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对陈延年陈乔年下手为何又快又狠

电视剧《觉醒年代》的播出，让无数观众重新“发现”了陈延年、陈乔年这对英雄兄弟，感动于他们为国为民的牺牲奉献精神。整个七月，人们通过各种形式对延乔兄弟进行了纪念。

《觉醒年代》剧照，陈延年、陈乔年

影视剧让兄弟二人的形象生动、饱满，但也存在不少夸张和遮蔽。

为求更为真实准确呈现延年、乔年的成长经历、革命岁月和丰功伟业，日前，澎湃新闻与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徐光寿进行了专访，本篇谈兄弟二人的革命生涯与牺牲就义。

徐光寿

他们发展壮大了党组织，为革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徐光寿表示，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从苏联回国后，立即被委以重任，延年前往广州先任中共两广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不久接替周恩来担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乔年则是被派往北京，在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的领导下担任组织部长。两人均展现出卓越的工作能力和优秀的领导才干。

延年在广州时期，大力发展广东的党组织，党员人数急剧扩大，到1926年9月，党员发展到5000多人，占全国党员人数27.1％，居全国各省区首位。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成绩。因为广东是国民党大本营，他们显然不愿意共产党过度染指，加以种种限制。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在短期内发展这么多党员，非常不易！”徐光寿表示，党组织的迅速发展壮大，为接下来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取得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陈延年在罢工期间，经常深入工人一线，身穿粗布短衣与工人群众一起拉车、上街，赢得了工人们的敬重喜爱。

1925年初，中共广东区委部分成员合影，右起分别为杨匏安、陈延年、刘尔崧、冯菊坡。

乔年在北方则是面临另一种更为凶险的环境，直接面对施行军事暴力统治的北洋军阀，随时随地都可能流血牺牲。在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中，乔年冲在第一线，为此还被反动军警刺中胸部，险些牺牲。

在这样的环境下，乔年发挥组织才能，着力发展党员，既发展国民党党员，也发展共产党党员。为此，乔年经常深入学校、工厂、机关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在他担任组织部长的这段时间里，北方地区的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党员人数也大大增加。据统计，1924年5月时，全区党员仅有75人，而两年后的1926年7月，全区党员已达2069人，乔年功不可没。另一方面，他精心设计了各式统计表格，发给各级党组织使用；同时制定了组织工作制度，要求各级组织遵照执行。后来，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他设计的表格，并推广了北方区委加强组织建设的经验。

此外，他还主持创建印刷厂，翻印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向导》、印刷北京区委的机关报《政治生活》和一些传单；发挥外语优势，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在中共北方区委党校讲授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等课程，展现出良好的宣传能力。

《觉醒年代》剧照，张晚意饰演陈延年

延年、乔年在大革命期间，常常被认为与父亲陈独秀，在革命路线和策略上存在差异，被简化为“陈独秀妥协、两兄弟抵制”。在徐光寿看来，毫无疑问，延年、乔年是主张对国民党进行反击的，但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其所为“妥协”应该放到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当中去理解。

“我要澄清一下，真正主张妥协的是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鲍罗廷。”徐光寿告诉澎湃新闻，大权在握的鲍罗廷主张国共合作，共产党要帮助国民党工作，而不要去抢夺权力，甚至提出要共产党做国民党的“苦力”。在此指导思想下，鲍罗廷对于国民党新右派的进攻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妥协。

“陈独秀一开始就主张反击，屡次遭到鲍罗廷和共产国际的否决后，陈独秀非常生气，主张退出国民党，而且连续三次要求退出国民党。”徐光寿表示，外界很多人认为陈独秀和中共中央主张妥协，中共两广区委主张反击，这是误会，“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父子的意见是一致的，都主张反击。”

相隔一年同一地点遇害，他们是当年最美逆行者

1927年3月，陈延年奉命离开广州前往上海，途经武汉，参加了党的五大筹备工作。他回上海途中在南京得知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连夜赶到上海。面对大批革命者的尸体和血泊，陈延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李立三等联名发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电文。

此后，陈延年转入地下，着力于浙江、江苏和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工作，领导广大干部和党员与蒋介石的反共屠杀政策进行了勇敢的斗争。4月22日陈延年送走罗亦农、李立三到武汉参加五大以后，接替罗亦农任江浙省委书记，并在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为政治局委员。

徐光寿表示，有史料表明，当时的陈延年本有留在武汉等选择，甚至有让其接替陈独秀担任党的领导人的意见。但他毅然决然，服从命令，前往上海。当时的上海陷入白色恐怖之中，这时候回去意味着什么，他很清楚。同样，1927年受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前往上海的陈乔年也很清楚自己将面对什么样的环境。在徐光寿看来，他们就是当年的最美逆行者。

由于叛徒束炳澍（又名束炳如）的出卖，1927年6月26日上午9时许，上海中共党组织主要领导同志在四川路施高塔恒丰里104号（今山阴路恒丰里90号）住宅里举行秘密会议，传达五大的决议，撤销江浙区委，分别组建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陈延年任江苏省委书记。下午3时许，特务闯进省委机关，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陈延年力竭被捕，随即被押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驻沪特别军法处临时看守所。

