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需要多少世界遗产地？

【编者按】

《文化和自然遗产：批判性思路》一书以一种比较的视角关注当代遗产全球化所造成的遗产迅速增多及引发的各方面变化。特别关注物质性、关联性与对话三个紧密相关的主题。本文摘编自该书第8章《遗产和记忆问题》，由澎湃新闻经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权发布。

我已经指出，在晚现代时期，被积极地鉴定、登记、保护和展示为遗产的物品和场所的数量，有了一个飞速增长。遗产的定义也随之迅速扩大，包含了大量的物质记忆的新形式：从文化景观到贴身的日常生活用品。除了对有形遗产的保存，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全球性的转变： 对无形遗产关注的增加。这也导致了社会持续而普遍的“遗产化”现象。在这种现象中，纷繁迥异的过去的痕迹和记忆堆积起来，不断浮现并介入我们的现在。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遗产入录和登记数量的迅速增长，而我们极少考虑作为遗产的物品、场所和实践可以被移除出这些名录，可以从博物馆和画廊中被拍卖，或者随岁月变成废墟而不采取积极干预。这种遗产的丰富性所带来的含义，纷繁错杂的过去在现在的堆积的过程，以及不断增加的对无形遗产行为和传统的保护，并没有被遗产实践者和学者们广泛认识到。如果遗产没有一个普遍性的价值范畴，并且如果物品、场所和实践是根据由文化决定的标准来保护的，那么，接下来会发生的是，遗产的某些方面将在某个时候不再相关，而应该被丢弃。相反的，我们的方法倾向于不停地录入新的遗产，而不回过头再思考一下我们过去所做的保护决策中所蕴含的价值。因此，我认为，在21世纪初，我们逐渐面临一个“过去”在“当下”过度积累的危机。这个危机将最终削弱遗产在集体记忆的产生中所扮演的角色，令社会充斥着迥异的错综纷繁的“过去”，使得我们无法注意到集体记忆在当下形成的主动过程。

本章审视了许多导致遗产堆积这个危机产生的并行过程。一方面，官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NGO)对遗产定义的不断扩大，以及向更具代表性的遗产典范的转变，使得被保护的遗产物品和场所的数量急剧增加。另一方面，对无形和虚拟形态的遗产的关注度的不断增加，以及我所称为的“消亡的遗产”的大量涌现，导致了一种过度的“纪念化”。很多关于个人和集体记忆的文献都认为，遗忘的过程对记忆的过程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无法选择去忘记一些事物，那他也就无法恰当地形成记忆并赋之予价值。记忆是一个主动培育和删减的过程，而不是不论对未来有没有价值，都将其全部存档。我主张遗产也同样如此，如果我们不去更多地关注那些可以让我们出售、交换或主动清除遗产的程序，以及那些支撑着我们的保护决策的价值观念，我们就有被记忆湮没的危险，而所有遗产将随之变得毫无价值。这并不是在说我们要退回到一个单一遗产标准的狭隘观念。那样的话，很多使遗产变得更具有代表性和多样性的重要工作都将付之东流。相反的，我只是主张，我们必须超越如今主流的抢救式保护，把遗产视为过去在当下的一个主动的生产过程(active production)，它必须满足当代社会的需求，而不是以为过去的遗产决策是毋庸置疑的。这应该是未来的几十年中批判性遗产研究的一个关键性领域。

记忆作为西方社会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出现，是20世纪后期现代性的关键的文化和政治现象之一。关于记忆的话语最初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随着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去殖民化而产生，20世纪80年代后，这种话语引发了一系列争论。理查德·特迪曼(Richard Terdiman 1993)甚至要把现代性的记忆危机记下来。而柯曼(Kammen 1995)将战后遗产运动的根源归于带有现代意味的怀旧之情以及对抢救和保护的执迷。换言之，这些都是为了不忘却而有意进行的群体行为。这些导致了在社会科学中关于记忆的文献急速增多。与我们的讨论相关的有近期一些关于历史和记忆的工作，人类学中的记忆研究，以及在物质文化研究中对于“记忆”和“忘却”两者作用的研究。20世纪后期关于记忆的许多工作，都集中在大众文化在塑造集体记忆和过去表征中的角色。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战后时期，大众文化成了创造和争论记忆和身份政治的主要阵地。在这个被传媒包围的世界里，围绕着记忆所产生的公共焦虑的全球化，及其另一面，对不忘却的狂热痴迷，需要被视为过去几十年最为重要的文化发展之一。这种对记忆的痴迷，与对过去的冲突、不公正和不平等记忆的管理相关，正如它与积极事件和历史事件也存在关联一样。过去在当下主动形成的方式，以及这种“纪念化”的形式，直接关系到当代对过去事件的道德和伦理观点。

