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在流血，洛阳和其他地方的精英也在毁灭

本文摘自《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美]谭凯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 

图源于网络

相比黄巢对长安的占领，洛阳一开始的遭遇更好一些。韦庄大概在882年末或883年初经过洛阳。当时“巢寇未平”，在他完成于洛阳的诗作中，认识到世事之艰难——“如今父老偏垂涕”——不过很少描绘破败之城的景象。诚然，周边地区的军事化对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来说是一次打击。根据《秦妇吟》记载，883年春天时，“东西南北路人绝”。此诗随后写到一位老人对洛阳城西村庄情况的描述，当时驻扎于洛阳附近的一支军队，向邻村派遣了巡查之兵：

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

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垂年一身苦。

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朝饥山上寻蓬子，夜宿露中卧荻花。

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位洛阳大族成员的墓志中，草草附加了一句喟叹之词：“巩、洛兵荒，人无生理。”但是，虽然面临严重的人口短缺，相比于长安之毁灭，在880年代初，并没有来自洛阳的兵乱报告。

然而，当黄巢于883年被赶出长安后，相对稳定的河南急转直下。在向东逃窜时，黄巢与河南南部的蔡州军阀秦宗权（去世于889年）势力相结合。合兵于一处的叛军成为华北平原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经过了870年代后期王仙芝之重大破坏后，这一地区再次遭到蹂躏。洛阳东南方向许州李公鳆（约830~约882）的墓志描述了这一场景：广明中，无何，蚁结秦关，龙游蜀国。会天兵败寇，东下郾城。随邑居人，避地于许州龙兴寺西禅院之别宇，闭关默守，不与时交。黄巢本人虽在884年为其部下所杀，但他的死使局面更加恶化。秦宗权自称是黄巢的继承者，并称帝。在随后的战争中，他将淮南、河南和湖北等部分地区纳入其控制范围，所到之处，大肆破坏。不久，秦宗权得到了比黄巢更为残酷的名声，据传，他命令自己的军队行军时用车辆装载盐腌的尸体，以充军粮。连续的战乱导致农业生产继遭破坏，河南东部地区连续数年无人耕种。在880年代末和890年代初，生活于淮河、黄河之间五分之三至五分之四的人口死亡。

885年六月，洛阳终遭劫难。当时，秦宗权部将孙儒（去世于892年）占领了这座城市，又付诸一炬，“大掠席卷而去，城中寂无鸡犬”。破坏如此彻底，以至于下一位进入洛阳城的将领，必须搭建临时军营于城西的集市。次年，洛阳依旧是激烈争战之地，战火还波及黄河北边的河阳镇，以及东面的郑州。直至887年，此地的秦宗权军队才被彻底消灭。对于郑州和河阳两地居民而言，更不幸的是，当秦宗权和孙儒退出这两座城池时，他们“屠灭其人，焚其庐舍”。当仁慈的军阀张全义（852~926）于887年中期进入洛阳时，此地已全遭摧毁，“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大约在此时，诗人罗隐将这座唐帝国第二大都会称为“空城”，徐夤则在向西出城时目睹了当时的败象，写下两句诗：“贼去兵来岁月长，野蒿空满坏墙匡。”

幸运的是，与长安不同，洛阳得到了恢复。张全义是一位干练的治理者，享誉仁慈和公正之名，并主持了这个曾经伟大的城市之重建。洛阳成为附近地区难民的庇护所。更进一步，当张全义于888年加入朱全忠在华北平原组建起来的新政权后，洛阳不再是敌对军阀之间的战场。早在896年，朱全忠即开始考虑将洛阳视作唐朝政府的主要驻地。他命令张全义重新建造了东都的皇宫。同时，他在不同场合多次邀请皇帝驻跸于此，直至最终于904年以武力胁迫其迁都洛阳。整个十世纪，即便唐朝灭亡之后，洛阳一直是北方中国连续数个王朝的首都或陪都。然而，885~887年间的流血和破坏，对于居住于洛阳的大族来说，是无法估量的。

九世纪末，除了长安、洛阳及两京周围地带，更为南方的地区也遭受了战争所带来的破坏。当王仙芝还在北方肆虐时，浙江西道和江西赣江平原同时爆发了小股盗匪活动。这些盗匪被平息后不久，黄巢即向东南进军，渡过了长江。僧人贯休（832~912）当时住在邻近杭州的睦州，根据他对东南地区某州所遭受之破坏的描述，“黄金白玉家家尽，绣闼雕甍处处烧”。此时，黄巢的军队势不可挡，席卷各地，“大寇山难隔，孤城数合烧”。贯休本人大概逃入了如今绍兴的山中，并在题为《避寇上山作》这首诗中描述了完全混乱的景象：

