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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加科夫:被埋没的俄罗斯文学大师

“假如像布尔加科夫和普拉东诺夫这些作家的作品,写完后就能和读者见面的话,我们所有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

“假如像布尔加科夫和普拉东诺夫这些作家的作品,写完后就能和读者见面的话,我们所有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著名文学创作论集《金蔷薇》的作者、俄罗斯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临终之前曾如此说道,言语之中不乏惋惜。帕乌斯托夫斯基提到的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1891—1940),这位早逝的“白银时代”文学大师,曾长时间被埋没于一度无比绚烂又一度无比沉寂的俄罗斯文学史。在他生前,作品因种种原因屡屡得不到发表,而其花费十年之功写成的文学名作《大师与玛格丽特》,更是在去世整整二十六年后(1966年),才和他所挚爱的俄罗斯人民见面。

中国读者对俄罗斯文学的印象,大多仍然会停留于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一批“黄金时代”的大师之上,但对布尔加科夫这个名字,或许也并不算太陌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在陆陆续续译介了他的《图尔宾一家的日子》、《狗心》等剧本和中短篇小说后,终于在1987年,最重要的代表作《大师和玛格丽特》也有了中文版(该年先后推出了由徐昌翰、钱诚翻译的两个译本,徐版译本初名《莫斯科鬼影》)。这个魔王撒旦拜访莫斯科的故事如此奇幻绮丽、想象奇特,那些幽默而不失从容的语词之下,处处潜隐着象征、隐喻、荒诞,盛开着超现实的旖旎花朵,又处处指涉了现实,精妙绝伦,令人拍案。它也被当时正在努力向外寻求现代性表达的国内文学潮流所捕获,余华曾于1996年写过一篇《布尔加科夫与〈大师和玛格丽特〉》,评价道:“在卡夫卡之后,布尔加科夫成为二十世纪又一位现实的敌人,不同的是卡夫卡对现实的仇恨来源于自己的内心,而布尔加科夫则有切肤之痛,并且伤痕累累。”

在作家去世26年后方才读到其杰作的人们,如获至宝,开始重新整理排列文学史的时间线,并发现它的创作时间比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一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更早。于是,作家本人被后世戴上了一顶“魔幻现实主义鼻祖”的桂冠,以至于马尔克斯不得不以祖母的名义发誓说,自己之前并没有读过《大师和玛格丽特》。但这些迟来的荣誉,其意义更多地只能是对我们这些热衷于标记“节点”的当代人而言的,已经和这位郁郁而终、生前没有机会去展露才华的作家没有什么关系了。

而布尔加科夫最初的梦想,其实并不是当一个小说家,是当一个戏剧家。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之前,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创作能够反映俄罗斯当代现实的剧本,帕乌斯托夫斯基曾将他的剧作和契诃夫比肩。但这条路出乎意料地艰辛而坎坷——他的十余部戏剧作品,绝大多数都不能上演。直到去世后,他的许多剧作才再次被翻出来,往往甫一上演便获得轰动效应,成为不少剧院多年来的保留剧目,他本人也被视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梦想成为一名戏剧家却在现实中不得志,最后以一部堪称天鹅之歌的“魔幻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获得了最高的声望,这自然归于布尔加科夫的天才所在,但细细品味,似乎又不能不暗示了一种略感悲凉的反讽人生,令人叹息。

在中国,人们更熟悉的也是《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盛名,对布尔加科夫的戏剧无疑是比较陌生的,仅仅在本世纪初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过一个选译本,内含三种剧作。时隔多年后,今年春天,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双头鹰经典”书系出版了《逃亡:布尔加科夫剧作集》,共收入七部剧作(其中四部为新译),并再版其两部长篇小说代表作《大师和玛格丽特》和《莫里哀先生传》,让人们得以再次与这位被埋没的大师相遇。此外,该书系还推出了勃留索夫、索洛古勃、安德列·别雷、布宁、安德烈耶夫、普拉东诺夫等20世纪俄罗斯作家的代表作品。

这些年,在与欧美文学阅读的对比观照下,往往有人惊觉,曾经影响了几代人的俄语文学正在变得遥远而陌生。但正如这个民族的性格,属于它的文学也内蕴着一种无法替代的忧郁和沉思气质。布尔加科夫,和他前代的、同代的那些作家们,始终接续着关心人类和大地的精神传统,将永远如同恒星一般,在北国凛冽而庄严的天空里,岿然不动。

一生

旧俄历1891年5月3日,布尔加科夫出生于乌克兰基辅的一个家庭,全名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他的父亲是基辅神学院的一位教授,宗教背景对他日后的创作有一定影响。

布尔加科夫18岁时,考入了基辅大学医学院,于毕业后成为一名医生,并和第一任妻子塔吉亚娜结婚。此时,正逢俄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应征入伍,进入前线医院工作。一战结束后,他和妻子回到基辅,当了一段时间的性病医生,并开始在业余时间写一些小说。