徐光寿郑重强调：陈延年被捕时身份并未暴露，中共也组织了积极的营救。然而在看守所，陈延年很快就被另一个叛徒束月坡（化名戴盆天）指认而暴露真实身份，而并非传说的陈独秀世交、党内文化界人士、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请胡适出面营救延年而暴露的。所谓“汪孟邹——胡适-——吴稚晖”出卖陈延年的谬传可以休矣。

《觉醒年代》截图。1927年，陈延年在上海牺牲，时年29岁。

关于陈延年牺牲的时间，目前有“1927年7月4日”和“1927年6月29日”两种说法。今年7月4日，无数市民群众前往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祭奠陈延年，就是因为前一种说法流传甚广。但是徐光寿考证下来，陈延年就义的时间应该是1927年6月29日夜或30日凌晨。

不管哪种说法，从陈延年被捕到遇害，前后不过短短几天，反动派下手异常迅速，也异常凶狠。反动派下手为何如此之快，徐光寿认为，主要是因为陈延年太让他们害怕了。通过一些信件往来和私下的回忆，反动派都认为，陈延年的领导能力和党内威信很高，其可怕程度甚至超过他的父亲，唯恐夜长梦多、日久生变。下手如此之狠，则是震慑于陈延年正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血性精神，陈延年当时有言：“革命者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

就在陈延年遇害的半年后，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刚刚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主持了这次会议。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会址，陈乔年和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被捕。

被害前夕，陈乔年还乐观地对难友们说：“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难友们问他，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他回答说：“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1928年6月6日，年仅26岁的陈乔年在上海枫林桥畔刑场被敌人杀害，这里正是一年前哥哥陈延年牺牲就义的地方。

《觉醒年代》截图。1928年，陈乔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杀害，时年26岁。

【对话】

澎湃新闻：1924年回国后，陈延年被委以重任，被上海党中央派往广东工作。同年秋，陈延年接替周恩来任两广区委书记，直到1927年春。在粤期间，他展现了非凡的组织才能，被誉为“开疆辟土的拖拉机”。请您具体介绍下他这方面的工作和表现。

徐光寿：到1924年夏，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建立，国民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必须要把一批优秀分子安排回国，在大规模的洪流中大显身手。陈延年是1924年夏季和周恩来他们一起第一批从苏联回国的，但是由于途中路线不同，陈延年耽误了两个月，所以周恩来先回国内，不久被任命为中共两广区委书记。当时中共中央驻扎上海，下辖三大主要区委：中共两广区委驻扎广州，周恩来是第一任书记，陈延年稍后回国后也被派到国共合作的前线也是各种矛盾的漩涡广州，先任中共两广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不久接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

在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开始大显身手，展现了杰出的领导能力。一是大力发展了广东的党组织，党员人数急剧扩大。到1926年9月，党员发展到5000多人，占全国党员人数27.1％，居全国各省区首位。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成绩。因为广东是国民党大本营，他们显然不愿意共产党过度染指，加以种种限制。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在短期内发展这么多党员，非常不易！

澎湃新闻：有了组织基础，才能成功发动省港大罢工吧，延年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徐光寿：在两广区委书记任上陈延年做的第二个重要成绩，就是以他为书记的中共两广区委直接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这是我党领导的工人罢工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取得了最后胜利的一次，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气焰，支持了北伐战争。陈延年在罢工期间，经常深入工人一线，身穿粗布短衣与工人群众一起拉车、上街，赢得了工人们的敬重喜爱，也显示了非凡的组织才能。

澎湃新闻：陈乔年回国后，是去了北方协助李大钊工作吧。似乎也展现了出色的组织能力，另外在宣传工作上也表现不俗。

徐光寿：是的。延年去了广州，乔年去了北京。这一点也反映出陈独秀对自己儿子的放手使用，没有把儿子放在身边。他跟两个儿子五年不见，但还是着意磨炼他们。乔年在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的领导下担任组织部长，表现出高超的组织能力，同时也展现了他的良好的宣传能力。我们知道北方区委的工作环境相当险恶，直接面对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政府不仅是个反动政府，更重要的是，它是拿着枪实行暴力统治的，所以随时随地都可能流血牺牲。

为严密党的组织工作，加强区委对华北、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管理，准确掌握党的发展状况，乔年精心设计了各式统计表格，发给各级党组织使用；同时制定了组织工作制度，要求各级组织遵照执行。后来，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他设计的表格，并推广了北方区委加强组织建设的经验。

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是当时各级组织建设的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为此，乔年经常深入学校、工厂、机关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在他担任组织部长的这段时间里，北方地区的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党员人数也大大增加。据统计，1924年5月时，全区党员仅有75人，而两年后的1926年7月，全区党员已达2069人，成绩显著。

澎湃新闻：国民党还能谈一谈，北洋政府谈都没法谈。

徐光寿：当时的国民党毕竟还是统一战线的对象，要团结。北洋政府是革命的对象，要打倒。上海这边则是“四国三方”“一国三制”，有两大租界存在，安全上有回旋余地。中共北方区委的工作环境相比来说就最为险恶。

