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肖诞辰110周年：如何阅读这位“沉默”的思想家

莫里斯·布朗肖 资料图

“莫里斯·布朗肖，小说家和批评家，生于1907年，他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了文学和属于文学的沉默。”这是布朗肖本人在著作扉页上书写的作者介绍，这种努力抹除自我存在印记的姿态一直伴随着他的整个思想历程。布朗肖的个人生活极其低调，几乎不出席公共场合活动，拒绝采访和摄影，甚至在他2003年逝世之前，很多人都猜测他早已不在人世。然而，这丝毫没有减弱他的作品对20世纪法国知识界的影响，巴塔耶、列维纳斯、福柯、巴特、德里达、南希等人都曾或明或暗地与布朗肖形成一种对话的亲密关系。

2017年6月10日至11日，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和泼先生主办的纪念布朗肖诞辰110周年活动，在北京拉开了帷幕。该系列活动共举办三场，分别由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706青年空间和单向街书店协办，诸多学者、译者、写作者与出版人都出席了这一纪念活动。这一纪念活动旨在讨论和阐明阅读这位沉默的思想家的方式，帮助中国读者接近和了解布朗肖晦涩呢喃式写作的重要价值，也借此反思当代汉语写作的目前状态与未来的可能性。

自我抹除是为了反思灾异和倾听他者

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主题为“相遇布朗肖：我们的秘密伙伴”的第一场活动上，活动主持、《艺术界》中法文特刊主编贺婧首先简要讲述了布朗肖的生平事件。1907年出生的布朗肖在大学学习德语与哲学，1930年代为右翼报纸与杂志撰稿，二战后十年隐居期间发表数本著作，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后加入反战阵营，积极参与了1968学潮，旋即再次隐居并直到生命结束，同时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思考与写作。随后，与会嘉宾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如何理解布朗肖思想中的“沉默”姿态、如何看待布朗肖与列维纳斯的思想联系以及如何评价布朗肖独特的rècit文体。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吴琼认为布朗肖秉持着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写作观，他试图通过对书的终结来开启书写的时代。书写是一种经验展开的行为，一种中断和沉默本身，也是冲向黑暗的过程。布朗肖通过把书写行为变成极端化的政治行为，极力打碎建制化的文本。他将哲学思想的言述分为两种，一种是教育学式的哲学，这一谱系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至后来的阿奎那、19世纪的黑格尔；另一种是探究性的写作，如帕斯卡尔、卢梭、尼采、马拉美甚至超现实诗人等，这种探究性并不是指向具体对象或问题本身，而是朝向一种对不可能性的内在体验的回望和凝视过程。这种凝视总是悖论性的，如《文学空间》中对俄耳甫斯的讨论：俄耳甫斯对妻子的回望朝向死亡与深渊，俄耳甫斯的记忆是一种阳光下的记忆，朝向黑暗的回望会让一切黯然失色。从这种情境出发，他认为教育学式的哲学建立在连续性的概念之上，建立在师徒传承、学术共同体理念与集体主义的幻念之上，也就是建立“在讲台下的人会理解并传承我的思想”这种想法之上的。而布朗肖推崇的内在体验的写作是彻底个人化、断裂的、异质的，是在裂隙之中开启创造，是所有价值和意义朝向黑暗和虚无的进程。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夏可君将布朗肖的沉默置于了当时的政治生态中进行解读。布朗肖要隐居起来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布朗肖早期的极右倾向，导致了他后期的尴尬处境。在《灾异的书写》中，布朗肖将奥斯维辛作为灾异的反思，也是想面对这一困难；另外，让-吕克·南希在《绝对的文学》中指出布朗肖是一种想要达到不可能的绝对，他试图打断自身主体性的尝试也使他做出了隐居的决定。在20世纪中，西方有一种圣象破坏者的传统，不允许图像崇拜，这对布朗肖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反圣象崇拜也使他反对个人主体性的彰显。1942年之前，布朗肖一直亲和于法西斯主义，但布朗肖并没有回避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在1955年的《文学空间》中，布朗肖间接地回应了二战和法西斯，他提到了死亡、如何打开死亡的空间；在《灾异的书写》中，布朗肖发展了海德格尔的一些思想，反思在奥斯维辛之后如何面对大屠杀的问题。布朗肖“无用”的概念同样如此，在集中营中，工作是一种自由，希特勒将死亡作为作品去塑造，而布朗肖强调“无用”和“不劳作”，拒绝将死亡作为作品。布朗肖比海德格尔走的更远，他不断思考能够让死开口说话的黑夜理论、文学空间中的孤独与死亡，重构一本未来之书，反思战后欧洲未来的可能性，这些都要比海德格尔更为真诚和敞开。

