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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马里战争的八年之殇:从闪电战到“西西弗斯困境”

“若无法打造良性循环,缺少强健的国家治理,这场反‘圣战主义’者的战争,恐将变成‘西西弗斯式’的战争。”

“若无法打造良性循环,缺少强健的国家治理,这场反‘圣战主义’者的战争,恐将变成‘西西弗斯式’的战争。”2013年,法国学者、前海军上校米歇尔·高亚(Michel Goya)在法国《外交政策》学术期刊,如此分析马里战事。他未曾想到,八年之后,竟一语成谶。

2021年6月10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结束非洲萨赫勒(Sahel)地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苏丹草原以北的半沙漠地段)“新月形沙丘行动”(Barkhane)。原因正是:“法国外部军事部署,难以代替所在国政局稳定和主权选择。”在这两周前,马里新晋军事“强人”阿西米·戈伊塔(Assimi Goita)再次发动政变——九个月内,政变两次,遭法国强烈谴责。两国外交陷入僵局,也不全是坏事。马克龙希望撤军,早有端倪,现在及时抽身,格外顺理成章。

八年前,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刚上任,受马里政府之托,发动“薮猫行动”(Serval),迅速制止“圣战”组织扩张,成功挽救摇摇欲坠的政权。胜利容易让人冲昏头脑,这道理放在生死战场,同样成立。乘“薮猫行动”胜局东风,2014年8月,“新月形沙丘行动”问世:法国联合马里、布基纳法索、乍得、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利亚,成立萨赫勒五国集团,欲摘除“恐怖主义毒瘤”。1962年以来,法国共发动32次对外军事行动,为数不多成功的几次均有几个共性,即制定明确实际的目标,投入足够人力物力,并能够接受既定风险存在这一事实。“新月形沙丘行动”目标过于宏大决绝,诞生之初,便缺乏“成功潜质”。

2013年1月21日,“薮猫行动”(Serval)的法国士兵进入马里城市加奥(Gao) 。图片来源:法国国防部官网

2013年1月21日,“薮猫行动”(Serval)的法国士兵进入马里城市加奥(Gao) 。图片来源:法国国防部官网

五千法军装备精良,一片雄心壮志,可外来人初来乍到,时间是最大的敌人。法军在明处,打持久战,纵有先进武器,终难抵熟门熟路、擅游击且身在暗处的“敌人”。战役有胜负,战争则难分输赢。八年拉锯战,法国逾五十名士兵战死沙场,数千非洲平民丧命,“圣战”分子卷土重来,萨赫勒地区沦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出兵容易撤兵难,马里之于法国,犹如阿富汗之于美国,西方大国深陷战争泥潭、进退维艰,这不是头一回,或许也不是最后一次。

“民族之光”还是无谓牺牲?八年马里战争,起止点同法国两届十年总统任期首尾相应,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度量法国民意和内政。马克龙坦言,“新月形沙丘行动”不再适应战场现实。似八年“南柯梦”醒,与其说马里战场现实改变,不如说法国挑战现实的条件和野心早不复以往。

历史之困:“第二次利比亚战争”

马里战争走向尾声,伴随着诸多踌躇、追问和不甘。相比之下,故事的开端则要痛快许多。

时钟拨回2013年1月11日中午12点30分。法国总统奥朗德接到马里临时总统特拉奥雷(Dioncounda Traoré)求救,紧急召开国防会议。几小时后,马里战场前线,响起法军利炮轰鸣。

马里为法国前殖民地,1960年独立建国,至今共发生五次军事政变,数任总统在“反叛者”和“受害者”、“强人”和“弱者”两类对立身份之间来回游移。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之下,政局飘摇不定,选举制虚有其表,国家治理堪忧。2012年内忧外患达到顶峰:马里军方3月发动政变;“圣战分子”占据北部,觊觎南方政权中心。

“薮猫行动”共计4000名军人和200辆作战装备——坦克、瞪羚直升机和虎式武装直升飞机,规模之大,创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以来之最。战术层面,法国反“阿富汗战争”之道而行之:不在同一地点住宿多日、不在营地长期停留、不断行动从不停歇……“先出发,再听令”是法国远征军制胜法宝。三周之内,法军火速抵达北部,横扫不少敌军据点。

马里政府军队曾节节溃败,此次依托法军“薮猫行动”,终于旗开得胜,南北势力划线向北推进,首都巴马科(Bamako)解除威胁之忧。法军目标明确——解放马里、定位绑架犯和受害者、限制恐怖组织危害,并向联合国及欧盟转交责任,但不涉及具体政治构建或经济发展。2014年7月,“薮猫行动”胜利结束,为法国添彩,但对马里未来国家建设,或无太多实质意义。