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乔年的主要工作一方面是发展党员，既发展国民党党员，也发展共产党党员。另一方面，乔年在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中冲在第一线，为此还被反动军警刺伤，被刺中胸部，鲜血立即浸透了上衣。他忍着剧痛，继续指挥群众撤退，后在同志们的搀扶下回到区委机关，差一点就光荣牺牲了。乔年在北方区委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澎湃新闻：那么他在宣传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徐光寿：乔年的法语、英语和俄语都很不错，所以在中共北方区委工作期间，他发挥所长，翻译和出版了一些马列经典文献和著作。据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郑超麟回忆，乔年经常把他所翻译的成果带到上海，由上海中共中央组织校对、出版、发行。

1925年，在李大钊提议下，中共北方区委筹办创建印刷厂，翻印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向导》、印刷北京区委的机关报《政治生活》和一些传单等。这个由陈乔年主持创建的印刷厂，在北洋军警的眼皮底下坚持工作1年多，保证了《向导》和《政治生活》在北京及时、按期出版，为宣传我党的主张，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25年春夏，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悼念孙中山、声援五卅等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在这些运动中，陈乔年不辞辛苦，四处奔波，协助李大钊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成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

中共北方区委党校在1925年10月间正式开学，乔年担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党的建设、世界革命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概况等课程的讲授任务。为准备讲稿，他常常彻夜不眠。他的课讲得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很有说服力，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澎湃新闻：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让步态度，有资料显示，陈延年表达了坚决的反对意见并且拒不按“整理党务案”规定交出黄埔军校内的共产党员名单。陈乔年对父亲和中央的决定是什么态度？

徐光寿：整个大革命期间，陈独秀和中共中央一直坐镇上海。过去一直认为，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时陈独秀主张妥协，陈延年主张反击。这一点我要澄清一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并非主张妥协，真正主张妥协的是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鲍罗廷。

大权在握的鲍罗廷主张国共合作，共产党要帮助国民党工作，而不要去抢夺权力，甚至提出要共产党做国民党的“苦力”。因为有这么一个指导思想，所以鲍罗廷对于国民党新右派的进攻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妥协。陈独秀一开始就主张反击，屡次遭到鲍罗廷和共产国际的否决后，陈独秀非常生气，主张退出国民党，而且连续三次要求退出国民党。退出国民党，与共产国际、联共中央的战略都是相违背的。也就是从此时起，共产国际开始不满于陈独秀。

话说回来，陈独秀屡次要求退出国民党，这种意见不可取，做法也不对。但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呢？当时幼年的中共中央确实没想出来，共产国际也没想出来，只是一味地压服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外界很多人认为陈独秀和中共中央主张妥协，中共两广区委主张反击，这是误会。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父子的意见是一致的，都主张反击。

澎湃新闻：迫于形势。

徐光寿：是啊！因为从党的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后，我们党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支部。共产国际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肃纪律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干部、经费主要都来自于共产国际。当然，无论如何，陈延年在广东两年多的区委书记工作确实做得非常出色，得到了我们党内一致的好评。

澎湃新闻：陈延年牺牲的时间有几种说法，您更倾向于哪一个？

徐光寿：关于陈延年牺牲的时间，目前有“1927年7月4日”和“1927年6月29日”两种说法。根据对解密档案资料和当时新闻报道的全面考证，我认为陈延年就义的时间应该是1927年6月29日夜或30日凌晨。先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驻沪特别军法处临时看守所关押、审问，是6月29日夜或30日晨在上海枫林桥畔刑场而不是过去所说的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被乱刀杀害的。这个问题，近日我将有专文予以论证。

澎湃新闻：从被出卖被捕到被戕害，这个过程，国民党下手速度非常快，为什么呢？

徐光寿：反动派对陈延年下手不仅非常快，也非常狠。从6月26日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到6月29日夜或30日晨被残酷杀害，前后仅短短3天的时间。反动派下手为何如此之快？主要是因为陈延年太让他们害怕了。通过一些信件往来和私下的回忆，反动派都认为，陈延年的领导能力和党内威信很高，其可怕程度甚至超过他的父亲，唯恐夜长梦多、日久生变。

下手又为何如此之狠，竟把他乱刀砍死呢？主要是陈延年宁死不屈，“革命者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反动派震慑于陈延年正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血性精神，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几个刽子手一拥而上，挥舞着大刀，把他的肉体砍得七零八落，反动派居然还下令不准收尸。

在《觉醒年代》的结尾，陈延年、陈乔年与吴稚晖决裂。

澎湃新闻：吴稚晖就说，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其实可以从侧面印证其对革命和党的贡献吧。

徐光寿：是啊！而且我们党也在全力营救陈延年，但是时间来不及。从当时反动派对中共主要人物的悬赏奖金来看，悬赏中共总书记陈独秀要三万大洋（后增加到十万），悬赏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有杰出军事才华的周恩来要两万五千大洋，但悬赏陈延年却要四万大洋。这就足以看出反动派对陈延年的仇恨、忌惮，所以下手又快又狠。

（实习生李泞伶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