前面，我概述了后现代时期遗产热的方方面面，以及在国际、国家、区域和地方不同级别的各种官方遗产登记与目录的迅速增长。物品、场所和实践每一类的数量都在膨胀的同时，这些名录也呈现出同样的态势。随着“世界遗产”的传播，我们或可称为关于遗产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思路”的全球化是这一现象的主要成因。这一思路坚持，缔约国须在向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提名之前，除了要订立预备名录以外，还要建立自己的国家遗产名录。分类和入录不仅可以被理解为现代性的排序的基本模式之一，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抢救形式，以及是对危机感和对过去与遗产的脆弱性的一种直接反应。我认为，这种观念加速推进了后现代世界的遗产全球化，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许多遗产名录和登记本身就有很长的历史，期间，不同的、有时相互矛盾的标准和价值体系支配着他们的运作。然而，在引进新的标准时，这些名录也极少被重新修订。大家似乎普遍认为，物品、场所和实践一旦被登录转化为遗产，就极少会复原或者转变成其他的事物。登记名录变成了一种候宰的畜栏，一个监狱。世界遗产名录本身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世界遗产委员会及其缔约国和咨询机构的操作中，所采用的遗产范围和定义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名录每年仍然持续增长。至今只有两个地方从遗产名录除名，而这也并不是因为对他们评估标准重新权衡的结果，而是当初它们被列入名录的价值已遭到一系列变故的破坏。第一个从遗产名录除名的地方是阿拉伯羚羊保护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拉伯野生羚羊在野外濒临灭绝，而该保护区成功繁殖和引入了阿拉伯羚羊，随后于199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来由于该自然保护区面积减少达90%，同时，失去栖息地和非法狩猎导致了野生羚羊数目减少，经与当事国磋商后，这一遗产地在2007年被从遗产名录移除。第二个被除名的是德国的德累斯顿易北河谷的文化景观，它于2004年列为世界遗产地。200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把此地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并警告要将其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因为当地在易北河谷上兴建桥梁的计划，将严重影响遗产景观的完整性，使其不再符合《世界遗产名录》的资格。经过世界遗产委员会代表与市政当局的多次协商，颇受争议的四车道Waldschlsschen桥梁的修建计划依旧继续。2009年在世界遗产委员会一次会议上，这一遗产地被移除出名录。尽管如此，委员会仍欢迎对此景观的组成部分的重新提名，因为委员会意识到这一遗产地的某些部分仍具有突出的普世价值，但它将不得不置于不同的标准和界限之内。这些罕见的例子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规则的例外情况而出现的，虽然有这些先例的存在，但说到要在重新考虑遗产地最初被列入名录时所认定的价值的基础上，将《世界遗产名录》近1000处遗产地(在写此书的时候)中的任何一处除名，这一想法似乎极不可能。几乎所有其他我所知道的国家和地区遗产名录也基本都是这样的情况。例如，至今大约有1500个资源地从美国国家史迹名录(NRHP)中除名(在写此书的时候，根据国家名录数据库的检索，这些资源地在超过140万个个体自然资源中约占0.001%)。几乎所有都是由于拆除、火灾或其他形式的损坏，使其丧失了历史完整性。同样，英国遗产管理中，遗产也可能从法定名录中被移除，但也只发生在有新的证据足以表明下列情况的时候，诸如遗产缺乏特殊的建筑学价值或历史价值，或者环境发生物质上的改变，例如火灾。与这些例子不同的是，许多区域或市政的遗产登录甚至都没有设置除名制度。这背后的假设似乎是： 选择遗产的标准所基于的价值是普适的且永远不变的。与此类似的，多少世界遗产地才算是一个恰当的数量，这一问题至今还很少被讨论；相反的，人们却把关注的焦点都放在增加名录的代表性以及随之而增加的数量，而不是审视过去决策程序的基础部分。

《文化和自然遗产：批判性思路》，罗德尼·哈里森著，范佳翎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