为什么布朗肖要沉默，不愿意展现自己？布朗肖如何让沉默进入自身的文本？——中国人民大学助理教授汪海提出了两个问题并逐个做出解答。布朗肖选择自我抹除、自我消隐的做法实际上是他继承浪漫主义但又反对浪漫主义的结果。他反对浪漫主义中塑造艺术家本人的倾向，而继承了济慈所说的“艺术家的消极”，“艺术家最大的个性就是没有个性”。布朗肖的写作面对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才能自我消失？这个问题必须联系到他的伦理观念：布朗肖不认为语言能够被主体所控制。《文学空间》的第一部分中认为，孤独就是文学本质，但布朗肖说这不是艺术家的孤独，而是作品的孤独。作品完成后，作品就对作家宣称：“你无法再控制我。”第二个问题涉及到沉默这个关键词。沉默首先是对声音的对立，但沉默本身可以是声音的一部分，也有可能表达意义，被语言所接纳或控制。维特根斯坦有句名言，对于不可言说之物，必须保持沉默。沉默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其实预示了什么是不可言说的，他用沉默来指示不可言说之物。布朗肖则第一次对文学的沉默做了模糊定义，他指出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不同，文学语言变成了自身图像，而不是传递信息的符号，从而在写作中保留了沉默。

布朗肖和列维纳斯之间的互相影响也同样值得关注。列维纳斯通过布朗肖接触现代主义艺术，从而发现了自身的伦理观可以和现代主义对话。列维纳斯对布朗肖的影响巨大：第一，布朗肖意识到语言本身的暴力性，虽然他已通过黑格尔的否定性概念有所思考；第二，视觉的问题，列维纳斯认为西方以视觉作为认知模式，表示观看，所以布朗肖作品中总会出现黑夜、模糊的样貌；第三，列维纳斯谈到世界的建构时，他先假设了“有”（il y a）的概念，认为在有意义的人的世界之前，还没有清晰的轮廓，“有”就是世界被光线照亮前的状态。《文学空间》中有一个脚注，大概意思是在问世界被建构的时候，我们破坏了什么，当说话的时候，破坏了什么，杀死了什么。所以布朗肖要去保持沉默，去倾听不言说的他者，让他者进入文本，倾听到他者的声音。

以沉默的被动来书写灾异

第二场活动的主题是“奥斯维辛之后，沉默如何可能”。主持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张光昕首先指出，布朗肖采用了一种危险的写作，认为任何一个从事文学的写作者是孤独的，不仅是离群索居的普通的孤独，还有一种根本性的孤独，一种文学的自我保护。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将布朗肖评价为“混乱时代的大师”，认为《黑暗托马》是一本带有预言形式的小说，其中全新的写作姿态和写作精神，构建了一本真正的未来之书。但今天有个重要的问题亟待解答：在满目疮痍的20世纪之后，目前的我们如何看待写作？

诗人、导演陈家坪首先从阿多诺与萨特关于诗性思维与介入文学的分歧入手，探询了诗性审美与灾难之间的关系。对阿多诺来说，书写保持与现实的距离，表达了人们与对现实不同的世界的想象，而且书写是对物的异化的一种反抗，对社会压抑的反抗，这个行为是要把一个异化的社会恢复为人性的社会。阿多诺的认识决定了他对于奥斯维辛论断的认识，即否定介入文学的态度。

阿多诺认为美学的风格化原则为外观赋予意义，甚至会让某些恐怖之物得到美化变形，所以，当种族大屠杀也成为介入文学中的文化资产的时候，继续顺从制造出这些凶手的文化就变得容易多了。诗性思维既是危险的，它可能将我们带入集体灾难中，但同时诗性思维又帮助人们学会用审美的眼光看世界，以化解现实带来的累累伤痕。

作家黎幺以切身体会表达与布朗肖的相遇。布朗肖在文体上非常有魅惑力，对布朗肖十分喜爱但又似乎从未读懂，几乎是接触布朗肖思想时的普遍现象。奥斯维辛之后，什么是文学的沉默？也许是一种缺席，一种缺乏状态，但这些词对于写作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写作者必然要写作，布朗肖的写作始终朝向空无，但写作必定要写些什么，我们不可以言说我们的写作，但我们必须写作。写作者个人的作品是现实事物的投射，这是一般的理解，但如果面对奥斯维辛这样的事件，我们是没有办法表达的，沉默并不仅仅是没有语言的状态，而是一种脱离了语言仍旧存在的事物，像《黑暗托马》、《死刑判决》都与这类事物有关。布朗肖还有一篇小说《田园牧歌》和其他叙事作品一样，是没有中心概念的，但并不能简单地用去中心化来理解，他的写作更像是一种完全的匮乏状态，因为这种匮乏状态，写作才得以展开，灾异才得以反思。

