“变”与“不变”

周平,华东师范大学法学博士;长江学者,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民族政治学、地方政府与边疆治理等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等十多个科研项目;著有《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香港政治发展(1980-2004)》、《民族政治学》、《中国边疆治理研究》、《民族政治学二十三讲》等专著10部,发表学术论文13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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