奥朗德2012年竞选法国总统,曾承诺从阿富汗撤军,当选之后,则主导马里军事干预计划。一进一退看似矛盾,但这背后,少不了政治算计和考量。对外战争是手段,也是目的,进退都要恰到好处,才能事半功倍。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012年颁布2085号决议,曾授权国际军事介入,以保证马里法律秩序和领土完整。法国发动马里战争合乎法理和国际惯例,具有“正义”和“合法”性,获得国内外舆论认可。

于内,奥朗德行事作风不够鲜明,曾被贴上“软弱”的标签,急需通过战争,确立威信,并借此转移公众对“同性婚姻法”和“财政缩减计划”等棘手议题的注意力;于外,2011年法国曾先发制人,发动利比亚战争,结束卡扎菲“政治强人”时代,但间接导致“基地”组织扩张,邻国马里遭殃,局势每况愈下,若不幸沦陷,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加重欧洲难民危机。

马里地理位置特殊,位于萨赫拉走廊,北接马格里布阿拉伯世界,南通黑非洲,是尼日利亚铀矿和几内亚比绍毒品,运往欧洲的必经之路。北部地区“圣战”组织活跃,数名法国公民被捕,沦为人质。法国身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为维护自身利益和地区安全,自认有责任出兵。换句话说,不是法国选择战争,而是战争选择法国。

法国陆军将领文森特·德斯波尔特(Vincent Desportes)曾说:“马里战争是利比亚军事干预的直接后果,堪称第二次利比亚战争。”2016年,他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称“薮猫行动”蓄势已久,法军为此准备三年,付诸行动只是时间问题。

2016年3月17日,? “新月形沙丘行动”(Barkhane)的法国士兵和马里士兵执行公务。

2016年3月17日,  “新月形沙丘行动”(Barkhane)的法国士兵和马里士兵执行公务。


“向马里派遣4000人大兵,比修正同性婚姻法案可要简单许多。多亏法国宪法,我们单打独斗干大事,比召集多数党小修小补,来得容易。”法国记者伊莎贝尔·拉萨尔(Isabelle Lasserre)和蒂耶里·奥贝尔勒(Thierry Oberlé)曾出版《我们在马里的秘密战争》合著,书里引用总统亲信,发出如此感慨。

诉诸武力远比社会变革省时省力?对于法国或马里,这都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可战争毕竟不是方法论,无法授人以渔。

颜面之困:从“解放者”到“入侵者”

2013年1月28日,马里中部古城通布图(Tombouctou)突然热闹起来。小伙子们开着摩托狂奔,肆无忌惮拉响鸣笛,诉说心中狂喜,姑娘们摘下头巾,露出化了妆的面颊,在太阳底下,开怀大笑,大街上人来人往,孩子们挥舞着红白蓝法国国旗,迎接法国和马里军人。久违的小确幸,令人心神荡漾。

?2013年1月28日,马里中部古城通布图(Tombouctou)被极端势力统治九个月后,终获解放。

 2013年1月28日,马里中部古城通布图(Tombouctou)被极端势力统治九个月后,终获解放。


通布图被极端势力统治九个月后,终获解放。

法国电视二台记者弗兰克·热诺作(Franck Genauzeau)随法国驻军,见证通布图解放。他在街头巷尾采访,有人“感谢法国军事干预”,有人“为法国骄傲”。城市入口,“教法执行大门”的匾牌迎风矗立,不远处有座法国道达尔加油站,几经荒废后,即将投入使用。一个新的时代,仿佛正在开启。

法国军人以“解放者”和“救世主”的姿态,强势闯入马里民众的视野。仿佛一个故事,若开头即为高潮,后续发展注定叵测,甚至出现反转。

这个转折点便发生在法国军事介入五六年后:马里各大城市相继爆发了一系列反法游行。2020年1月13日,马克龙召集萨赫勒五国集团齐聚南法波城,探讨“新月形沙丘行动”。会议开始前夕,无独有偶,千余名马里民众,聚集在首都巴马科独立广场。他们高呼“打倒法国”,希望“新月形沙丘行动”结束,甚至有人点燃法国国旗,宣泄愤怒。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2020年1月11日,马里首都爆发反法游行。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2020年1月11日,马里首都爆发反法游行。


法国《世界报》曾采访到一名马里技工,其心路历程在社会大众里颇具代表性。这位反法抗议常客,拒绝在道达尔加油站加油,感慨说:“法国是世界第五大强国,拥有一流的作战装备,但不敌开摩托的强盗,实在令人费解。”

“新月形沙丘行动”目前共计5100名士兵、7架战斗机、20架直升机、3架军事无人机、500辆装甲车、400辆后勤车辆、3大基地和8个偏远地区营地。法国每年投入10亿欧元,未来几年,将分批撤退。综合来看,马里战争八年,战绩不容乐观:萨赫勒地区安保每况愈下,平民百姓依旧是最大受害者。