“泼先生”的发起人芬雷首先说明了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遭受的误解，阿多诺的本意是通过介入文学的写作回应奥斯维辛，将一种图像传化为文学，这种做法是野蛮的，但这种做法是对的，文学必须要将此事件严肃对待。阿多诺只是反对有人故意将奥斯维辛作为事件，来生产自己的文学。布朗肖的观点与此类似，他提出的问题是当集中营发生之后，我们能否保持距离？如何去言说集中营已经发生的事实？布朗肖强调了个人与灾异的关系。

布朗肖对死亡的理解是颠覆常识的。通常人们在思考死亡时，是在思考“我”的死亡，从而去推动自己写作或行动，布朗肖恰恰相反，他认为我们只能看到他人的死亡，他者的死打断了我的主体性，所以从“我”的经验出发的文学已经不可能，他者作为陌异的人走近我，对我说话时，动摇了我的无动于衷和主体性。文学艺术探索是一种友谊，一种无法分享无法汲取的友谊，朝向无限他者的友谊，友谊是一种无法估量的对于他者的关系。只有当投入到无限他者之中去时，才会理解布朗肖。

未来的文学是朝向无限他者的写作

第三场活动主题为“写作的任务：朝向未来的文学”，试图通过借鉴布朗肖的作品和思想资源，反思当代文学与艺术的状态，启发写作者去构建一种朝向未来的文学。

诗人、评论家张光昕以布朗肖的思想和文学写作、诗歌、批评之间的关系作为这次讨论的起点。

对中国读者而言，布朗肖是一次悄无声息的降临。不像萨特在中国的传播，布朗肖更类似于一种沉默的革命，逐渐地出现和生长，布朗肖思想的发展更接近“内爆”而非“外爆”。福柯、弗洛伊德等思想家可以被我们直接引用原文和方法论，而我们面对布朗肖时，无法准确引用和处理他的著述。布朗肖与其他思想家的关系看上去如蜘蛛网一般细密，但布朗肖却远离了西方热闹的思想现场，往往处于隐姓埋名的写作状态去探讨沉默、死亡、黑暗等一些我们想要表达却无法表达的内容。

布朗肖能为我们当代艺术文学工作者带来什么？张光昕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是尝试将布朗肖与现当代文学史的讲解结合。比如，可以比较鲁迅作品中的某种黑暗情绪、意识与布朗肖的黑夜理论，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包括早年弃医从文的选择，其实都是从“铁屋”这一辩证意象出发的。“铁屋”是一种人造的黑暗，光明无法进入，其中沉睡的人通常被认为是即将进入死亡的处于蒙昧的人们，作为启蒙的光明将其唤醒，从而产生打破“铁屋”的希望，正是这种力量积聚成了后来的左翼文学。在中国，也许这一文学路径是符合时代的正确选择。但布朗肖对这种萨特式的文学观不以为然，他认为文学的本质是空无，越接近写作的内核，就越处于写作的外部。用布朗肖重新解读“铁屋”，就会产生一种光明和黑暗的辩证法，一般都是黑暗到光明的发展，如顾城“黑色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是更具合法性的思想方向。但在布朗肖的书中，黑暗也有潜力。作为一种两重性的黑暗，第一层黑暗是白昼的对立面，产生了虚构和想象，可以理解为美学、艺术。但还有另外一重黑夜，它是从黑暗中抽出的革命性，消解掉了黑夜本身。写下承载思想的文字，与外部世界搏斗，击中想要表达的事物，这是属于白昼的文学观，而黑夜却将这一写作方式抹除了。布朗肖的启示，无法依靠我们积累的文学观去理解，而是需要跨越它之后去理解。就像鲁迅《野草》开篇第一句话：“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词语一般被认为是与物的配合，词是围绕物展开的。但鲁迅告诉我们这种文学的破产，提示我们理解沉默再去理解言说。当代写作和诗歌必须考虑新的理解方式，在各种写作都有效的今天，即便布朗肖指出文学是虚无的，但作者依旧要写下去，在灾异的鞭策和鼓励下，进一步将写作向前推进。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师叶磊蕾则从哲学角度出发讨论布朗肖的文学观念。所有的语言都在理解的意义上存在，布朗肖的两难境况在于一方面作品既成事实，必定要被人理解，而另一方面他的初衷却是为了自己的作品不被理解。她撷取了《未来之书》中的两个关键词，“消失”与“存在”，来切入布朗肖的文学思想。布朗肖的思想谱系既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很大影响，又继承了浪漫主义的文学观念，但对文学本质中的消失他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布朗肖看来文学是一种活动、行动，这并不是对既成事实的作品的把握，并不是以完成的不变化的方式去把握。文学一方面有一种时间性，必须在其中展开和完成，但文学工作就是要破坏和脱离时间性。时间的概念是一维度，是线性的、逻各斯的，文学就是要打破这种线性的流动和持续。