山翠碧嵯峨，攀牵去者多。浅深俱得地，好恶未知他。

有草皆为户，无人不荷戈。相逢空怅望，更有好时么？

在俘虏了浙东观察使之后，黄巢继续向南，占领福州，其军队在此“焚室庐杀人如蓺”。传说他在占领更南方的广州后杀死了十万人，并在沿湖南的湘江北上时，洗劫了潭州（今长沙）——当时“流尸蔽江而下”——造成了880年初长江中游地区城市更大的浩劫。当年十一月，一方出土于和州的墓志揭示，被“草贼黄巢”所杀的志主是来自一个地方精英家庭的年轻人，且“以其年焚烧赤尽，人未归焉”。

在这个时期，即870年代中期至880年代中期，国家精英在地方上的三个聚居地（参见第二章所述）中的两个，江陵和襄州，化作丘墟。878年正月，王仙芝在他战死之前，劫掠了江陵外郭城，杀死了大量人口。第二年，当黄巢从广州开始其北伐时，据传有五十万大军，负责江陵城防的将领惊恐地逃跑了。他留下来收拾残局的部下趁机洗劫了城市，将一切焚烧殆尽，迫使居民逃入山中避难。随着一场反季节的暴风雪的降临，许多人冻死，导致“殭尸满野”。诗人郑谷从小长大的地方在靠近江陵的白社，由于听到兵火的传言，他在《渚宫乱后作》的前四句中写道：乡人来话乱离情，泪滴残阳问楚荆。白社已应无故老，清江依旧绕空城。襄州一开始比江陵要好。 879年十月， 支持唐廷的军队在襄州南面的荆门阻挡了黄巢。然而，883年和884年，襄州和其他湖北北部的州城，连续遭到秦宗权部将的进攻。更加糟糕的是，襄州和江陵都连续数年饱受干旱和蝗灾之苦；886年，两个州城都有人吃人的报告。直至秦宗权的一位将领于888年以州城投降朱全忠，襄州从未享受过和平。在广义的江陵地区，政治权威下降得更厉害，一度回到部落统治。

当然，迟至880年代中期，全国尚有数处人口聚集地是安全的。长江下游地区在乱世中未被波及，由分居长江两岸的权势藩帅扬州高骈和润州周宝（去世于887年）所保护。这两人都由中央朝廷所任命，并在黄巢占领长安时待在原地不动。随着882年高骈和唐廷之间关系的最终破裂，他得以全面掌控唐朝的这一重要的商业和农业中心，从而能够通过丰厚的地方赋税来支持其庞大的军队。在一位新罗幕僚的部分帮助下，高骈有效地运转其幕府，私下任命州县官员，而这在黄巢之乱以前是专属于朝廷的特权。在两京走廊地带的陕虢与河中藩镇也相对安全，由王重荣（去世于887年）和王重盈（去世于895年）兄弟及他们的儿子们所统治，成功地通过一系列结盟拖住了黄巢。这个地方正是司空图艰难地从长安逃出来后隐居之处；881年年中，带着儿子逃出来的寡妇韦媛（810~881）也来到了河中；在韦庄的《秦妇吟》中，那位秦妇也将此地目为“人间”。在880年代，自立的河北地区也未受影响。虽然邻近的河东镇早已开始沦入异族之手，沙陀人李克用及其盟友洗劫了该地数座城池并巩固其统治，直至923年重新统一北方中国。最后，880年代中期的四川——唐廷在黄巢占领长安期间的避难地——以及黄巢未能占领的，位于两京走廊地带最西端的凤翔镇，也相对稳定。