2016年,“基地”组织和“ISIS”在萨赫拉地区的附属分支,将势力范围延至马里邻国,导致布基纳法索乡村和尼日利亚西部地区深受其害;2017年,两名马里人——盖里( Iyad Ag Ghali)和库法(Amadou Koufa),成为“圣战主义”灵魂人物,对马里民众影响甚广;针对平民的暴力行动持续增加,美国非政府组织“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项目”(ACLED)统计称,2013年至今,共计8000平民丧生,2020年死亡人数2145人,创历年之最……

2021年3月,联合国发布调查报告显示,年初马里中部村庄布提(Bounti)举办婚礼宴会,遭法军反恐袭击,导致22人死亡,其中包括19名平民。法方否认联合国说辞,引述情报机构信息,称集会类型并非婚宴,而是“圣战”分子集会。联合国要求法国和马里展开独立调查,确立各自责任,并对受害者家属进行赔偿。

调查尚未有定论,但法军主导马里战争,国际社会如何监督和问责,逐渐成为一个显性话题。战场上刀枪无眼,但法军枪炮导致多少平民死伤,在军队高层仍是禁忌。目前,法国国防部仅承认,2013年军事行动曾导致7名平民丧生。

德国《明镜周刊》获得法军内部报告,揭露2020年5月在马里中部村庄,法军将一开摩托的平民,误认成恐怖分子,并将其击毙。法军私下对死者家属进行赔偿,但未对涉事军人进行问责。《明镜周刊》认为,法军隐瞒不少关键信息,反恐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或不止7人。

相比国际社会问责,法国在马里民众的形象问题更为棘手。马里社会停滞不前,民族主义抬头,将愤懑转嫁到法国身上,导致阴谋论一度盛行。马里著名歌星萨利夫·盖义达(Salif Keita)便曾发布视频,称法国发动反恐战争,但故意失败,实则同“圣战”分子合谋,扰乱马里并趁机掠夺当地资源。

成也法国,败也法国。八年战争后,法国正见证最不愿看到的一幕:在原殖民地马里唤醒反殖民主义梦魇。

话术之困:“宗教极端主义”亦或“恐怖主义”?

2013年1月8日和9日,法国总统府和国防部碰头,探讨马里遭遇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袭击”(offensive islamiste)。两日后,官方文件中,语言词汇则发生微妙的变化:“恐怖主义”代替“宗教极端主义”,成为内阁成员的公关话术。

法国政府扬言“将恐怖主义斩草除根”,同12年前,美国911恐袭事件后,布什政府宣扬的“反恐战争”口号,不谋而合。

在马里战争中,法国官方将敌人定性为“恐怖主义”,避免使用宗教字眼,意在巩固出兵合理性,赢得民众支持,并照顾国内少数族裔群体情感,减少语言层面的伤害。国防部后做出解释:“马里干预行动针对以‘圣战’为意识形态,且以恐怖主义为作战方针的组织。”

如今,国际恐怖主义成为各国面临的挑战,在日常用语中,“宗教极端主义”(islamisme)、“圣战主义”(djihadisme)亦或“恐怖主义”(terrorisme)易发生混淆。法国权威学者做出的解读,或可作为借鉴:

“宗教极端主义”(islamisme):武装人员将伊斯兰教打造成社会运营和政治治理模式这一现象(法国伊斯兰教学者吉勒·凯佩尔Gilles Kepel);

“圣战主义”:“圣战”属宗教词汇,本是褒义词,更多事关个人修为和精神追求,但上世纪80年代苏联-阿富汗战争过后,“圣战”被赋予更多政治和社会意义,如今代指以伊斯兰为名发动的武力行动(法国伊斯兰教学者吉勒·凯佩尔Gilles Kepel);

“恐怖主义”:通过威胁或恐吓扰乱公共秩序的个人或集体行为,并非特指同“现代圣战主义”相关的大规模、持久且出人意料的行动(法国反恐法官马克·特雷维迪克Marc Trévidic)。

在话术选择上,法国政府有意含混不清,曾引媒体质疑。军事记者让-多米尼克·迈尔彻(Jean-Dominique Merchet)便认为,“恐怖主义”作为作战模式,值得关注,但更需探索这背后深层的意识形态和主旨,才能治标治本。“因为敌人是基于对宗教的某种认识,而非以‘恐怖主义’为名,进行作战”,他说。

法国在马里战场的“敌人”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组织构成,它们各有所属,分管不同区域,但又盘根交错。