和大多俄罗斯作家一样,日后由医生成为作家的布尔加科夫,其一生的经历和写作也和大时代紧紧捆绑在一起,在时运的浮沉中变换着自己的位置——尽管多数时候,只是被裹挟着流转,或是进行微不足道的抗争。十月革命爆发后,乌克兰的旗帜处于不断更迭之中,德国人在乌成立的傀儡政权盖特曼、打着乌克兰民族主义旗帜的彼得留拉匪帮、邓尼金率领的白卫军(以支持沙皇的保皇派为基础,和苏联红军对立的军队),轮番到来又轮番溃逃。命运弄人,彼时的布尔加科夫,竟被这三个政权都抓去当过军医。这一段起伏多舛的早期行医经历,成为他的短篇集《乡村医生手记》的直接来源,但更重要的是,让他得以更加深刻地去认识和思考他所身处和见证的时代政治,动荡时期的何去何从、心灵拷问,成为后来他许多作品探讨的主题。

1919年秋,为了寻找参加白军、失去联络的弟弟,他前往被白军占领的高加索地区。在这里,他渐渐弃医从文,参加了《高加索》报的编辑工作。不久,白军逃离,布尔什维克到来,苏维埃政权接管了报纸,布尔加科夫被任命为文学版编辑,开始从事戏剧创作。

1921年,他来到莫斯科,希望能在首都实现文学梦想,但和所有怀着梦想的年轻漂泊者一样,在这个最为挑剔的城市里,经历了一段惨淡艰辛的时光。为了生存,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写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好在,努力最终得到了回报,他的作品开始不断地在阿·托尔斯泰主编的《前夜报》文学副刊上刊出,渐渐引起了莫斯科文学界的注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加入了人才济济的《汽笛报》编辑部,工作和生活渐趋稳定,文学事业也蒸蒸日上,《白卫军》、《不祥的蛋》等重要小说接连发表,并着手将这些小说改编为戏剧。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非常看好他的戏。

这个医生出身的年轻作者很快显露出了他在戏剧方面的惊人才华,《土尔宾一家》(由小说《白卫军》改编)、《卓伊卡的住宅》、《逃亡》等的上演均大获成功,场场爆满。尤其是《土尔宾一家》,斯大林本人也非常喜爱,亲自去看过很多场。随着舞台大幕在观众期待的目光中一次又一次拉开、演员在掌声中一次又一次谢幕,布尔加科夫这个名字变得家喻户晓。

然而,正当这颗新星冉冉升起时,接踵而至的却是命运的再一次捉弄。《白卫军》、《逃亡》等革命英雄题材剧在社会上获得好评的同时,因为其中白军形象的塑造问题,也招致了一些争议和批评。另外,他的另一篇充满想象力的重要作品《狗心》也未能通过,被拒绝发表。当时正逢苏联文坛“岗位派”极左风潮泛滥,媒体上开始对布尔加科夫充满了批评的声音,他的剧被一个接一个撤下舞台,有的已经排好了也被叫停,作品也不再有刊物和出版社发表。对于一个才刚刚崭露头角、兴奋寻求文学位置的年轻作者来说,这种变故和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

布尔加科夫尝试给斯大林写信,斯大林还是比较珍惜他的才华,亲自给他打电话,并安排他去莫斯科艺术剧院,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领导下工作。他转向了历史题材,创作出了《莫里哀》、《死魂灵》、《普希金》等剧本,但经历了种种波折后,他的戏剧生命已注定不能长久。斯大林诞辰时,布尔加科夫以斯大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为题材写了一个剧本《巴统》,作为艺术剧院的献礼。为了既能符合时代的要求,又能保持艺术的真诚,他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去做,但不幸的是,斯大林本人却不喜欢这个剧本,排演工作也没有进行下去。

《巴统》是他一生的最后一个剧本。出了问题后,布尔加科夫一病不起,终于在1940年3月10日于莫斯科逝世,年仅49岁。他被葬于契诃夫墓近旁,或许,这两位同样早逝的、同样兼擅小说与戏剧的、分别属于俄罗斯文学两座高峰——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大师,能够越过俄罗斯民族最跌宕的一百年历史,在地下相互致意。

真诚

布尔加科夫去世五天后,苏联著名作家、《青年近卫军》作者法捷耶夫在致他的第三任夫人叶莲娜的信中写道: “我立刻就意识到我面对的是一个惊人的天才,一个心地诚挚、禀性耿直的人,一个聪明出众的人。即使在他陷入沉疴的日子里,跟他谈话也依然趣味不减。这种情况在其他人身上是少见的。无论政治家还是文学家,都了解他是一个从不在创作和生活中用政治谎言玷污心灵的人。他走的是一条真诚的路,是始终如一的。”

这段评论,为后世描摹出一个立体的形象来:清癯,聪慧,机敏,幽默,而最重要的——真诚。

“他走的是一条真诚的路。”法捷耶夫如是说。多年后,剧作集《逃亡》的中文译者周湘鲁补充道:“怎样在面对 时代的要求 时保持真诚,布尔加科夫思考了很多。”

