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少子化与单身寄生族

【编者按】

日本是一个少子化问题特别突出的国家。自1975年以后，日本社会的生育率持续下降，直到跌破国际警戒线，至今都徘徊于很低的水平。过低的生育率，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使日本深受困扰。

日本的少子化问题是如何开始的，又是如何加剧的？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结婚生子这么难？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山田昌弘研究了战后日本社会的变迁，在《少子社会》一书中深刻剖析了生育率下降背后的日本社会，重点展现了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如何影响了日本年轻人的婚恋观和生育率。本文摘自书中《单身寄生族的诞生》一节，澎湃新闻经上海教育出版社授权发布。

性别分工意识的延续

传统的性别分工中，结婚和育儿的费用，包括教育费，原则上都由丈夫负担。1975年以后，女性慢慢从家庭走入社会，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上升，家庭主妇减少。但是，已婚女性多从事兼职工作，城市女性多是在超市、零售店或者家庭餐馆等从事销售服务工作，农村女性则是在工厂从事装配和检验工作，作为家庭收入的补充，或者是为家庭预算留出余地。

这意味着家庭主妇即使重新参加工作，年收入也不会超过100万日元，这点在政府税收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家庭主妇兼职优惠政策（年收入低于一定水平则视为被抚养人）上有所反映。

虽然调查显示，1975年以后对“男主外、女主内”持反对意见的人确实慢慢增加，但是丈夫养家的意识仍然根深蒂固。这既是一个认知问题，也是男女不平等的现实反映——一般已婚女性的收入不足以养家糊口。

归根结底，面对妻子收入贡献小，上限为100万日元的现实，婚后生活水平和能用于育儿的财力，只能取决于丈夫的收入。

因此，收入低的男性很难找到结婚对象，这不能只归因于女性的择偶意识，还由于女性也要负担家庭经济责任这一基于两性平等理念的社会制度尚未形成。

不婚人士中的性别差距

传统的性别分工意识根深蒂固，丈夫养家的现实下，未婚人士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正如前文所述，男性若不具备收入增长的潜力，他被选择为婚姻伴侣的可能性会降低，这一类人多处于低学历和低收入阶层。

另一方面，对于女性，则在于能否找到收入高于自己期望的男性，找到以后，还要被对方喜欢。这基本上靠运气和吸引力。在1955年至1959年出生、截至2000年尚未结婚的人群中，按教育程度来看，初中毕业的女性有12％，高中毕业有7％，短期大学毕业的有9％，大学毕业的有11％。大学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或许因为学历过高、过低而被刻意避开，但与男性相比，这点差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换言之，在男性不期望女性养家的情况下，女性的学历、收入、职业等因素与能否结婚不相关。高收入女性结婚的可能性并不低，这一点可以从表5-3类比得出。30多岁的女性，年收入在300万—500万日元的未婚率较高，而年收入超过500万的话，未婚率降低。不如说，女性的未婚率很大程度上受与经济无关的因素影响，例如人际关系范围和吸引力等。

但是，女性对结婚对象的收入预期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以下是某次研究会分发的数据，该数据计算了与父母同居的女性的结婚率（图5-5）。

数据显示，女性结婚的难易程度，与其父亲的收入有关。当父亲收入是年轻人收入的两倍时，女性的结婚率就会降到40％以下；而当父亲收入是年轻人收入的一半时，女性结婚的概率就会超过90％。可以认为，在高收入父亲身边长大的年轻女性，对于结婚对象的收入期望较高，从而增加了她们找到结婚对象的难度。

关于人们寻找结婚对象考虑的因素已经进行过很多研究。比如，我多次引用的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持续进行的单身调查，虽然好在可以进行一段时间内的比较，但它只能选择是否重视某个项目——选择重视学历或收入时，不知道是重视高学历还是重视低学历（从常识上解释，女性重视对方的学历，是因为对方的学历和收入越高越好，而男性则是因为对方的学历和收入高于自己会感到自卑）。

这个调查还显示，男女双方重视的因素有明显差异。人品排在第一位并不奇怪，因为不可能有人愿意接受一个人品不好的人，调查问卷中设置这个选项是没有意义的。女性看中的是男性的经济实力，也就是收入是否稳定；而对于男性，女性容貌的排位靠前。这种趋势并没有明显改变。

单身寄生族的诞生

想结婚也找不到对象，于是在日本诞生了“单身寄生族”。我对这个词的定义是“毕业以后依然依靠父母生活的富裕单身人士”（1997年初次发表），但这个词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指代与父母同住的未婚人士。并不是所有与父母同住的未婚人士都生活富裕，但如果收入相同，与父母一起生活，可支配收入就会更高。反对“与父母同住的单身人士生活富裕论”的一个常见论点是，独居的未婚人士年收入更高，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日本，只有收入高，才有可能一个人生活。单身寄生族理论的核心是，即使是年收入较低的人，也可以比独居的年收入高的人生活更富裕。

事实上，整个80年代，与父母同住的未婚者数量和比例都在增加。根据日本国家统计与培训研究所的西文彦氏和菅麻里氏的统计，20—34岁年龄组中，与父母同住的未婚人数从1980年的817万、占比29.5％，增加到1990年的1040万、占比41.7％，此后涨幅不再增加（表5-4）。

80年代后半开始进入泡沫经济，与70年代相同，正式员工的比例仍然很高，年轻人收入也较稳定。即使如此，平均初婚年龄上升，未婚率也在上升，这是由于单身寄生族增加——对婚后生活的期望上升显著，并且高于年轻人的收入预期。

同时，单身寄生族的生活水平急速上升，流行电视剧中描绘着富裕又时髦的生活，年轻人中，名牌等消费开始繁荣，国际旅行也成为常态，产生了“花钱”来实现自我的风潮。

就算在泡沫经济时期，即使找到好工作，可以自给自足，也不可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当时，年功序列制还没有崩溃，年轻人的收入并没有显著增加。然而，年轻人毕业后找到正式工作，与父母共同生活，将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消费和休闲，导致了消费的繁荣。

但婚后，开始独立生活的话，可支配收入就会减少，此外还得自己做家务（图5-7）。据我参加的一项针对年轻人的调查显示，即使是同龄人，未婚和已婚人士的零用钱数额也相差甚大，这就是年轻人不想结婚的原因。

单身寄生的恶性循环

日本社会中，延迟结婚会延长与父母同住的时间，包括消费和休闲在内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提高，而这是无法靠自己的收入达到的。同时，人们的婚育生活期望值也在提高。所以，年轻人会继续留在父母身边，而未婚率随之上升。于是，未婚率上升和对婚姻生活的期望水平的提高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我称之为“单身寄生的恶性循环”。

20世纪80年代扩大的单身寄生族，并不是因为不想结婚而保持单身，其本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认为将来是会结婚的。

与父母同住的未婚者，男性多处于低收入阶层，而女性父母则多在高收入阶层。未婚男性认为如果将来收入增加，或者有女性接受自己现在的收入水平，就结婚；而未婚女性多与父母同住，期望遇到高收入男性。从这时起，“没有遇到合适的人”作为不婚的理由便增加了。

然而，日本经济已经无法挽回全体男性收入稳定增长的局面。有些女性可能幸运地与收入稳定的理想男性结婚，有些女性则会降低标准。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只是徒增年纪，却“结构性地”无法遇到合适的人结婚。

《少子社会：为什么日本人不愿意生孩子？》，[日]山田昌弘著，丁青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