法国学者梅拉尼·杜佩(Mélanie Dubuy)2013年曾撰写文章《马里恐怖主义威胁的特征及国际影响》,对马里局势进行梳理。她指出,马里北部共有四大军事武装组织,分别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MI、西非团结与圣战组织MUJAO、 伊斯兰支持者Ansar Dine和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MNLA。前三者属极端宗教组织,致力建立伊斯兰国家,实施伊斯兰教法,而后者则由起义军图阿瑞格人(Touareg)构成,属世俗派分裂势力,致力争取马里北部独立。

三个极端宗教组织中,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MI和西非团结与圣战组织MUJAO,分别属于“基地”组织和“ISIS”,具有恐怖主义性质。此外,四个组织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它们会根据战事发展和首领喜好,选择结盟或对抗。

战争若要取胜,需要目标明确,黑白分明。但马里危机的底色,以灰色为主。民主人士和“圣战分子”之外,普通参与方居多,他们遵循特有的生存法则,因经济、政治和宗教利益,同各方互通有无。法国将马里北部的武装力量贴上恐怖主义标签,短期虽得利,但也容易陷入自己设下的语言圈套,难以自洽。

马里不少“圣战”组织,曾在叙利亚战争中,成为法国盟友,合力攻击阿萨德政府,且它们越是激进战斗力强,获得法国资助的机会便越多,现在则因同样的激进,成为“恐怖组织”,反遭法国攻击。法国对此如何解释?为走出危机,多方谈判大势所趋,但一方被法国认定为“恐怖组织”,可有资格坐在谈判桌前?

2020年12月28和2021年1月2日, “新月形沙丘行动”中,法国5名军人牺牲。图片来源:法国国防部官网。

2020年12月28和2021年1月2日, “新月形沙丘行动”中,法国5名军人牺牲。图片来源:法国国防部官网。

马里政府跃跃欲试,试图同北部“圣战分子”谈判,这似乎也是法国退兵的理由之一。马克龙说:“那些组织曾向法国军人开枪,马里政府则准备跟它们谈判,我们怎能同这样的政府合作。”

原则之困:惩恶除暴VS司法正义

干掉恐怖分子,并不会赢得所有法国人的鼓掌叫好。

2021年6月11日,法国国防部长富罗伦萨·帕尔利(Florence Parly)宣布,“新月形沙丘行动”6月5日执行反恐任务,杀死四名恐怖分子,其中包括曾涉嫌绑架法国记者——吉斯兰·杜邦(Ghislaine Dupont)和克劳德·维尔龙( Claude Verlon)的北非基地组织头目巴卡博(Baye Ag Bakabo)。她说:“经历多年等待,我们终于将其毙命。”

国防部长发言引来两名记者家人和朋友的反感。“吉斯兰·杜邦和克劳德·维尔龙朋友协会”在《世界报》发布公开信,同国防部唱反调,表示“我们等待的不是复仇,而是司法正义”。

2013年11月2日,这两名法国特派记者来到马里中部城市基达尔(Kidal),采访结束后,于下午1点被四名武装人员劫持,两小时后,他们的尸体在附近12公里远的地方被发现。法国军方表示,绑架人员汽车抛锚,行动失败,才临时撕票。后续调查发现,官方说辞漏洞百出,但军队以军事保密为由,拒绝进一步回应。

绑架事件是否涉及法军线人?两人意外被杀同武装组织内斗是否有关?法军当时有无参与营救?法军是否同绑架人员交锋?这些未解之谜,一直萦绕在受害者家属脑中,随着绑架者离世,谜底也将随之消失。公开信中,他们向国防部长发问:“部长女士,您得明白,我们并不是用战争逻辑看问题。……绑架者先后丧命:您欢欣鼓舞,但我们则感到遗憾。”

对外战争中,军事逻辑和司法制度之间不乏张力。联合国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卡拉马尔(Agnes Callamard)便曾指出,两名记者绑架者早已被确认,但法方在保密前提下从未向马里政府申请国际逮捕令。她认为,这是法军同马里政府缺少合作所导致的直接后果。

法国在马里战争中践行“军事为先”,司法正义被置于次要位置。英国肯特大学萨赫勒问题专家伊万·格查瓦(Yvan Guichaoua)对此也颇有微词。他认为,“新月形沙丘行动”设立之初,便重军事,轻政治,只提供自上而下一种参与路径,但解决马里危机,需要自下而上多方参与。背后原因,可被归结到“法国对危机的解读太过狭隘”。

赢得基层民众共识,单靠反恐远远不够。

2013年5月10日,马里中部的城市戈西(Gossi),马里军队遭遇三人自杀性爆炸袭击。2021年6月21日,在同一座城市,法军汽车遭自杀式汽车炸弹撞击。八年了,仿佛一切都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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