但是在880年代后期和890年代，即使这些地方，也陷入了动荡之中。周宝和高骈分别于886和887年被推翻并遇害，从而导致长江下游不再宁静。大都会扬州——作为三个国家精英地方聚居地中最大者——特别受到重创。在推翻高骈的内乱之中，这座城市已经遭到破坏。887年十月高骈死后，日后吴王国（902~937）的创建者杨行密包围了扬州城，在此期间，城中过半数的人死于饥饿。在杨行密入城后不久，曾焚荡洛阳和河南其他地方，之后被秦宗权派到南方来的孙儒出现于战场。他从杨行密手中夺取了扬州，一直控制着这座城池，直至杨行密于892年夺回扬州。在司马光看来，无论曾经在帝国中如何繁华，扬州及其周边地区经过五年的战争，已经“扫地尽”。在这五年间，孙儒、杨行密和钱镠（852~932）——日后吴越王国（902~978）的创建者——为了争夺长江以南的重要城市润州和常州，互相攻伐。两州超过五分之四的人口可能死于战乱。罗隐在880年代和890年代居住于东南地区，他在几句诗中描述了这一地区以及稍东的苏州所受到的蹂躏：两地干戈连越绝，数年麋鹿卧姑苏。疲甿赋重全家尽，旧族兵侵太半无。根据罗隐的描述，破坏如此之烈，以至于农田都成了野生动物的牧场。

虽然王氏家族直至九世纪末依然控制着陕虢和河中，这两个地方在880年代晚期和890年代依然处于动荡之中。王重荣于887年被暗杀，其兄王重盈找出杀手和他们的同伙，成功地报了仇。但在895年王重盈死后，他的儿子和两位侄子为争夺该地控制权而内斗，进而各为其主，发展为周围数个大军阀之间的河中争夺战。在890年代和十世纪最初二十年，河北也成为李克用、朱全忠和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去世于914年）之间持续流血战争的战场，夹处其间的另外两个自立河北藩镇也挣扎着谋求自立。在这几十年间，河北的战乱异常残酷。李克用的继承者在重新统一北方中国的前夜，才夺取了整个河北，从而给此地带来和平。就四川而言，在887年陷入动荡，因为日后前蜀王国（902~925）的创建者王建（847~918）开启了长达十年的统一蜀地进程。在唐廷流亡四川时，由宦官田令孜建立起来的以成都为中心的残余势力，也被王建摧毁。成都的人口亦因王建于890~891年间的围攻而受到重创。最后，凤翔镇在朱全忠于902和903年的围攻之下遭受重创。有记载显示，因饥荒与露曝，州民中有人吃人的现象。在李茂贞（856~924）释放了被他监视（supervision）起来的唐朝皇帝，交给朱全忠托管之后，围城方才结束。

直观呈现880和890年代动荡的一种方法，是追溯唐末五代初政治实体的领土，观察其瓦解与重新整合的过程。图5-1揭示了北方中国最重要的政权，以及它们在875~920年间所控制的藩镇，材料来源为编年史料和已出版参考书。图5-2揭示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州，而非以藩镇为单位的明确的领土变化。由于大小政权之纵横捭阖，即并不清楚某一特定藩镇或州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某个形成中的政权，实际上的情况可能远比图中所示更为杂乱。然而，有证据表明，黄巢之乱结束后二十年是一个最为混乱无序的时代，当时许多藩镇和州被自立豪强（两图中的空白格子）所统治。后黄巢时代的许多动乱，都来自这些地方统治者中的部分人试图占领相邻者的地盘，以求建立一个更大、更自足的政权。有观点认为整个唐宋之际的过渡阶段就是一段没有缓和的混乱期。事实上，最剧烈的动荡发生于黄巢起事后的二三十年。907年唐朝最后一位皇帝的退位，标志着相对稳定的局面已经回到中国本土的大部分地方。而且，只有当重建秩序的新政权追求政治正统时，方能许可他们宣称建立新王朝和王国。

作品简介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美]谭凯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

中古中国的门阀大族主导了中国数个世纪，关于他们在十世纪的完全消失，长期以来困扰着历史学者。在本书中，谭凯利用新的数据手段分析了大批量的史料，解开了他们消失的谜团。他通过所掌握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社会网络分析手段，系统地探究了近数十年前出土的数千方碑志，其中大部分从未被学者研究过。谭凯广泛地采用了摘自墓志、散文和诗歌中的轶事，来丰富其论证，从而将一千年前的男女形象变得鲜活起来。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揭示了在七至八世纪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变迁下，唐代门阀大族比我们之前所认为的更加成功。只有在880年黄巢占领长安后伴随而来的三十年大动乱时期，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才因大范围的肉体消灭而崩溃。唐朝并非亡于安史之乱，而是因黄巢叛乱造成的政治精英（肉体和精神）的彻底消灭而无法复辟。

谭凯（Nicolas Tackett），现任教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1998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2002年、2006年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Chinese Elites”。曾先后执教于田纳西大学(2006~2007)、斯坦福大学(2008~2009)、伯克利加州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