《土尔宾一家》、《逃亡》这两个反映革命的英雄剧,是布尔加科夫生前为数寥寥的有幸获得舞台表演的戏剧作品。它们均从白军的视角切入,披拂着一层战争浪漫主义,也显出了布尔加科夫自身对待时代和艺术的真诚所在。《土尔宾一家》改编自他自己的长篇小说《白卫军》,剧中的主要人物是一群沙皇军队的军官,与其说他们是面目可憎的对抗者,更不如说是一群被旧时代遗留下来,却不知道跟从谁、去哪里的彷徨者。曾经的统治者们逃走了,他们却无路可逃,死在了自己深爱的祖国土地上,或是无所适从地迎接未知的新生活。而在同时期其他作品中,白军的形象往往是标签化的,但布尔加科夫是特殊的、独异的,他赋予了他们正直、诚实、爱国的优秀品质,并探入了这一为时代洪流所裹挟的特殊群体的复杂心灵史。这应当也和他早年在外省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有关。

《逃亡》则以八场现实和幻觉相交织的梦,进一步展现了这群“旧时代的人”的流亡史。“我们打输了战争,被赶出来了”,但迈出俄国的国境,等待他们的不是自由,而是生计的艰难和尊严的尽失。有的人踏上了回到故国的长途,有的人在异国他乡饮下一颗子弹,和《土尔宾一家》一样,透过一个个在宏大历史中无法决定自身命运的微小个体,以及他们那带有北国特色的悲剧性结局,布尔加科夫表达了某种超越出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的、更为广阔和深切的对于人类的同情。

于是也因此,即便布尔加科夫是在20世纪20年代执笔写作的,即便他冀图反映的是俄苏那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史与心灵史,但当时隔将近一个世纪后,再次进入他的叙述时,也并不会因一道名为“环境”、“时代”或“意识形态”的屏障而被阻隔其外。真实的人性,真诚的思考,在任何时代都贯穿如一。

而这或许,又能够稍许安慰到布尔加科夫:毕竟,他在生前一直一直写,却没来得及和那些与他同时代的、身处他所反映的那个时代之中的人进行最直接的对话。

大师

译者周湘鲁在后记中提到一则轶事。他在彼得堡大学访学时,那里有一位文学教师曾半开玩笑地说过:“布尔加科夫是俄罗斯文学老师最爱的作家。考试的时候抽到了答不出来的难题,聪明的学生会将考题撇在一边,跟老师聊聊《大师和玛格丽特》,一般情况下,老师都会给及格的。”

想来实在有趣,在世界文学版图上标志出俄语文学之不可撼动巍然存在的,大概更多会是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这样的经典大师,或者蒲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这样的诺奖获得者等,生活在苏联时期的布尔加科夫如何能够突出“重围”,成为“最爱”?当然,所谓“最爱”自然不是绝对的说法,但若当读过《大师和玛格丽特》后,的确很难不被其中惊人的想象力和有条不紊的叙事所折服,仿佛变成了被沾染了魔法、跟在玛格丽特身后飞行的女仆,一路向下俯视奇幻的国度,发出惊呼。

《大师和玛格丽特》的阅读感觉,实在太不像典型的俄罗斯文学。典型的俄罗斯文学,往往是凛冽的、厚重的、严肃的、带有形而上的思索性质的,这或许和北方的环境与性格有关。但《大师和玛格丽特》,却是温情的、轻盈的、谐谑的、带有浓郁喜剧风格的。这个魔王撒旦拜访莫斯科的奇幻故事,上至判处耶稣死刑的耶路撒冷总督本丢·彼拉多,下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莫斯科文学圈,在现实和虚构的世界里自由滑行,其间时不时冒出的种种妙想,令人啧啧称奇亦捧腹不已。比如在魔王及其助手的恶作剧下,业余合唱团走火入魔,所有人说着说着话就开始唱歌,完全控制不住;又比如让一个人的身体消失,只留他的西装保持原来的姿势办公等等。这些旁枝末节的情节如此生动,仿佛写下这些段落的布尔加科夫,脸上正浮露出一丝狡黠的表情。

但热闹而圆满的故事背后,现实却是,《大师和玛格丽特》断断续续写了十多年(1928年开始写时初名《鬼怪的故事》),后来作家重病在身,不得不进行口授,而妻子叶莲娜就坐在床边,忠实记录下他的每一句话。直到去世,布尔加科夫也没能完成一份清稿。又是26年后,才得以出版问世。

彼时处于贫病交加中的作家,在他人生最后的年岁里,竟然写了这样一个从形式到内容都摆脱桎梏的狂欢故事,这本身就有些不可思议。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或许这种狂欢式的酒神精神,正成为了一种救赎,一种照亮。布尔加科夫在其形式和结构的游离之下,是对俄罗斯文学精神传统的继承。剥离出那些轻轻浮于文本之上的细枝末节,他最终想表达的,如最后撕去小丑假面的骑士们的夜空飞行一般,是一些优雅而贵重的东西。魔王毁掉虚伪的城市和卑鄙的权贵们,惟一拯救的是大师和玛格丽特这两个平凡的人,和他们之间绝对伟大的爱情。而大师在文学圈的不幸遭遇中,不难见到作者自身的影子。

自面世以来,《大师和玛格丽特》的主题一直被众说纷纭。但无疑,它已经成为了俄罗斯和世界文学史最宝贵的财富之一。(文/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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