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伍德《疯癫亚当》三部曲：科技对人类的异化

在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里，观众和读者震惊于虚构世界与现实之间日益模糊的界限。小说面世三十多年后，其中涉及的许多主题不仅没有过时，反而与日常生活产生越来越深切的共鸣。在她笔下的“疯癫亚当三部曲”中，又对极端环境下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提出全新的思考和洞见。

近日，《疯癫亚当》三部曲中文版首度集结，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并特别收录作者新版序言。8月14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评论家来颖燕、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杨懿晶齐聚朵云书院·戏剧书店，与读者分享他们的阅读心得和对阿特伍德其人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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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工程将带来“完美人”出现？

在阿特伍德的设定中，基因编写给罗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疯癫亚当》三部曲的第一部《羚羊与秧鸡》于2003年出版，对于当时的西方世界，基因编写并不是迫切的问题。但阿特伍德凭借优越的直觉，将基因编写作为重要的一条纳入“疯癫亚当宇宙”的末世背景中。2020年，法国科学家因发明基因编写技术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早在十七年前，阿特伍德就已经先验了这一结果。

在罗岗看来，“基因改组对人类的诱惑力太大了”。基因改组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能力，帮助治疗不治之症，使人类变得更好、更快、更强、更完美。如今，世界上有两种基因改组的情况：一种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实验，通常会引发能否工业化及如何监管等系列问题；一种就是小说中“秧鸡”式的生物黑客，他们逃避社会和国家的监管，进行各类疯狂的实验，比如自我注射基因来增强身体构造、自我进行肠道微生物移植来治疗肠胃炎，甚至注册生物黑客公司进行大规模实验。

小说中，秧鸡不是一名简单的生物黑客。在末日设定下，地球资源枯竭、贫富极端分化，秧鸡出于改良现实的初衷，尝试突破人类的局限：他试图将人类“低能化”，即创造出能自发进行光合作用的新型基因物种“秧鸡人”——也是他理想中的完美人类。然而，秧鸡创造出的完美人类并不为读者接受，这就引起了比世界末日更加严重的问题，也是阿特伍德对科技的反省与警惕：改变人类局限的限度在哪里？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不仅未能得到解决，反而愈加清晰。

叙述之路拯救文明

罗岗认为，小说中最重要的设定就是“秧鸡人”。在第三部《疯癫亚当》中，“秧鸡人”促进了“叙述”——这个重建文明的方式——的出现。当带领“秧鸡人”在昔日的废墟上重建文明的“雪人”陷入高烧昏迷，托比接替“雪人”，成为了和白纸一样简单的“秧鸡人”的新导师。在向“秧鸡人”阐释创世的过程中，“叙述”的作用开始显现。

小说中，秧鸡所设计的“秧鸡人”没有爱恨生死的欲望，他的初衷是希望人类之间不再有嫉妒和竞争。但他也忽略了一个事实：爱恨生死的欲望原本就是人类文明极大的推动力。因此，唯有通过“叙述”之路，“秧鸡人”才能避免沦落到天地未开的混沌中去，迈向真正的文明。一旦他们学会了讲故事，一段全新的人类历史就会正式开启。

在罗岗看来，自我保全的欲望决定了人不能独自面对危险的世界，携手共进是人类生来的命运，而合作必然产生交流，叙述由此而生。归根结底，人之所以为人是历史演进的结果。阿特伍德将叙述引为拯救文明之途，不仅是简单的人文主义思想，实质上是回到了科学，皈依到人类进化的历史中去。

“后人类”书写下的“生态女性意识”

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而言，《疯癫亚当》三部曲适于归纳为“后人类”书写。与17、18世纪文学尊奉人的至高无上不同，“后人类”书写主张从人类中心主义出走。在《疯癫亚当》三部曲中，人的基本设定可以利用生物工程改变，这意味着人的神圣性被彻底撼动，人不再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上帝也被弃置不用，因为人类自身便足以定义完美。

“后人类”书写通常分为两种：其一是以秧鸡为代表的“技术性后人类”，上帝在这类人的眼中不过是神经元的生化效果，他们不仅要求改造人本身，还要求改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二是以小说中的极端宗教组织“上帝园丁”为代表的“宗教性后人类”，他们把人从崇高的宝座上拉下来，和其他动物与植物平等相待。无论是“技术性后人类”还是“宗教性后人类”的塑造，都突显出阿特伍德高度的还原性眼光。她解剖了写作的禁忌，抵达了人类思考的极限，以及人类命运的极限。

在来颖燕看来，“宗教性后人类”在小说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其实是阿特伍德“生态女性意识”的外现。“生态女性意识”不是要将小说简化为一出大女主剧本，也不是要将作品局限在男女二元对立的所谓女性主义的框架中，而是要从女性视角关注并解决环境问题。

同时，阿特伍德在写作中也流露出对科技的警惕：她排斥科技制度化和集团化以后，对人类形成的异化。“尽管加入了这么多科技元素，能让故事继续发展的源动力依然是人性：贪婪、自私、爱慕、妒忌，人性始终是小说家创作的根本动力和不竭灵感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