诗人、剧作家王炜集中于写作的未来这一主题，结合自身的写作经验谈论了面对文学传统的种种可能。也许用布朗肖的说法，未来的文学就是消除了自己身体的文学，除了字面意义外，在写作中还需要去实践不与现实兼容的文学任务。在讨论文学和写作的未来时，必须提及写作的当下状况——一种间接官方文学的普遍现象。王炜认为当代的间接官方文学毁坏了作品的美学事实和思想资源，在讨论文学的未来时，必须要决裂、拒绝这种倾向，迫使写作者在新的语言压力中去写作。不成功的诗人比成功的诗人更准确地点明了文学，因为诗人的成功产生了主体幻觉的售卖市场。写作者必须让自身更多地参与到对写作的破坏中，参与到反成功的实践中。正如布朗肖说，“诗歌要抛弃一切偶像，与其决裂。”未来的文学写作要反对偶像崇拜和自我偶像化，反对自我感动和利己主义，不能以早期人文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文学的未来和自我主体神话。

我们如何再次面对文学，面对文学传统？布朗肖认为这个问题就是如何面对我们的终途。但丁笔下的维吉尔就是处于语言破碎处的人，维吉尔的时刻是没有以前和以后的交叉时刻，是来自过去但存在于未来的人。终途不是线性过程中的阶段，而是一种面对未来或不来的状态，是一种断裂甚至判决，宣布自己的无能性，一种不能准备的迫近。面对文学写作的未来，可能就是面对准备一种无法准备的时刻。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李冰清表达了自己在阅读布朗肖作品的感受与体会。关于文学的未来，卡尔维诺也提出过几个关键词，其实如果我们比较，布朗肖的《未来之书》的描述与卡尔维诺有相同也有差异。布朗肖认为文学的本质就是拒绝本质的限定，反对文学的固定性和实现，文学从不是事先存在之物，需要不断更改和否定的过程。布朗肖说，“作品就是对作品的等待”，作品是对自身的等待，而等待就是一种永远的未完成的状态。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写了小时候等待母亲的晚安吻的片段，用了许多文字描述等待的时间里，又期待又害怕到来的心情。当吻到来时，等待就结束了，其中充满美好构想却又害怕到来的心态，就是作品的等待状态。在这样的等待中，似乎作品不会到来，文学的要旨是对真相的朝向和敞开，是对等待之物的无限靠近的状态。

布朗肖实际上是一种反书写的书写、反文学的文学，类似巴特在论述传记的态度：传记是对传主的第二次谋杀，因为在为他人撰写传记时，必然只能选取其某些事件来描述，这种被选取的一些不能恰切地代表其本人。巴特看来，在选取所谓的代表事件时，必然忽视或抹杀了传主其他事件，对死者的这种描述就是第二次谋杀。布朗肖也如此文学，作品必须要在不断更新和改变、运动中体现真理，不能将其固定化。

泼先生主编、译者白轻认为在中国尚未达到对布朗肖的完整认识，因为他的许多著作目前还没有被接触和阅读。就布朗肖的身份而言，最主要的是职业批评家，他一生绝大部分作品都是评论，评论的范围很广，很多作品也不为我们所知。他偏爱卡夫卡、荷尔德林等德语作家与马拉美、勒内·夏尔等诗人，比如1949年在《火部》里讨论了海德格尔、荷尔德林等，1955年在《文学空间》中讨论卡夫卡、里尔克，后来也针对哲学作品撰写评论。 当我们探讨许多布朗肖的观念时，我们绝对不能忽略这些针对具体作品的评论，否则对观念的把握可能会出现偏差。另外，由于布朗肖的思想不断吸收各种资源，所以他的思想也在不断发展，他的观点产生的语境和背景也需要展开和考察。比如“外部”的概念，在1955年的《文学空间》中出现，十五年后又出现在《无尽的谈话》，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1960年列维纳斯的《总体与无限》的发表对布朗肖影响巨大，之前的布朗肖明显受到黑格尔或海德格尔的影响，比如“作品”的概念来自海德格尔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中的大地与世界的概念，但后期布朗肖明确要逃离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海德格的存在论，《无尽的谈话》中的“外部”概念就是在此提出的。

主持人芬雷最后对活动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从知识、经验谈论布朗肖几乎是不可能的。布朗肖的反写作并不难读，关键在于今天的读者无法将自身融入到那一语境，融入到打断主体的经验、非人性的经验中去。讨论未来的文学，不是讨论某种文体，而是要朝向无限，希望借助打断主体性的经验，建构朝向无限他者的文学，其实现方式只有写作，而非知识。

另一方面，布朗肖强调阅读，强调重新开启作品，阅读就是召唤拉撒路复活。《未来之书》中提供了读者与无限他者接触的方式——文学要走向消失，一直在强调建构主体性经验的文学必须消失。（文/杜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